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前八句概述刘邦起义到据有天下的过程，之后四句写刘邦和项羽关系的转变过程，最后六句点明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全篇一气呵就，造语雄健，神采飞动，如行云流水，自然浑成而感情充沛。

　　此诗用平声真韵，一韵到底，杂以偶句，是一首典型的五言古诗。起笔二句高度概括了刘邦自沛县起义至登上显赫地位的情形。“跃鳞”二字，比喻形象生动，用得极妙。

　　接着二句写刘邦手提“三尺剑”，率军攻入武关，占据威阳，使秦二世投降，消灭了无道的秦朝。再接着四句写群雄并起灭秦，后刘邦任用群英，用五年时间击败项羽，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其威势刚猛，震动天下，使诸侯宾服，登上了皇位。

　　“五星三”三字尤妙，既是吉祥语，又是新巧比喻，暗示了刘邦必然得志，贵有天下民。之后四句揭示刘邦和项羽的关系：始而联合灭秦，后而分裂对抗。

　　前二句言二人共同抗秦，曾“约为兄弟”；后二句言刘邦在楚汉争斗中两次遇险：一是刘邦赴鸿门宴，差点被范増、项庄谋害；二是荥阳之役，汉军被围，刘邦乘间逃遁。此二例选材典型，见出刘邦愈挫愈奋，在紧要关头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最终获得胜利。

　　最后六句揭示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一是将士征战的苦辛，二是善于驱使韩信、彭越等爪牙，三是善用张良、陈平等谋士。其中，最后的“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二句以批判的眼光总结朝代废替，兴亡感慨之叹喷涌而出，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以前朝为鉴，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

　　全诗用传体将汉高祖一生重大经历浓缩入诗，以创业之艰难烘托其建立西汉王朝的伟大功绩，同先唐其他诗作感情基调一致，而全用史事，选材典型，简练概括，寓慨良深。

　　《夜泊钱塘》为明代著名散文家茅坤所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主要叙述作者夜间游览钱塘县的经过及所见景物，是一首典型的游子思乡诗。

　　“江行日已暮”，行船于江中，夕阳西下，早已是傍晚时分。傍晚之际，正是一家其乐融融的时候，远在天涯的游子看到夕阳，思乡之情也格外深沉。“何处可维舟”想要落脚休息，可是“何处可维舟”，偌大的钱塘江，竟没有一块可以拴住小船的地方吗？这句话写出了飘荡在外的游子对于无家可归的凄凉心情。

　　“树里孤灯雨，风前一雁秋。” “树里”“风前”承受着餐风饮露的生活，这就更让诗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此时正是“孤灯”难眠，见“雁”思归之际。

　　“离心迸落叶，乡梦入寒流。”在作者的眼里，树叶也因难以承载离别之情而坠落，连“寒流”也载不动思乡之梦。

　　“酒市哪从问，微吟寄短愁。”寻“酒市”，是想“借酒消愁”，可是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借酒消愁愁更愁”，“杯酒”哪能化解浓浓思乡之情？轻轻吟唱思乡曲，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二月的江南花开满枝头，在他乡过寒食节足够悲哀了。

　　寒食节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当春二月。由于江南气候温暖，二月已经花满枝头。诗的首句描写物候，兼点时令。一个“满”字传达出江南之春给人繁花竞丽的感觉。这样触景生情，颇觉自然。与这种良辰美景相匹配的应该是赏心乐事，第二句却出人意外的写出了“堪悲”。作者是关西人，远游江南，独在他乡，身为异客；寒食佳节，倍思亲人，不由悲从中来。加之，这里的“寒食”，还暗含少食、无食的意味，一语双关，因此他乡“寒食”也就更可悲了。

　　诗中常常以哀景写哀情，即陪衬的艺术手法。而此诗在写“他乡寒食远堪悲”前却描绘出“二月江南花满枝”的美丽景色，在悲苦的境遇中面对繁花似锦的景色，便于常情不同，正是“花近高楼伤客心”，乐景只能倍增其哀。恰当运用反衬的艺术手法，表情也更有力量。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贫困的生活平常也是不生火做饭的，不仅仅是明天才吃子推这样的冷食。

　　此诗借咏「寒食」写寒士的辛酸，却并不在「贫」字上大作文章。试看晚唐张友正《寒食日献郡守》：「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就其从寒食断火逗起贫居无烟、借题发挥而言，艺术构思显有因袭孟诗的痕迹。然而，它言贫之意太切，清点了一番家产不算，刚说「堪笑」、「堪怜」，又道「惭愧」；说罢「断火」，又说「无烟」。不但词芜句累，且嫌做作，感人反不深。远不如孟云卿此诗，虽写一种悲痛的现实，语气却幽默诙谐。其三、四两句似乎是作者自嘲：世人都在为明朝寒食准备熄火，以纪念先贤；可象我这样清贫的寒士，天天过着「寒食」生涯，反倒不必格外费心呢。这种幽默诙谐，是一种苦笑，似轻描淡写，却涉笔成趣，传达出一种攫住人心的悲哀。这说明诗忌刻露过火，贵含蓄耐味。而此诗也正由于命意新颖，构思巧妙，特别是恰当运用反衬手法，亦谐亦庄，耐人咀嚼，才使它成为难以数计的寒食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首曲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此曲是叙述李纨一生的际遇：她在年轻时守寡，养大了儿子却赶上贾府败落，晚年时因为儿子做官终于当上了诰命夫人，却又撒手人寰。通过对李纨不幸地同情，对封建礼教和禁欲主义进行了否定和挞伐。此曲用词生动，字里行间含有讽刺意味，通过前后反转对比，营造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曲子开头两句概括李纨守寡后的一生。李纨“青春丧偶”，夫妻恩情就如镜中之月，自是空有其名。日后儿子贾兰博得功名，自已也得享荣华，但却象梦境般的虚幻。因为即使“戴珠冠，披凤袄”，当上诰命贵妇，“也抵不了无常性命”李纨享荣华之时，也就是她死期临近之日。

　　作者把李纨归入“薄命司”册子，说明她无福消受“头戴簪缨”、“胸悬金印”这样的荣华富贵。曲子说“古来将相”留下的“也只是虚名儿”，因此李纨是大可不必去盼待“爵禄高登”即儿子得高官厚禄的“梦里功名”的。而“昏惨惨黄泉路近”就是李纨的最后结局。

　　李纨本是恪守“三从四德”封建礼教的妇道的化身，但她却是凄冷寡居，“凤冠霞披”的富贵荣耀也因“黄泉路近”而无多享受，反而落得个“枉与他人作笑谈”的下场。这是曹雪芹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的否定。曹雪芹的这种思想，与续书的所谓“兰桂齐芳”、“休皇恩贾家延世泽”完全不同。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