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全词以丁玲行踪为脉络。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开头两句写丁玲来到保安时，已是初冬的景象。在唐诗中，“孤城”多指边城。而“孤城”与“落日”联系在一起，如“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夔府孤城落日斜”（杜甫），又往往与抒情主人公思乡的情绪相关。然而在这首词中，“孤城”指保安，没有传统的意味。因为保安这座昔日的“孤城”，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进驻了大批人马，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虽然已经是“西风漫卷”——初冬的天气，保安城却一派生机。“壁上红旗飘落照”，首句就给人以红旗飘飘、森严壁垒的感觉。现在，丁玲已经来到革命大家庭，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了，句中隐含欣慰之意。“红旗”在毛泽东笔下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红色政权的象征。“西风”也是毛泽东常用的意象之一，本指秋风，也可以指初冬的风。其他的名句还有“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忆秦娥·娄山关》）、“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清平乐·六盘山》）等。古人认为，西方主兵，在五行中对应于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欧阳修《秋声赋》）“西风漫卷孤城”，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还有仗打，这就为以下写丁玲的从军作了铺垫。

　　传统诗词写法，是“说一说，加画一画”。（流沙河语）前面两句已经画一画，接下来就说一说——“保安人物一时新”，这句话是由丁玲的到来引起的，是说丁玲的到来为保安的革命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但又不仅仅是说丁玲。自从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的西北竖起了大旗，就不断有人越陌度阡，奔赴延安。所以丁玲的到来，才有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丁玲后来回忆说，那时的感觉完全是被温暖包围着、被幸福浸泡着，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两句写欢迎宴会的情景。据亲历者讲，当天的宴会是在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窑洞里举行的。作为窑洞是够大了，可是作为会场还是有限的。这两句可以说是质木无文，却也因其朴素，转觉真切，甚至有点幽默。“洞中开宴会”，条件是艰苦的，同志的爱却是真诚的。这使人想起曹操《短歌行》的吟咏：“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词中称丁玲为“出牢人”，当然是实话实说。但至少包含两重意义，一重是丁玲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为革命吃苦了，有表示慰问的意思。另一重是丁玲终于被营救出来，重新获得自由，有表示庆贺的意思。

　　下阕对丁玲的过去与现在作了高度的评价。“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是对丁玲过去创作成就的高度赞扬。“毛瑟”是指德国毛瑟工厂所制造的步枪和手枪。孙中山在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借用了这句话。“阵图开向陇山东”是指宴会后，丁玲随红军到了陇东前线。“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对丁玲今后选择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赏，言简意赅地表现了丁玲的这种转变。

　　全诗写得轻松自如，同时又与丁玲的身份很吻合。毛泽东在这首质朴、清新、畅达的诗中为读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现代新女性形象，体现了毛泽东对丁玲的欢迎、重视、信任和礼赞，同时也绝不限于这一位女作家，而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所有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鼓励。

　　《啄木诗》是一首咏物抒情的小诗，诗表面上是写啄木鸟，实质上是以啄木鸟喻诗人自己，通过写啄木鸟与世无争的高洁品德，表现出诗人的清高自守、无求宠幸的独立人格，啄木鸟的生活其实也是诗人淡泊自律生活的写照。

　　古人认为啄木鸟是一种很丑陋的益鸟，诗人拿啄木鸟自比，暗示自己远离宫闱中的明争暗斗，只为自己心中的志向而努力的决心。“性清者荣，性浊者辱”，这种标举清高的口吻，很有几分哲理的味道，其中含有对自己清高品性的自信，又有对其他嫔妃只知道追逐荣华富贵的鄙视。人生最可宝贵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而此诗正反映出她的心灵充溢着对生命的愉悦、达观，给人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

　　这首诗朴素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流露出一种清新自然之美。这和西晋趋于绮糜繁缛、过分雕琢的文风迥然不同。左棻的诗歌毫无雕饰的痕迹，在她的现实生活中，精神的漫游是“书诗”与“文词”，幻化在文章中的是朴质自然而潜含伤悲的感情，只将情愫平叙出而自有震撼人心的效力。《啄木诗》就是如此。

　　唐人朱庆余也有一首咏啄木鸟的诗《啄木儿》，诗是这样写的：“丁丁向晚急还稀，啄遍庭榆未肯归。终日于君除害，莫嫌无事不频飞。”同样是咏啄木鸟，由于各自心境不同，诗的格调也就差别很大。跟朱庆余的《啄木儿》相比，左棻的《啄木诗》，以啄木鸟自喻，表现自己于世无争的高洁品质，读后让人感到干净自然，给人一种精神的超脱。

　　这首《啄木诗》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清人陈沆《诗比兴笺》卷二引傅玄《啄木诗》：“啄木髙翔鸣喈喈，飘摇林薄着桑槐。缏缘树间啄如锥，嘤喔嘤喔声正悲。专为万物作倡俳。当此之时，乐不可回。”后笺注曰：“刺小人也。”然后引左棻《啄木诗》与之对比，谓左棻是用啄木鸟“以之自况，与此正反，故诗之取兴，无有定义”。清人冒春荣《葚原诗说》卷四将左棻此诗作为魏晋时期四言诗的代表作，与郭璞的《赠温峤》、陶渊明的《时运》《荣木》《归鸟》《劝农》诸诗并列。

　　诗人借此处地理位置的重要，以诗歌感慨人生，批判和讽刺官场上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指出宦海风波，瞬息万变，仕途多艰，险恶丛生，对现实有着较清醒的超脱态度。全诗选材新颖，意蕴深远。

　　诗的前三句写三岔驿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此驿作为历史见证的特殊身份。三岔驿地处十字路旁，南来北往、东去西行之人皆要由此经过。正因为它四通八达，当云贵的交通枢纽，它才像一位清醒的旁观者，多少年来一直检阅着从这里经过的游宦商旅、农夫樵子、野叟渔翁。“几朝暮”犹言经过了多少朝朝暮暮。“几”，不定数词，因其不定，无法说清，才更显示其时间之长久，历史之深远。因而三岔驿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所见到的人世沧桑也才无法计算清楚。

　　四、五句紧承前面，述说三岔驿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就官场浮沉这一点所见到的情景。“朝见扬扬拥盖来”，早晨才见那些得官者得意扬扬，不可一世，喽哕成群，拥盖上朝。“盖”，本指车的帷盖，此处以乘具代人，指代驷马高车、前呼后拥、骄横跋扈的官场新贵。“暮看寂寂回车去”是写傍晚就见他们丢官缴印，失魂落魄，清冷孤寂，垂头丧气，惶惶若丧家之犬地溜逃回家。“扬扬”指志得意满、趾高气傲、昂首挺胸、盛气凌人的样子；“寂寂”指气沮志丧、委靡不振、低三下四、不敢见人的狼狈形象。这两个反义的重叠词，写尽了官场中得意与失意时判若两人的精神面貌，对比鲜明，寓意深刻。朝得暮失，足见官场倾轧之厉害，宦海浮沉之迅速，仕途风波之险恶。这两句是全诗的中心，一方面诗人对那些蝇营狗苟、利欲熏心、追名逐利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指出他们趋炎附势、鲜廉寡耻、丧尽天良，虽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不会有好下场。另一方面，诗人在这里也隐约暗喻着为官难，为清正廉明之官更难的慨叹。诗人忠心耿耿，却反而被谪远戍，永无还期。这两句又未尝不是对自己这种不平遭遇的牢骚怨愤之词。

　　最后两句用达观的眼光说世态，以出世的语气论人生，说理深透，议论有力。现在和过去，甚至包括将来，一切追名逐利的人统统都会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只有眼前这短亭前的流水和长亭边的树木能与天地共存。长亭、短亭，为互文，即长亭的流水、长亭的树，短亭的流水、短亭的树。这两句既有鞭挞、讽刺，也有顺乎自然、无欲无求之意。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闺中少女。前两句写这位少女的居住环境：旭日照到她那有花纹的格子窗棂上，晨光中，微风吹动轻柔的丝质窗帘。“朝日”、“光风”，视野开阔，色调明快；“日照”、“风动”富于动感；从“绮窗”写到“纨罗”，视线由窗外转至窗内。

　　后两句接写那女子，窗框恰似镜框，从中映出女子的形象。这两句用《诗经·卫风·硕人》的典故：“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蒨”通“倩”，形容样子美好；“犀”，瓠瓜儿的子儿，瓠瓜子又白又长，排列整齐，故用比方长得洁白整齐的牙齿；“蛾”，指蚕蛾细长弯曲的触须，用以比喻女子好看的眉毛。诗人并不从头到脚为那女子画像，而是击中笔力写她富于光彩的笑容与眸光；她甜甜地一笑，露出两排漂亮的牙齿；她秋波流转，扬起一对好看的眉毛。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