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二句写暮春景象,诗语无片言只字言及暮春,远比明言还要强烈。因为四种物色的形象是那样鲜明,有力地打人人们的感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可以看出:那育雏的春莺就栖止在浓枝密叶之中,那欲绝的游丝也正伴着黄蜂飘然飞去。动静相问,层次分明,交织成一幅浑融的圆面,见出诗人运笔状物之妙。
次二句转入人事活动。两句诗只摆出青春少年,妙龄女子,青白色的酒壶中满盛着琥珀色美酒,不再说什么,而一幅青年男女游春宴饮的画面已呈现在我们眼前。至于那宴饮的具体情景,是否“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欺缴”,都留给人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去加以补充。艺术的启示力极强,含蓄而有余味。将这两句与首二句合观,宴饮乃发生在暮春背景之下,这不禁又发人深省。明媚春光,可谓良辰美景。男女游赏,可谓赏心乐事。面对暮春,他们是想用赏心乐事去冲淡良辰美景即将逝去的失落心境呢?还是惶恐于良辰美景的即将消歇,想更多享受一些赏心乐事呢?总之,两种情景的重合,使这两句诗从字面之外喷薄出一股珍时惜逝、汲汲不可终日的浓郁情思。诗意不是出自诗语所叙,而是产生于甄种情景的配合,耐人品味,妙不可言。
诗的后半句写大好春光无可挽回地逝去。这样一点简单的意思,用了四句诗,却不觉冗长,其中大有奥妙。“花台”二旬将花与春充分拟人化,写得生动引人,情意缠绵。本来是春去花谢,主动者在春,诗人却偏偏反转来说,花谢春归。由于花事欲暮,不免使春兴味索然,要黯然辞别归去了。然而花对于春,又是那样饱含系恋之情。你看,花瓣虽已离枝,却还要做一次最后的挣扎,随风回旋起舞,它是多么想用自己的生存留住那美好的春天。这落花恋春的背后又何尝不括含青年惜时的深慨。落花的情态又不免诱发一个问题:它那竭尽生命的努力,便能留住春天吗?这使得后两句很自然地成为这一问题的回答,一呼一应,迭宕有致。四句诗里隐含一问一答,以落花为问,以榆荚为答,构思巧妙,笔路活脱,意趣盎然。
这首诗形象凸出,色彩鲜明,无论是垂杨春莺,残丝黄蜂,还是绿鬓金钗,落花青钱,无不、以其分明的形色深深印入人们脑中。而其组章造意,含蓄奇掘,攫人思绪。这些都表现了李贺诗艺术的特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垂杨的绿叶已老,莺鸟在哺育幼雏,柳絮不再吹绵,黄蜂儿已不见踪迹。
头发漆黑的少年伴着金钗女郎,手执银壶,仍在琥珀美酒中沉溺。
花台已经向暮,芳春就要告辞,晚风吹起了落花,正在半空中飞舞。
夹城路结满榆荚,似在催游人归去,哦,夹城路,一条青钱铺就的路。
注释
残丝:游丝也,虫类所吐之丝,飘浮空中。沈约诗:“春风起春树,游丝暧如网。”
绿鬓:乌黑的头发。
年少:少年。
金钗客:指女郎。
缥粉:青白色。
琥珀:松柏树脂的化石,色淡黄或红褐,此指琥珀色的酒。
沈郎:晋代沈充,《晋书·食货志》载吴兴沈充铸小钱,谓之“沈郎钱”。
青钱:榆荚,色白,成串,形似钱。
夹城:唐代长安东城墙为双重城墙,中有路,很宽大,是帝王自宫中赴曲江、芙蓉园游览的通道。
李贺幼而能文,贞元末即已有名。当时结伴游春,乃是昌谷的旧俗。李贺见榆荚满路,落花回风,感时光易逝、春去难留,满怀愁思,颇有感触,于是便写下了这首诗。此诗虽作于暮春,然此诗不若其后诗作情调之悲凉。
首二句写暮春景象,诗语无片言只字言及暮春,远比明言还要强烈。因为四种物色的形象是那样鲜明,有力地打人人们的感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可以看出:那育雏的春莺就栖止在浓枝密叶之中,那欲绝的游丝也正伴着黄蜂飘然飞去。动静相问,层次分明,交织成一幅浑融的圆面,见出诗人运笔状物之妙。
次二句转入人事活动。两句诗只摆出青春少年,妙龄女子,青白色的酒壶中满盛着琥珀色美酒,不再说什么,而一幅青年男女游春宴饮的画面已呈现在我们眼前。至于那宴饮的具体情景,是否“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欺缴”,都留给人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去加以补充。艺术的启示力极强,含蓄而有余味。将这两句与首二句合观,宴饮乃发生在暮春背景之下,这不禁又发人深省。明媚春光,可谓良辰美景。男女游赏,可谓赏心乐事。面对暮春,他们是想用赏心乐事去冲淡良辰美景即将逝去的失落心境呢?还是惶恐于良辰美景的即将消歇,想更多享受一些赏心乐事呢?总之,两种情景的重合,使这两句诗从字面之外喷薄出一股珍时惜逝、汲汲不可终日的浓郁情思。诗意不是出自诗语所叙,而是产生于甄种情景的配合,耐人品味,妙不可言。
诗的后半句写大好春光无可挽回地逝去。这样一点简单的意思,用了四句诗,却不觉冗长,其中大有奥妙。“花台”二旬将花与春充分拟人化,写得生动引人,情意缠绵。本来是春去花谢,主动者在春,诗人却偏偏反转来说,花谢春归。由于花事欲暮,不免使春兴味索然,要黯然辞别归去了。然而花对于春,又是那样饱含系恋之情。你看,花瓣虽已离枝,却还要做一次最后的挣扎,随风回旋起舞,它是多么想用自己的生存留住那美好的春天。这落花恋春的背后又何尝不括含青年惜时的深慨。落花的情态又不免诱发一个问题:它那竭尽生命的努力,便能留住春天吗?这使得后两句很自然地成为这一问题的回答,一呼一应,迭宕有致。四句诗里隐含一问一答,以落花为问,以榆荚为答,构思巧妙,笔路活脱,意趣盎然。
这首诗形象凸出,色彩鲜明,无论是垂杨春莺,残丝黄蜂,还是绿鬓金钗,落花青钱,无不、以其分明的形色深深印入人们脑中。而其组章造意,含蓄奇掘,攫人思绪。这些都表现了李贺诗艺术的特色。
这首词写思妇离情,为怀旧思远之作表现她对相聚时短,相别时速的无限怨恨之情。这种怨恨之情贯穿全篇。
上片写人、记事。开头即写初次相会时的突出印象,旨句“蕊黄无限当山额”,先从女主人公的额妆入笔,写出唐时流行的妇女妆饰美,由妆饰美,映托出女性形象美。下接次句,“宿妆隐笑纱窗隔”,写美人慵懒、怨淡的情态。此处“宿妆”,是在昭示女主人公晨起未理新妆,一副无情无绪的慵懒之状。“隐笑”二字,指笑意收敛、隐褪不显,表达一种忧苦、怨淡的表情。
“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二句,叙写相见旋别情事,有“相见何迟,相别何速”之意,点到“离情”的题上来。”相逢牡丹时”一语双关,牡丹既是说花,也是说人,都是最美的青春时节。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词人借用一个“暂”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相见”时间之短暂;紧接又着一“还”字,表明离去匆匆。而在此之前“相见牡丹时”的欢笑与种种美好的情事,伴随着“暂来还别离”的词句倏然远去,引起后面无限的伤感。
下片写饰物、写美景,烘托“别离”的情思。女主人公头饰非常美,翠钗闪烁着金黄碧绿的光泽,且以金作股,可见其贵重。钗由两股组成,古代情侣分别时常常掰钗为二,二人分执一股,以表相思,盼望重合。词人以重笔描摹“金作股”的妇女头钗,不单单是追求词句精致的装饰美,其深层的意蕴还在于以金钗暗示二人“似金钿坚”的爱情,以及女主人公对爱情持守的坚定。蝶双舞,这是借助钗上装饰的双飞蝶,象征美女的脉脉芳心,同时也反衬她孤独的心境。从翠钗上双双蝶舞,感伤别后的情难再遇,勾起无限心事重重,不得平复。
“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二句倒装,意谓对着当头明月的满枝繁花,也无从诉说她的心事。“心事”二字,承“暂来还别离”而来:女主人公因追忆往日爱情的欢乐,而更加剧对离人的相思之情,“竟谁知”三字透露着女主人公深深的叹惋。词情至此,已趋整合,这种无人知晓又难与人说的情感,再怎么表达也只能沉默。所以,最后一句,“月明花满枝”,表面上看,是在描写明月朗照、鲜花满枝春夜美景,而进一层,则是女子在夜深人静之时,只能对着空中明月和园中花枝,无声苦相思,良辰美景徒然虚设。以淡语收煞,融怀人的情思于眼前之景,意境凄迷。
这首词的创作,很典型地体现温庭筠追求一种隐约含蓄之美。作者选择具有丰富象征意义和暗示作用的“妆”与“饰”,来表达人物内心深隐情思。全词惟有结句一句是写景,也是以美景隐悲情,令人回味无穷。
第一首诗,首联先写草堂的环境:草堂离城郭很远,庭园开阔宽敞,旁无村落,因而诗人能够极目远眺。中间四句紧接着写眺望到的景色。“澄江平少岸”,诗人凭槛远望,碧澄清澈的江水,浩浩荡荡,似乎和江岸齐平了,这是写远景;“幽树晚多花”则写近景,草堂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木,在春日的黄昏里,盛开着姹紫嫣红的花朵,散发出迷人的清香。五、六两句刻画细腻,描写极为生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鱼儿在毛毛细雨中摇曳着身躯,喷吐着水泡儿,欢欣地游到水面来了。燕子轻柔的躯体,在微风的吹拂下,倾斜着掠过水蒙蒙的天空……这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诗人遣词用意精微细致,描写十分生动。“出”写出了鱼的欢欣,极其自然;“斜”写出了燕子的轻盈,逼肖生动。诗人细致地描绘了微风细雨中鱼和燕子的动态,其意在托物寄兴。这二句诗流露出作者热爱春天的喜悦心情,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诗语忌过巧。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之妙,如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细雨着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胜 ,惟微风乃受以为势 ,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句。”尾联呼应起首两句。以“城中十万户”与“此地两三家”对比,更显得草堂的闲适幽静。这首诗写傍晚时分所见到的微风细雨中的景象,表现了环境的清幽美好和诗人闲适宁静的心情及其对大自然的热爱。全诗八句都是对仗,而且描写中远近交错,精细自然,“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见其刻划之痕。”它句句写景,句句有“遣心”之意。诗中描绘的是草堂环境,然而字里行间含蕴的,却是诗人悠游闲适的心情和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
第二首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言志。开篇描绘的是四川一带夜里常常多雨的天气:晚上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夜的雨,等第二天出门以后,靠在水边的栏杆上远望,才看到天色已经开始放晴。夜里的降雨和天明后的放晴构成了对比,烘托出晴朗天气的可贵,由此也引出下文。由于雨水的淋洗,四周的花叶变得很湿润,树林里也布满了水洼;淋湿的衣服已经干了,枕席也变得干净。“叶润林塘密”,表现出诗人生活环境的清幽和静谧;“衣干枕席清”,显示出夜雨的绵长细密,也显示出诗人住所的简陋。紧接着,诗人描写了自己年老多病的现状,表达了他厌倦浮名的心情。“不堪”说明诗人老迈之甚,“何得”说明他对浮名厌倦之深,语气强烈,感情激荡。最后两句写他慢慢倒酒而饮,借此来消遣余生,表达了诗人对自己身世遭遇的感慨和无奈之情。这首诗与前诗相比基调就沉重了些,描绘了一番蜀地的景象。在咏物的同时抒发了诗人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和郁郁不得志,而又感慨自己老迈无力去改变现世,无奈饮酒来得以消遣。
这首词上片写想象中的汴京元夜之景,下片写现实中羁旅穷愁,无法排遣的一种无奈心情。上片虚写,下片实写;一虚一实,虚为宾,实为主。
首句“闻道长安灯夜好”,“长安”点“都城”,即汴京。“灯夜好”点“元夕”。词题即在首句点出。“闻道”二字,点明都城元夕的热闹景象都是神游,并非实境。不过,这“神游”并不是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也不是对于期待中的未来的憧憬,更不是梦境,而是在同一时刻对另一空间的想象,即处凄冷之境的“江南憔悴客”对汴京元夜热闹景象的想象。摆脱现实的束缚,按照自己潜在的心愿作几乎是无限的发挥。“雕轮宝马如云”毛滂这一句极言“雕轮宝马”之多(“如云”)。词人把都城元夕的繁华景象描摹尽致。但是,这一片繁华都只是词人想象的产物,首句“闻道”二字点明了这一点。上片越是写得繁华热闹,则越是反衬出下片凄清冷寂的尴尬之状。下面三句词人把汴京元夜从地上移到了天上,以想象中的仙境喻都城元夕的盛况。“蓬莱清浅对觚棱”是描写汴京元宵之夜宛如神仙境界。“玉皇开碧落,银界失黄昏。”“碧落”,犹碧天。“玉皇”句中的“开”字启人想象。言“开”,则“碧落”原是“闭”着的,只是在上元之夜,玉皇才将原是“闭”着的“碧落”“开”了。“碧落”既“开”,则天上的星儿、宿儿便纷纷下落,使“银界失黄昏”了。词人的写法无非是把人间的皇帝搬到了天上,以在想象中染上一层迷离恍惚的色彩,使帝京元夜在词人的表现中更加热闹罢了。
下片首句,“江南憔悴客”是作者自指。“谁见”,设问之辞,意即无人见。特指作者自己深深思念的妻子反不知自己待罪客舍的窘境。这一句,以设问的口气写出了自己的孤寂。“谁见”二字还将读者(也使作者自己)从想象中的繁华景象拉回到凄冷的现实中来。“端忧懒步芳尘”,这是写闺中人对那元夜的繁华早已失去了兴趣,毛滂词中的闺中人则无须去“寻”,她知道自己的丈夫远在千里之外,乃“懒”去那元夜繁华之地。她只在闺房中,在“小屏风畔”,独对薰香袅袅,薰香则渐冷而凝。一种无奈之状展现在读者眼前,像是一幅画得极高明的《闺中夜思图》。这种描写,只是词人的设想,但是设想闺中人在思念自己,也就更深刻地表现了自己在思念闺中人。“酒浓”句,词人从对闺中人的思念中回到现实中来。上元之夜,本应是欢乐之夕,而作者自己却处在待罪羁旅、凄冷孤寂的心境中,去消受那本不应如此凄清的元夜之夕。“春梦”只能于“酒浓”时去做。而酒并不能真的解忧,它只是使人于麻醉中暂时忘却而已。结句“窗破月寻人”,写词人孤寂一个,只有元夕之月伴春梦之人。“寻”字,以人拟月。这位“江南憔悴客”,待罪羁旅,没有人去“寻”他,只有月从客舍的破窗隙中来“寻”,越显其孤独寂寞,心情已从凄冷变成凄苦了。
这首词以乐景写哀情,将词人羁滞异乡、困顿潦倒、憔悴不堪的苦境与悲怀抒写得缠绵悱恻 。然而,尽管词人满怀苦情,却又以飘逸秀雅的笔调抒写内心的情怀,使全词充满了潇洒风流的情致。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