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赞歌，是一首抒写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光辉史诗，是毛泽东许多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诗词中最早的一首词。这首词题为“井冈山”，内容却不是描写山景，而是通过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第二次反“会剿”战斗的关键一仗——黄洋界保卫战，热情歌颂井冈山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

　　词的上阕写战前气氛和敌我双方的态势。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这两句概括了红军士气高昂，严阵以待的雄壮声势，栩栩如生，为全词的雄伟气势以及词的结尾与红军的胜利作了铺垫。黄洋界处在井冈山上很高的位置，从这里向下远望各山头，到处是红军迎风招展的战旗；到处军号高鸣，战鼓齐奏。说明红军早已严阵以待。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回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解释是：“‘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旌旗’和‘鼓角’都是指红军。黄洋界很陡，阵地在山腰，指挥在山头，敌人仰攻。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旌旗在望’，其实没有飘扬的旗子，都是卷起的。”“山下旌旗在望“喻指山下的部分红军即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以及井冈山一带的赤卫队、暴动队等地方武装也在坚守井冈山，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山头鼓角相闻”，喻指守卫黄洋界的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利用悬崖峭壁的地形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两句用夸张的手法写敌人人多势强，气焰嚣张，红军被敌人重重包围；但在这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英勇的红军毫不畏惧，视万千敌人如虫蚁，沉着应战，泰然自若，岿然不动。衬托了红军英勇善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虽然敌人在数量上占了很大的优势，把红军一层又一层地包围起来，岿然”一词，充分表现了红军巍然屹立的雄姿。

　　下阕写战斗经过，军民万众一心，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战斗取得胜利。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这两句写红军已预料到了敌人会乘虚前来围攻，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筑好了防御工事，戒备森严，军民团结一致，众心成城，英勇抗敌的情景，写出了红军战胜敌人的原因。这里“森严壁垒”、“众志成城”，与“岿然不动”前后照应，既显得典雅雄壮，又韵味深长。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两句写具体的战场（黄洋界）和战斗结果（有人报告说，敌人听到了红军在黄洋界打的炮声，惊慌地在夜晚逃走了），即战斗取得了胜利。这胜利是通过“炮声”传报的，陈毅说：“在战争中尝有炮声雷鸣而敌已开始逃跑。此敌之起身炮也，我之送行炮也。不可不知。”这两句极为形象地描绘了这次保卫战，巧妙地嘲笑了敌人，有力地鼓舞了红军民，同时与上阕军军民的备战与岿然不动的情景照应，前后贯通，无懈可击。

　　《西江月·井冈山》是一首纪实性很强的诗歌，一首小令，仅五十字之简约篇章，却能如此真实地记录了黄洋界保卫战这样的一场战役，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之。这首“在马背上哼成的”诗歌，虽然是一首超小型的叙事诗，但纪实之中有言志，有抒情，有议论。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与《井冈山的斗争》这样的政论长文，居然可以如此紧密地互文见义。在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全新革命战略的年代，毛泽东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把自己的政论思考熔铸到自己诗词的意象之中，其抒情逻辑蕴涵着他在军旅征战之中的革命预见。这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诗词的一个最有时代特色和个人风骨的特点。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

　　这篇文章作者先写关中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写弱冠之时，无暇欣赏关中之美，长大后想象与友人结庐南山，闭门读书，伸眉高谈，脱屣世事；如今友人归秦，而自己未能同行，遗憾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作者对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进行了讽刺，表达来春与友人相聚秦中的美好愿望。文章质朴恬淡，潇洒自然。

　　文章开篇落笔，便直写秦中风土民情之美，并以“天下莫与为比”的赞语和“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的事实加以突现。接着是作者回忆秦中往事。随着阅历增多，元好问由“沉涵酒间，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以至于每闻谈及秦中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然后引出送别之人，言昔日常相约在终南山“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脱屣世事”，过游山访古的自在日子。只可惜“家在嵩前”，终难如愿，不禁为“二三君之便于归”慨叹不已。若是一般送别文字，到此当可收煞。然而作者笔锋陡转，另起一端，锐意讽刺那些沽名钓誉、迫名逐利的仕途小人，表达自己对朴素、恬淡的田园生活的神往。显然，作者巧妙地以送别为名写秦中之美，其最后归向是表白自己洁身自好、愤世嫉俗之心，故冲淡了离情，而由归去之乐占据上风。

　　文章以浓墨重彩极写山川之胜，人情之美，且皆从大处着手，虚处落笔。如介绍秦中奇观天下为尊，一概粗略勾勒，在整体上给人大致印象。虽提及周汉都邑、蓝田、鄂、杜，却又似蜻蜓点水，不作深入细致描写，仅以作者对秦中由来已久的切身体会来着意渲染，字里行间真情洋溢。同时，写秦中诸人，以“二三君多秦人，与余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一笔带过，然后补叙闲居南山的旧约。“二三”乃虚数，实为几人不得而知，其余就更是无可奉告了。虚写秦中秀色，易激发读者好奇心，探寻关中究竟美在何处，于是就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引人神往；“二三君”不明其人，可作“质直尚义”的关中人物代表。作者与之志同道合，反衬出秦中人情之醇美古朴，民风的慷慨耿介。作者此笔，虚实相映，于空灵中见深意。同时，人情美与自然美的融合，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秦中之美。而这种浑然一体的美，又恰好与后文作者所竭力鞭挞的“众人所必争”、“造物者之所甚靳”的“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相比较，关中自成了净土和归宿。

　　缘情而化，跌宕成韵，显示了文章的语言风格。“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皆四六句相间，整饬精巧而又流转活脱，胸中情致随之直泻而出；抒写“二十许时”、“长大来”对关中的不同感受，则又笔法酣畅悠忽、疾徐有致，“津津然”喜气溢于言表；提及闲居之乐，则不乏桃源之风，至于澹泊清纯，语言也近乎典雅，往往使人想起终南山、“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下》）、“伸眉”高谈（司马迁《报任安书》）等掌故；指斥世俗污浊，歌咏“方之外者”（《庄子·大宗师》引孔子语），顿然浩气充溢。文风沉稳而峭拔，句式不求工巧，唯在气魄。篇末以呼告式语句“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之上矣”结束，又与前之“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一气贯通，文人才子潇洒飘逸、倜傥风流之态，呼之欲出。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豪商富贾唯利是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和官商勾结的情形，表达了诗人对“高资比封君”的商贾的鄙夷，对“辛苦事寒耕”的农夫的同情。这首诗共有二十二句，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两句是第一段。这段总写了商人的唯利是图。诗人只用十个字，既指出了商人的游无定所，又点明了商人游为利并，非常深刻地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

　　第二段共有八句，具体地描述了豪商富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

　　《贾客词》中所披露的奸商牟利的手段有三：其一是“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这可以概括为“以次充好”。其二是“心计析秋毫，捶钩侔悬衡”。这可以概括为“短斤少两”。其三是“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这可以概括为“倒手转卖”。奸商就是用各种手段牟取暴利，使他们的财富与日俱增的。然而商贾是贪婪无厌的。

　　“微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他们乞求神明保佑发大财，念念不忘的唯有一个“利”字而已。这段纯用白描手法，没有丝毫的修饰，没有半点儿夸张，使人感到非常真实，非常自然。这八句诗中，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对奸商的鞭挞的。诗人只是不厌其详地描写了商人牟利的手段。然而读者所感觉的却是诗人把奸商牟利的手段描写得越详细，对奸商的揭露就越深刻。诗人是用奸商自己的行动把奸商鞭挞得体无完肤的。这八句诗，虽然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表达诗人的感情的，但是字里行闻无处不充满着诗人对奸商的无比憎恨。

　　第三段共有十句，详细地描绘了豪商大贾富逾王侯，穷奢极侈的生活和官商勾结，豪商肆行无阻的情景，揭露了官商勾结造成的危害。

　　“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以商贾妻女装束的华丽，烘托了商贾的富豪。“高资比封君，奇货通幸卿”，一石二鸟，既讲明了豪商富贾家居“奇货”，资财无比，如何豪富，又揭出了他们致富的诀窍是以“奇货”通融“幸卿”。因为官府庇护豪商，所以豪商多有不法。奸商在官府的庇护下，象老鹰一样贪婪，使出一切手段抓钱，钱串子如条条盘龙，数也数不清。他们的巨大货船，航行在水路要道。他们的店铺高过高楼大厦。他们不论是行是止，时时都有歌舞音乐伴随，各地关卡，都不征收他们的税务。商之所以巴结官，是为了借助于官的“势”；官之所以庇护商，是为了捞点儿商的“财”。这对官商勾结的揭露非常深刻。

　　第四段是最后两句，紧接前段，在大肆铺陈豪商富贾如何奢华之后，提出了“农夫何为者”的发问，把“辛苦事寒耕”的“农夫”和“行止皆有乐”的“贾客”加以比较，卒章显志，表达了诗人对商贾的鄙夷和对农夫的同情，使诗的主题得到升华。农夫和贾客的比照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有此一笔，这首诗便不同凡响，无此一笔，这首诗则了无新意。

　　这首诗所反映的“四方之贾，以财相雄”、“贾雄则农伤”的情况是真实的。这首优秀的现实主义的诗篇，对豪商富贾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对茹苦含辛的农夫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