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但不可以把心意留滞于事物中。如果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把它看作是快乐的事情，即使事物特异也不会成为祸害。如果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成为祸害，即使是特异的事物也不会感到快乐。老子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物使人口伤，骑马打猎使人心发狂。”但是圣人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这四样东西，也是暂且用来寄托心意罢了。刘备有雄才大略，却性喜织毛物。嵇康恬静寡欲，却喜爱打铁。阮孚狂放不羁，却喜爱蜡制的鞋子。这难道有什么音乐美色和香气吗？但他们终生喜欢而不厌弃。
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和画了。然而到了那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么它的祸害就说不完了。钟繇发展到因此吐血盗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发展到因此互相猜忌，桓玄发展到打仗时还把书画装在船上带在身边，王涯发展到把书画藏在夹墙内，都是由于小孩子玩的把戏害了他们的国家，害了他们的身体。这就是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带来的祸害。
原来我在年少的时候，也曾经喜好这两样东西。家里所有的都担心失去，别人所有的又担心不给我。不久就自我嘲笑说：我看轻富贵而看重书画，看轻生死而看重书画，岂不也是厚薄轻重颠倒错误，丧失自己的本心吗？从这以后就不再那样喜好了。看见喜欢的书画虽然也想再收藏它，然而被人取走了，也不再感到可惜。就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为什么不愉快地接受它，等到消失之后就不再记挂它了呢？”于是书画二物就常常带给我快乐而不会成为祸害。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比赛，平日里也排斥精美的食品，弃绝远离歌舞和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又建了宝绘堂在私宅的东边，用来储蓄全部的书画，并要求我写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我担心他弄不好会像我年少时的爱好，所以写这篇文章告诫他，希望可以使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注释
寓意于物：指欣赏美好的事物，通过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意趣。
留意于物：耽溺、过分看重外物，不可自拔。留，（个人喜好为物所）牵制。
尤物：特异之物，与“微物”相对。
病：担忧，与“虽微物足以为乐”的“乐”字相对。
“五色”四句：见《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口爽即口味败坏。
“刘备”二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备性好结盹，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吒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既而答日：‘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吒”为“旄”“髦”之借字。好结髦：喜好用毛编结饰物。
“嵇康”二句：嵇康，字叔夜。三国魏文学家，谯郡锤人。为魏宗室婿，仕魏为中散大夫。尚老庄，工诗文，精乐理。后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嵇康传》称其“远迈不群”“恬静寡欲”。《世说新语·简傲》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惟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瞰，清言而已。”
“阮孚”二句：阮孚，字遥集，东晋陈留尉氏人。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元帝时为黄门侍郎，因以金貂换酒，为有司弹劾。《晋书·阮孚传》：“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日：‘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参见《世说新语·雅量》篇“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条。蜡屐：在木屐上涂蜡。屐，木鞋。
移人：使人的精神情态等改变。
释：放弃，舍弃，抛弃。这里“不释”指过分沉溺不松手，即不能自拔。
祸有不可胜言者：倒装句，定语后置，指意想不到的祸害。
钟繇：字元常，三国魏著名书法家。善书，尤长于正、隶。《三国志》有传。据《张君宝墨堂记》注引《墨薮》：钟繇于韦诞处见到蔡邕笔法，“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
发冢：盗人坟墓。
宋孝武：宋孝武帝刘骏，公元454—464年在位。
王僧虔：南朝宋书法家，晋王羲之四世族孙，仕宋为尚书令，工隶书。《南齐书·王僧虔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年号）世常用掘笔（秃笔）书，以此见容。”
相忌：相互猜忌。
桓玄：东晋权臣桓温之子，后篡晋安帝自立，兵败伏诛。
走舸：不忘记把书画带上船。
王涯：唐文宗宰相，字广津。
复壁：夹墙。
儿戏：贪念书画等身外之物。
害其国，凶其身：忘国丧身。
吾予：给予我，为倒装句。
颠倒错缪：本末倒置。
不复好：不再沉溺于其中。
蓄：收藏（书画）。
欣然接之：喜悦高兴地去欣赏它（指前面所指烟云的美丽和百鸟的呜叫声）。
驸马都尉：官名。汉武帝时始置，掌副车之马，为陪奉皇帝乘车之近臣。魏、晋以后，帝婿例授以驸马都尉，遂成为称号而非实官，简称驸马。
王君晋卿：即王诜（1036-1093后），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徙居开封（今属河南）。出身贵族。熙宁中尚宋英宗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为利州防御使。能诗善书画，工弈棋。《宋史》有传。
戚里：帝王外戚聚居之处。《史记·万石君传》：“徙其家长安城中戚里。”《索隐》：“于上有姻戚者居之，故名其里为戚里。”
角：衡量，考察。《孙子·虚实》：“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曹操注：“角，量也。”《汉书·东方朔传》：“（董君）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颜师古注：“角犹校也。”
平居：平时、平素。
攘：排除。
膏粱：精美的食品。
屏远：断绝，远离。
声色：歌舞和女色。
蓄其所有：（在屋舍中）放置（他收藏的）书画作品。
庶几：句首表示希望的语气词。
全其乐：保全收藏书画带来的快乐。
远其病：避免过度沉溺其中，为之所奴役。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以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以物易其性”（《骈拇》），“弃身以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以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以“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以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以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以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以物损身，以物伤性，所以“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以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以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以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词上片描写北国壮丽的雪景，纵横千万里，展示了大气磅礴、旷达豪迈的意境，抒发了词人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下片议论抒情，重点评论历史人物，歌颂当代英雄，抒发无产阶级要做世界的真正主人的豪情壮志。全词熔写景、议论和抒情于一炉，意境壮美，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颇能代表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
上片描写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三句总写北国雪景，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冰天雪地、广袤无垠的银色世界。“北国风光”是上片内容的总领句。“千里”“万里”两句是交错说的，即千万里都是冰封，千万里都是雪飘。诗人登高远望，眼界极为广阔，但是“千里”“万里”都远非目力所及，这是诗人的视野在想像之中延伸扩展，意境更加开阔，气魄非常宏大。天地茫茫，纯然一色，包容一切。“冰封”凝然安静，“雪飘”舞姿轻盈，静动相衬，静穆之中又有飘舞的动态。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望”字统领下文，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句。这里的“望”，有登高远眺的意思并有很大的想像成分，它显示了诗人自身的形象，使人感受到他那豪迈的意兴。“望”字之下，展现了长城、黄河、山脉、高原这些最能反映北国风貌的雄伟景观，这些景观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长城内外”，这是从南到北，“大河上下”，这是自西向东，地域如此广袤，正与前面“千里”“万里”两句相照应。意境的大气磅礴，显示了诗人博大的胸怀，雄伟的气魄。“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分别照应“雪飘”“冰封”。“惟余”二字，强化了白茫茫的壮阔景象。“顿失”二字，则写出变化之速，寒威之烈，又使人联想到未冰封时大河滚滚滔滔的雄壮气势。这四句用视觉形象，赋予冰封雪飘的风光以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直觉，更显气象的奇伟雄浑。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动态描写，都有活泼奔放的气势。加上“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表现“山”“原”与天相连，更有一种奋发的态势和竞争的活力。“山”“原”都是静物，写它们“舞”“驰”，这化静为动的浪漫想像，固然因在大雪飘飞中远望山势和丘陵绵延起伏，确有山舞原驰的动感，更因诗人情感的跃动，使他眼前的大自然也显得生气勃勃，生动活跃。。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写的是虚景，与前十句写眼前的实景形成对比，想像雪后晴日当空的景象，翻出一派新的气象。雪中的景象在苍茫中显得雄伟，雪后的景象则显得娇艳。“看”字与“望”字照应；“红装素裹”，把江山美景比做少女的衣装，形容红日与白雪交相辉映的艳丽景象。“分外妖娆”，赞美的激情溢于言表。
下片由毛泽东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而感叹，并引出秦皇汉武等英雄人物，纵论历代英雄人物，抒发作者伟大的抱负及胸怀。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可谓承上启下，将全词连接得天衣无缝。“江山如此多娇”承上，总括上片的写景，对“北国风光”作总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启下，展开对历代英雄的评论，抒发诗人的抱负。这一过渡使全词浑然一体，给人严丝合缝、完整无隙的感受。祖国的山河如此美好，难怪引得古今许多英雄人物为之倾倒，争着为统一天下而奋斗。一个“竞”字，写出英雄之间激烈的争斗，写出一代代英雄的相继崛起和衰落的经历。“折腰”的形象，展示了每位英雄人物为之倾倒的姿态，并揭示了为之奋斗的动机。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总领七个句子，展开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诗人于历代帝王中举出五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展开一幅幅历史画卷，使评论得以具体形象地展开，如同翻阅一部千秋史册，一一加以评说。一个“惜”字，定下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基调，饱含惋惜之情而又有批判。然而措词极有分寸，“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并不是一概否定。至于成吉思汗，欲抑先扬，在起伏的文势中不但有惋惜之极的意味，而且用了“只识”二字而带有嘲讽之意。“弯弓射大雕”，非常传神地表现了成吉思汗只恃武功而不知文治的形象。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俱往矣”三字，言有尽而意无穷，有画龙点睛之妙。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笔带过，转向诗人所处的当今时代，点出全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今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来带领。“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历史的使命，超越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并且必将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是诗人坚定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这震撼千古的结语，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那一刻思接千载，那一刻洞悉未来，那一刻豪情万丈，那一刻傲视古今。
《沁园春·雪》突出体现了毛泽东词风的雄健、大气。作为领袖毛泽东的博大的胸襟和抱负，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作者目接“千里”“万里”，“欲与天公试比高”；视通几千年，指点江山主沉浮。充分展示了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风格。
全词用字遣词，设喻用典，明快有力，挥洒自如，辞义畅达，一泻千里。全词合律入韵，似无意而为之。虽属旧体却给读者以面貌一新之感。不单是从词境中表达出的新的精神世界，而首先是意象表达系统的词语，鲜活生动，凝练通俗，易诵易唱易记。
诗开头照应题目中的“留别”，写诗人将离汴京乘舟东下。“新霜未落汴水浅，轻舸唯恐东下迟。”两句诗既点明留别的时光节令，又借助对景物的描写，隐隐透露出诗人孤凄落寞的情怀。“绕城假得老病马，一步一跛令人疲。”则是作者为自己勾勒的一幅落拓失意的自画像，于幽默的笔调和自我调侃的语气中包含了许多内心难言的隐痛。
“到君官舍欲取别”以下八句叙作者告别及友人饯别情景，表现出挚友间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在这里作者没有花费许多笔墨描述主客对饮情景，只借“便步髯奴呼子履，又令开席罗酒卮”等细节的点染和对席上肴撰的罗列，写出主人款待的盛情；借对室外“萧萧细雨”景色和诗人“冠帻欹”的恹恹醉态的描写，反映出席间不拘形迹、开怀畅饮的亲切气氛和作者沉醉于眼前美好时光的快意微醺。笔触细腻生动，富有情趣。
“文章或论到渊奥，轻重曾不遗毫厘，间以辨谑每绝倒，岂顾明日无晨炊。”这一段描写笔墨酣畅，兴会淋漓，生动地传达出宾主契合无间、畅谈不觉忘情的动人情景，将诗情推向高潮。
正是在这样亲切随意的气氛之中，在心曲相通的知交面前，作者才在樽前放歌，一吐胸中块垒：“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谈兵”，即研读兵法，在这里并非泛指，作于同时的欧阳修《圣俞会饮》也提到梅尧臣注《孙子》一事，说：“遗编最爱孙子说。”可见梅尧臣有志从军。这两句发自肺腑的心声，是作者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既包含了爱国忧民却报效无门的痛苦，也有诗人屡试不第、沉沦下僚的酸辛。其中虽有对个人穷通得失耿耿于怀的牢骚，但仍然是对封建社会里无数爱国的正直知识分子共同遭遇和思想感情的高度概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酒酣耳热”之际倾诉肺腑，原本应当滔滔不绝，一吐为快，作者却又出乎意料地陡转笔锋，刹住话头。“露才扬己古来恶，卷舌噤口南方驰。”语气骤然变得平缓，但在欲说还休的背后，却更清楚地表现出他那郁结心头无法排遣的苦闷。结末写诗人强烈的思归之情，并说明分手时不宜过于伤感，既是安慰友人，也是宽解自己，强作豁达。首尾衔接，更显得情味深长。
这是一首留别之作，却不落专写凄切之情的窠臼，而是借留别以抒怀，将对国事的忧虑、个人的不平以及离情别绪尽寓其中。此诗笔力苍劲，承转圆熟，自然流畅，质朴简淡，鲜明地体现出梅尧臣诗语淡情深的艺术特色。
这首诗通过对自诩豪侠的市井少年的刻画和揶揄，表达了诗人对当世侠士的失望，也隐含着诗人对理想侠士的渴念。开头两句是市井少年的自夸之辞，三四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骄狂之态，五六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躁进，结尾两句是对自诩豪侠者的揶揄。全诗用典贴切生动，意蕴曲折幽微。
首联两句是市井少年的自夸之辞。夸说武器的锋利，实是吹嘘技艺的高超，自诩利刃天下无双，犹言自负绝艺天下难敌。
颔联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骄狂之态。“襄阳走马客”，此句并非实指，而是借襄阳历史名人来喻写所谓的侠客。襄阳历史上与骑马相关的名人，一是晋代镇南将军山简，他驻守襄阳时，经常醉后策马狂奔，自比中原健儿；另一个是梁武帝萧衍，他做襄阳守将时，积极备兵秣马，准备进击立都扬州的齐东昏侯。两个襄阳名人，一个醉后纵马，骄狂放荡，一个备马盘缰，立意杀人，确与骄狂无忌、渴望杀人的市井豪侠有几分相像，故喻之为 “襄阳走马客”。
颈联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躁进。他急切地想杀人立威，嫌日子过得太慢、太无聊。朝、暮，既有自朝至暮的意思，也有朝朝复暮暮之意。两句诗都表达同一个意思，以重复的笔法铺写其百无聊赖。这种嫌恨似是未曾杀过人者对于挺阳杀人的盲目向往，大言惑众，并非职业杀手未得新雇主时的恼恨。如果已杀过人，未必会如此张扬。李白《侠客行》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可见报仇杀人者，定会隐身远遁，不会喋喋不休地向人夸说自己有“辞乡” 的利阳，渴望锋刃饮血。
尾联两句是对自诩豪侠者的揶揄。这与开头两句遥相呼应，开头是“豪侠”的自我吹嘘，结尾是对“豪侠”的当头棒喝。言外之意是说，自称能仗阳杀人的侠客，未必真有过人的本领，恐怕多半是言过其实的市井少年，连照看自身都未必能做到。
此诗的主旨是通过对自诩豪侠的市井少年的刻画和揶揄，表示对当世侠士的失望；而在失望之中，实隐含着对于理想侠士的渴念。这后一层意思，透露出凄苦落寞而又激愤不平的身世之感。诗中曲折幽微的意蕴，非潜心涵咏，难以索解。
此诗另有一说，认为李贺亦用“阳”这意象表达了作者对自己的高度自诩和自信。诗人是用阳之锋利喻自己才能之卓异，谓志士有四方之意，怀抱利器，只知为人，不知为己，却终不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