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与叛军的交战从春天一直持续到现在,战斗十分艰苦,四顾无援,睢阳已成为一座空城,日渐艰危。
叛军重重围困睢阳的态势,就像月亮周围的晕圈一样,围了一层又一层,守军则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布成像鱼丽那样的阵法,抵御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守城军民同仇敌忾,多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指挥官站在城头亲冒矢石,不时地挥动旗帜指挥军民作战。
受伤的将士包扎好伤口,又重新回到了战场上,守城官兵浴血奋战,愈战愈勇。
将领忠心报国,又能取信于士兵,应该是不可战胜的,坚贞不屈与敌战斗到底的意志决不会改变。
我和将士们苦战守城,战况危急,却无人上报天子,虽有破敌的谋略,却无法得以实现。
注释
睢阳:唐郡名,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
接战:指交战。
侔:等同。
月晕:指月亮周围的晕圈。
若:一作“效”。
鱼丽:一作“鱼鳞”,是古代的一种阵法。
厌:压住。
黄尘:指叛军进攻时所扬起的尘土。
裹疮:指包扎伤口。
饮血:指浴血奋战。
陴:指城上有射孔的矮墙。
移:改变。
心计:指破敌的谋略。
《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春正月,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率所部十万余人围攻睢阳。张巡闻讯,当即奔赴睢阳,与许远合力御敌,困守经年,战斗惨烈。后以粮断城陷,张巡与许远、南霁云等三十六人同时殉难。这首《守睢阳作》诗即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危急时所写。
孟浩然“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读了许多书,以求仕途显达,有益于社会。可是“欲济无舟楫”,仕途上屡受挫折,使他陷入了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痛苦中。
第一联“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描绘出一幅男儿要有英雄气、不必天天在家读书的景致,在武与文的对照中,明确揭示出全篇主旨,把诗人“儒冠误身”的不平之鸣,像江河开闸那样突然迸发出来,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表现了诗人才大难为用的愤慨心情。这种思想,是由于唐代社会积蕴着浓郁的“英雄”气氛,投笔从戎显然不是诗人的一时激奋之举,而是边塞诗人英雄意识和功名情结长期孕育而产生的结果。
第二联借用《论语》典故,运用概括描写,以旷达的情怀称颂晚辈好勇多才,笔调轻松,感情真挚而又得体。从所用典故来看,告八当为诗人的晚辈。诗人用此诗勉励年轻人从军报国,极具壮逸之气,讴歌建功立业的英雄理想,具有极强的震撼力量。诗人笔下的主人公,心中充盈着豪荡侠情和肝胆意气。有志男儿凭此足以立功边陲。诗人对豪勇意气的赞美之情,正是盛唐人心绪的真实流露。
第三联承接前面的才气对照,再写两人的不同遭遇。一个“运筹勇入幕”,一个“养拙就闲居”,在鲜明的对照中,表达出对告八的鼓励和羡慕,流露出自己不得不隐居的苦情。这对当时人们在儒术之外,还重侠尚武的社会思潮作出了很好的揭示。
末联写诗人借用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的典故,以功成身退互勉,在消积中蕴含着积极和奋发,在隐逸中充满了幻想和期望,又告诫告八必须像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一样,知进知退,切莫贪恋禄位。功成名就之后又双双归卧田园的典故,以抒发诗人对告八必能恃才建功且会功德圆满的信心。这种热切期盼和信心,同样从一个侧面辉映出典型的盛唐面影。
此诗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虽失意但无苦语,送友人而不见别绪,风格俊爽,颇有韵致。此诗奇句写告八,偶句写自己,句句对照,写得颇有特色。诗中处处闪现着男儿的豪情志节,充溢着一股不同于多婉约情调之宋词的阳刚之气。一方面写告八从军,鼓励他上进;一方面写自己,想求功名后身退。诗中处处照顾到两者的相互关系。最后,以功成身退的“两疏”互勉。写得既真挚而又得体。诗人借送别告八从军,抒发了自己“魏阙心常在修,希求立功成名”的思想,发出了书多无用,功成便退的感慨。
这首词借咏柳讽刺了隋炀帝的荒淫无度。
上片写隋炀帝锦帆龙舟下汴河,极尽铺张。
下片写其荒淫误国。“笙歌”句饶有韵味,将由繁盛转为破亡的历史教训,一笔端出,颇有社会意义。
杭州西湖外的葛岭、宝石山,统称北山,是杭州一大景区。杨载在四十岁以前,常居于此,留下了不少诗篇,本诗就是其中被选家注目的一篇。
杨载作诗,锻字炼句,是很下功夫的; 这首七律,在格局上并无特异之处,可观的全在于措辞的刻意求新,不肯从俗从熟。首联第一句“愁耳偏工著雨声”,把老是听闻忧愁之声的双耳称为“愁耳”,已经很精炼了;把爱听称为“偏工”,更觉生动,显得这“愁耳”很有性格,于听雨这事格外精工,超乎其他功能(偏,出乎寻常之意)。但是这二者还都不及一个“著”字更见诗人的功夫——既然“愁耳”“偏工”于听雨,那么它听起来也不同往常,是紧紧地附(著,附着)在雨声边;这雨声,也仿佛不是落在窗前户外,而是擦耳而过!这是贯注了多少劲力才炼出的一字啊!没有这一字,便不足以匹配前四字;而诗人写下四字在前,就势必要求有一更奇之字紧随在后:看来,诗人是处处在为自己出难题,而时时为解出难题而自得。
“好怀”,指对美好事物的怀思、眷恋。诗人素爱美景,时常惦记着不要误了游览的时机、辜负了大好山色空自寂寞;现在想到雨中北山定别有情趣,自然更不能不一往了。于是,首联虽然只写到“常恐负山行”,但诗人的闻雨上山,已包含在内,诗的颔联,也就能直接写山景了。“未辞花事骎骎盛,正喜湖山淡淡晴。”“未辞花事”就是“花事未辞”,因对仗的关系作了倒装。暮春三月,正是杭州最艳丽的时节,因此,虽然有蒙蒙细雨,也不能令千树桃花万枝柳起推辞为春天作妆点的念头,花枝们仍然在迅速地走向繁盛(骎骎,原意是马的疾行,引申为迅速)。有这许多护春使者在争奇吐艳,西湖上自然是晴山灿烂,即使是在雨中,从北山上鸟瞰下去,这晴山也不过淡了一点而已。这二句里无一“雨”字,却句句都与雨有关,写出的恰切不过的雨中北山之景,笔法真可算“空灵”了。“未辞”和“正喜”,看似闲笔,其实正起着活跃诗句的作用;前者使百花也具有像“愁耳偏工”一样的、不肯推辞走向繁盛的独特性格;后者则道出了诗人的性格。既是具有“愁耳”的人,过分的艳丽自然不谐他的心情,淡淡的晴山才正合他的口味。总起看来,这二句可算本诗中可摘的佳句了。
颈联中的“幽栖吾欲”,也是“吾欲幽栖”,因对仗的原因而作了倒装,游程过半,诗人疲倦了,但在山寺中休憩,也不肯放过访僧问道的机会;幽静的丛林令人爽心愉快,他也起了栖居之念,不肯回归喧闹的城市。这二句,字眼倒没什么突出,但排列得相当紧凑。另外,每句都有一个转折,对仗时非但字面工整,且把转折的意思也两两相对住了、“客”、“吾”二字万可见到,故用“客”字;“欲厌”是心理活动,非“吾”不能道之。这些小巧之处,也体现着诗人的功力和苦心。
尾联中,一个“盘”字又很耀眼。此时诗人大概走到了北山的另一侧,田野的庄稼果树给雨洗得葱绿,预示着一个收获季节又来到了,也令诗人想起去年离家时,家乡也正是这个情景,一年过去了,自己的收获季节在何时呢?这些,都是常见的景象,常有的感慨,就像湖上的晴山一样是“淡淡”的。但有了一个“盘”字,诗句就顿时活跃,夹在大片桑林麦田中的樱桃树和春笋,从北山上望下去,它们婉若游龙、盘错迂曲,非但显得自身的生动,也消除了桑麦大块的单调。这句仍是俯看之景,因此,全诗都牢牢地罩在“游西湖北山”的题目里。
西湖是天下奇观,但这首诗里,我们感到的“奇”,不在奇景,却在奇笔。写奇景恐怕不免与前人撞车,这是后起的诗人最抱憾的事;但若能振起奇笔,还是能证明自己无愧于“诗人”称号的。看来,杨载非但是用功的诗人,也是有志气的诗人,就算是在矗满着名家之笔的西湖上,他也有胆量插上自己的独特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