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篇是一个女子睹旧物而生哀怨的语气。由“织锦”这个典故可知,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位思妇,其丈夫或游宦,或征戍,不必坐实。她感叹青春不再,桃李疏,芙蓉落,已到了人生的秋天。
“楼前桃李疏,池下芙蓉落”。这是思妇眼中之景,而且景中寓情。可以想象这位少妇,独坐幽闺,愁眉深锁,凝神呆望着楼外。流光冉冉,桃李之花已经纷纷落下,花疏叶繁,大好春光即将逝去,这就增添了她许多愁绪。次句写秋天。池塘之中,秋风乍起,荷花飘零,黯然凝望,惆怅无限。舒亶《虞美人》中的“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情景亦相似。第三句谓织锦以寄相思,然思极恨极,致使思绪繁乱,未能织成。此中有相思莫寄、四顾茫然之意。末句以景结情,用蟋蟀鸣声入于深闺罗帏来渲染秋夜凄凉的气氛。在古诗词中,蛰声往往同织妇联系在一起,且多写夜间悲愁。如姜夔《齐天乐·蟋蟀》云:“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陆龟蒙《子夜变歌三首》云:“蟋蟀吟堂前,惆怅侬愁。”秋凉已届,万户捣衣,又是最为关情之事;岁云将暮,又是一年,不禁令人倍增哀愁。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夫之也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诗,除第三句用典为情语之外,共他三句皆为景语。然而却是情景相生,互藏其宅,交融一体,妙合无垠。在结构方面,首句写春,次句写秋,两句结合,暗示春秋代序,年华转换,迟暮之感,相思之殷,尽在其中。末句以景托情,总括全诗,意在言外,余韵悠然。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楼阁前面的桃李已经稀疏,池塘水上的荷花也渐凋落。
思绪烦乱而织锦尚未成匹,蟋蟀鸣声却阵阵传入罗幕。
注释
楼头:一作“楼前”。
芙蓉:荷花的别名。
织锦:即织锦以寄相思之意。这里用苏蕙织回文璇玑图典故。
蛩声:蟋蟀的鸣声。
这首诗通篇是一个女子睹旧物而生哀怨的语气。由“织锦”这个典故可知,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位思妇,其丈夫或游宦,或征戍,不必坐实。她感叹青春不再,桃李疏,芙蓉落,已到了人生的秋天。
“楼前桃李疏,池下芙蓉落”。这是思妇眼中之景,而且景中寓情。可以想象这位少妇,独坐幽闺,愁眉深锁,凝神呆望着楼外。流光冉冉,桃李之花已经纷纷落下,花疏叶繁,大好春光即将逝去,这就增添了她许多愁绪。次句写秋天。池塘之中,秋风乍起,荷花飘零,黯然凝望,惆怅无限。舒亶《虞美人》中的“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情景亦相似。第三句谓织锦以寄相思,然思极恨极,致使思绪繁乱,未能织成。此中有相思莫寄、四顾茫然之意。末句以景结情,用蟋蟀鸣声入于深闺罗帏来渲染秋夜凄凉的气氛。在古诗词中,蛰声往往同织妇联系在一起,且多写夜间悲愁。如姜夔《齐天乐·蟋蟀》云:“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陆龟蒙《子夜变歌三首》云:“蟋蟀吟堂前,惆怅侬愁。”秋凉已届,万户捣衣,又是最为关情之事;岁云将暮,又是一年,不禁令人倍增哀愁。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夫之也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诗,除第三句用典为情语之外,共他三句皆为景语。然而却是情景相生,互藏其宅,交融一体,妙合无垠。在结构方面,首句写春,次句写秋,两句结合,暗示春秋代序,年华转换,迟暮之感,相思之殷,尽在其中。末句以景托情,总括全诗,意在言外,余韵悠然。
这首词寄托了深刻的离愁和相思,表现了梦幻与现实的矛盾。全词以一种相思者的口气说来,由不能相会说起,至遥望,至梦忆,至对灯秉笔,终至传书无由。通过一段连贯的类似独白的叙述,用“望”、“梦”、“写书”等几个发人想象的细节,把一个陷入情网者的复杂心理和痴顽情态表现得曲折尽致。
词的上片,写相思者想见对方而又不得见,望不见,只好梦中相会的情景。首句开门见山,交代出“江水”、“烟树”等重重阻隔,在一片迷蒙浩渺的艺术境界中,反映出主人公对远方亲人的怀念。她极目瞭望,茫无所见:“江水”、“烟树”、“江东路”等客观自然意象,揭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隔”字把遥望一片浩渺江水、迷蒙远树时的失望惆怅的心境呈现出来。“望不见江东路”是这种惆怅情思的继续。接着,作者把特定的强烈感情深化,把满腔的幽怨化为深沉的情思:“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东、江阑住。”梦,是遂愿的手段,现实生活中无从获得的东西,就企望在梦中得到。“思量”,是主人公遥望中沉思获得了顿悟:“只有梦来去”,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雾霭迷蒙的客观美的衬托下,这种仿佛、模糊的潜意识,渴望离别重逢,只有梦中才能自由地来去:“更不东江阑住”,从“江水西头隔烟树”到“不东江阑住”是一个回合,似乎可以冲破时空,跨越浩浩的大江,实现自己的愿望,飞到思念中的亲人身边。但这个“梦”还没有做,只是“思量”,即打算做。
下片通过灯前写信的细节,进一步细腻精微地表达主人公感情的发展。梦中相会终是空虚的,她要谋求实的交流与联系。“灯前写了书无数”,以倾诉对远方亲人的怀念深情,但“算没个、人传与”一念中,又使她陷入失望的深渊。“直饶寻得雁分付”,词中的主人公想到所写的信无人传递,一转念间,鸿雁传书又燃烧起她的希望;然而又一想,纵然“寻得”传书的飞雁,“又还是秋将暮”,雁要南飞了,因此连托雁传书的愿望也难达到。由此可知,她写的信是要传送到北方去。灯下写信这一感情细腻的刻画,把女主人公的直觉、情绪、思想、梦境、幻境等全部精神活动,“写了书”又“没人传”,“寻得雁”又“秋将暮”那回环曲折的描摹过程中庸“算”、“直绕、还是”等表现心声的口语化语言,把一个至情女子的婉曲心理刻画得细致感人,魅力无穷。
此词以纯真朴实的笔调书写相思之情,全词明朗率真、情真意切,确乎具有民间词的意味,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全词淡雅中见清新,朴素中见真情,通过多种意境淋漓尽致地抒写了离情。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