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元稹以其艳诗和悼亡诗而闻名，但他的用情不一和对薛涛的始乱终弃，一直被后人诟病。而且，其妻韦氏去世当年，元稹便在江陵府纳妾，不少人认为他口是心非。此诗是元稹写给薛涛的回信，为表达离别之后的对薛涛思念之情。

　　诗作所云，单就作品内容而言，几乎全是对薛涛的赞美。“锦江滑腻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说薛涛为山川名秀所生，同时又以卓文君类比。“滑腻”、“秀”等赞美之词，作者信手拈来，用词巧妙。接下来的两联则说其巧于言语，极具文才，擅长文词的人都纷纷搁笔，公侯们也都自愧弗如。而末二句“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可以看出还是寄寓了作者很深的缅怀之情的。“菖蒲花发五云高”，这是婉曲表示自己思慕薛涛，而又无由相会的惆怅心情。据说菖蒲花不易开，开则人以为祥。“菖蒲花”在此暗喻薛涛，所谓“菖蒲花发”，句面意思是说自己曾见过这种不易开的花，实际即说自己与薛涛曾有亲密交往。“五云高”即空望美人居处而不可及之。这句写得甚为含蓄。

　　此诗就思想性而言，无甚可取。不过是极赞薛涛人才、诗才及辞令之美，表示自己无由再会而怅然相恋之情。然全篇一气贯下，浑然成章，亦是才子佳人相赠的得意之笔。

　　少年是人生最浪漫的时期，即使像王国维这样严肃的学者也不例外。垂杨小院，对酒当歌，美人流盼，目成心许。

　　酒罢歌阑疏灯送客，垂杨门外扶醉上马。帽檐不正，似乎是有此醉态，但实际这用了一个典故。南北朝时北周大司马独孤信是个美男子，一次日暮打猎归来，帽子不正，第二天城里就有许多人故意斜戴帽子来模仿他。而王国维这里这个“上马帽檐斜”，倘结合下片的“酒醒”来看，他不但写才子风度，也写才子醉态。

　　“紫陌”即刘禹锡所谓“紫陌红尘拂面来”。那本应是繁花盛开非常热闹的地方，但现在却是秋日的“霜浓”。这首词上片前三句写的是少年的风流和浪漫，后三句写归途景色的寂静和凄冷，“紫陌霜浓”正好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青松月冷”，再次强调时间已是夜里。“青”是冷色，月是冷光，青松沐浴在月光之下，且是在秋夜之中，就使人产生一种寒冷的感觉。王国维喜欢写这种酒散之后归途的寒冷之感。“炬火散林鸦”套用杜甫的诗句，表面上写刹那间的动，其实却反衬出整个归途的静。这三句写归侨夜景，写得声、光、色兼备，而且静中有动，景中有情，这是它的好处。

　　下片写的是回到住处睡醒一觉之后那种特别清醒的感觉。“酒醒起看西窗上，翠竹影交加”其实是写月光，因为月光明亮才会把竹影映到窗上。正是这样境界中，就使得这个风流潇洒而又暗怀寂寞孤独的少年产生了对现状的不满足。“跌宕歌辞”和“纵横书卷”是内容放纵、音调美妙的歌词作品，是书案上堆积的书卷，同时也就是胸中的书卷。提笔就写出才气横溢的歌词，胸中藏有无数的书卷，这样的天赋才气和这样潇洒度日正是一个文人最理想的生活。

　　这是李商隐以诗的形式写给令狐楚的书信。此诗前两句是说诗人幸得令狐楚的看中传授知识却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报答。此时诗人任巡官，当亦兼文字之役。因是节镇，而有“奉龙韬”之喻。这句深执谦谦，自称不德。令狐楚对诗人实有再造之恩，多年的关爱，资助他随计应试，无微不至。自恃文才又颇有些傲气的诗人，面对博学位高的老师自称“空携笔砚奉龙韬”，并非客套，而是心悦诚服。诗的后两句借五祖传衣，比自己得令狐楚章奏真传，心存感激，胜过王祥之得吕虔佩刀。前面的深执谦谦同后面的高自期许看似相矛盾，而对于他们师徒来说却是矛盾的统一。因为前面的谦虚是对博学位高恩师的大恩而言，后面的自信是表示决不辜负老师的期望。诗人敢于在短短四句里将两种矛盾对立的思想统一于一篇之中，不只是诗思之精巧，而是有其幸逢恩师栽培的特殊缘由的。

　　此诗主要表达作者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并从侧面反映出诗人的踌躇满志。全诗语言精练而意蕴悠长。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