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从汉“柏梁体”开始，叹收六朝声律对仗，七言诗逐渐赶上五言诗；并从初唐开始分流，为新兴近体律绝，和乐府歌行。“初唐四杰”对七言古诗也作出巨大贡献。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行路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在卢照邻之前，鲍照就作过一首七言《行路难》，仄声促韵与长句宛转，充分表达悒郁不平之气。卢照邻这一首从容舒展，徐缓不迫，多次转韵；其声律、修辞、与对仗明显受六朝诗歌影响，从中也反映了诗风转变期的艺术特点。

　　全诗共四十句，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万古摧残君讵知？”“长安城北渭桥边”为虚指，即物起兴，从眼前横槎、枯木倒卧古田引起联想，“昔日”领起下文十六句，对“枯木”曾经拥有的枝繁叶茂，溢彩流芳的青春岁月，进行淋漓尽致的铺陈与渲染。围绕着它“千尺长条百尺枝”，有黄莺戏春，凤凰来巢，鸳鸯双栖，高贵的丹桂青榆也依附庇荫，更有香车宝马时常经过，马蹄声断续相闻；富有而轻薄的公子，妖冶的倡女，纷趋竞骛，攀龙附凤。诗人以工整的结构，华丽的语言，为我读者展现了初唐长安城内繁荣市井，骄奢生活的世态风情全卷，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却又清醒地感觉到诗人冷静的态度。从行文遣辞看，整齐的偶句与变换的角度，避免了呆滞散乱；层迭的词句增添了构图的对衬感与节奏感。末两句是全诗关键，也是主旨所在。从现实的“一朝零落无人问”，由此及彼提出“万古摧残君讵知”，已如桓温当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普遍人生感喟，将比兴之义进一步升华了。

　　第二部分从“人生贵贱无终始”到末句，由隐而显，喻体“枯木”显现为本体“人生”。“终始”指无限。转瞬即逝的人生与悠久无限的岁月，这对亘古不变的自然矛盾造成人们心灵的困惑，一系列抒情意象即由此展开。“谁家”以下（至“赤心会合在何时”）运用超时空框架，不断变换叙述角度，使生死枯荣的单一主题，形成多元层次与丰富内涵。先写时光流水，无人能阻，再写改朝换代，秦川汉陵，无可奈何；再写富贵公卿，顷刻归于青棘黄泉。由此进一步指出富贵不可骄，交情不足恃，都用复迭或对比手法。金貂换酒为李白《将进酒》所本；“玉尘”指玉骢马扬起的飞尘，狂饮与游冶似乎已解生死，其实正说明了无法排遣的苦闷。既然功名利禄都只是过眼云烟，就只好求友访仙以解心中积怨。因此，唐代盛行道教，许多官僚士大夫接受道教。诗人说：纵然平日有生死交情，但只要大限到来，你未抵“苍龙阙下”（苍龙，东方之神，二十八宿东七星总称），我则已羽化白鹤山前。至于云间海上的仙山，长生不死的仙丹，更是飘缈难觅。

　　道家与佛家都有转世说，即使退一步寻求“赤子”重生，要到什么时候呢？表面是消极、苦闷乃至放浪形骸，其实仍融注了对人生热烈执着的追求，因此结末两句“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尧年，代长寿；巢由，巢父与许由，古时隐士。“但愿”“长作”可见其辞情恳切。卢照邻因服丹中毒，手足痉挛，最终不堪恶疾所苦，自投颍水，这里似有忏悟，只祈求正常人的健康长寿，不奢求富贵荣华与长生不死。

　　初唐四杰对于诗体诗风的转变，最突出之贡献是扩大了时空境界，将目光由宫廷移向社会，转向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他们对历史、对人生、对物质、对理想都常常有发人深省的理解与阐释，使诗歌气势宏远，哲理性强，有很深的社会意义。

　　诗开篇就说，虽然内地与边疆相隔甚远，但唐朝与渤海在文化上属于“一家”。这指出了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既然文化“本一家”，那么，双方就不会因为地域不同而影响精神上的联系。首联是临别时的劝慰，也表达出双方间的厚谊深情，特别是唐人对东北边疆渤海人的情谊。颔联是对王子文化素养的赞誉。王子勤奋学习，如今博学多才，载誉而归，值得庆贺；王子美妙的文章、诗句都留在中国，为人传诵，这又是值得称道与感谢的。颈、尾联两联诗笔折转，想象王子归途情况及归国后对长安内地的思念。越过赤岭勋碑，顺着东流江水，王子扬帆直进，向朝霞曙光出现的东方故国驶去。“曙霞”暗含着对“海东盛国”的赞美。王子到达本国后，追忆在长安时的美好生活，定然会回首遥望，可那时已天遥地远，各在一方了。尾联透露出送行者依依不舍之情，于此可见篇首的劝慰，不仅含有王子的眷恋惜别之情，而且更有送行者本身强作笑容的离愁别绪。

　　此诗语言清浅朴素，感情色彩浓郁，是一首较好的赠别诗。作为我国各族人民之间亲密交往的历史记载，此诗更有其独特价值。尤其是这首反映了一个重要史实：当时渤海国重视学习、吸取中原文化，以至于中原文化渗透融合进渤海文化的各个方面。

　　秦观善于以长调抒写柔情。这首词记芜城春游感怀，写来细腻自然，悠悠情长，语尽而意不尽。此词的情调是由愉悦转为忧郁，色调从明快渐趋暗淡，词人的心情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换而在起着变化，却又写得那样宛转含蓄，不易琢磨，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了，“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词的上阕写明媚春光。“晓色云开”三句，奠定了春日清晨的明朗基调。雨过天晴，晓云初霁，春光如此美好，令人欣欣然以为春天是多么地随人心意。接下去春日明丽景象，从游赏于春色中的人眼中一一展现，如电影之特写镜头联翩而来：本来苍凉的古时台榭，在这姹紫嫣红时节，也显得春意盎然，似乎散发着无限的生机；飞燕自由地上下翻飞，不时地碰触到柔嫩的花瓣；串串榆钱愉快地随风飘舞，似乎直到舞蹈困倦了才从树上飘落下来；秋千高荡，但见外面绿波荡漾，几与桥面相平。此处写景，颇见功力。以苍凉古台写春，更见春色之明媚；飞燕、榆钱不但是组成春色的一道风景，更是与人一样为春沉醉的精灵。他们或不时碰碰花瓣，或在风中舞蹈，既见此物形态，更见万物心情之明朗；而写秋千则暗示出荡秋千之人，暗转人庭院、花园中的春色和春色映照下的佳人。“东风里”三句，由写景过渡到写人，却写得极有韵致。朱门之内，绿柳掩映下，红妆少女弹奏着秦筝，秦声悠扬，令朱门外的人心动神驰，想象联翩。

　　下阕写昔日行乐与当前寂寥寡欢之情。“多情”四句承接上阕写游乐场景。作者用极为简练的语言形象地描绘出春游之乐。华贵的马车，华美的马匹，只从游乐时所用舟车的不凡，就已经令人想见其冶游盛况了。古时出游，女子多乘车，而男子多骑马。典型的代步工具的渲染，让人想象男女同行远游之乐。“渐酒空”句，将许多行乐场面省略，而从行乐之结果来写冶游时间之长和游乐之尽兴。“豆蔻”三句，急转直下，点出以上所写盛况美景，都是前尘旧梦。而如此丰富的内容，用杜牧诗意表现，用典贴切，辞约义丰。“堪惊”两字，黯然神伤，用在此处，有千斤之重。结末三句，转写面前萧瑟景色与忆旧者怅惘之情。凭栏久立，抚今追昔，十年人世遭际令人感叹无已。而眼前只见淡淡的落日，疏疏落落的烟雾，如此凄凉景物，与人物悲苦心情合二为一。随着夕阳西下，伤感的人与夕阳一样孤独落寞。

　　全词结构精巧，形容巧妙，语言精练生动。景随情变，情景交融，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从结构上分析，这首词有三条结索交织构成。第一条是时间线索，以清晨雨过天晴开始，到黄昏的疏烟淡日结束，中间于描写景物之中点出酒空花困的午时情怀。第二条是游历所经的线索，从古台到横桥，从朱门到芜城凭栏，将一日游赏展现出来。第三条是情感线索，从清晨出发时的逸兴满怀，到中午时分的意阑无绪，再到日暮时分独下芜城的寂寞无聊，将词人游赏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情绪变化展现出来。虽然进行艺术分析时，可以清理出这么许多条线索来，但是，由于词人熔裁得体，使三条线索浑然融为一体，不仅没有造成滞碍之嫌，反而使词风更趋婉约，词情也更有风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