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但不可以把心意留滞于事物中。如果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把它看作是快乐的事情,即使事物特异也不会成为祸害。如果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成为祸害,即使是特异的事物也不会感到快乐。老子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物使人口伤,骑马打猎使人心发狂。”但是圣人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这四样东西,也是暂且用来寄托心意罢了。刘备有雄才大略,却性喜织毛物。嵇康恬静寡欲,却喜爱打铁。阮孚狂放不羁,却喜爱蜡制的鞋子。这难道有什么音乐美色和香气吗?但他们终生喜欢而不厌弃。
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和画了。然而到了那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么它的祸害就说不完了。钟繇发展到因此吐血盗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发展到因此互相猜忌,桓玄发展到打仗时还把书画装在船上带在身边,王涯发展到把书画藏在夹墙内,都是由于小孩子玩的把戏害了他们的国家,害了他们的身体。这就是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带来的祸害。
原来我在年少的时候,也曾经喜好这两样东西。家里所有的都担心失去,别人所有的又担心不给我。不久就自我嘲笑说:我看轻富贵而看重书画,看轻生死而看重书画,岂不也是厚薄轻重颠倒错误,丧失自己的本心吗?从这以后就不再那样喜好了。看见喜欢的书画虽然也想再收藏它,然而被人取走了,也不再感到可惜。就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为什么不愉快地接受它,等到消失之后就不再记挂它了呢?”于是书画二物就常常带给我快乐而不会成为祸害。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比赛,平日里也排斥精美的食品,弃绝远离歌舞和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又建了宝绘堂在私宅的东边,用来储蓄全部的书画,并要求我写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我担心他弄不好会像我年少时的爱好,所以写这篇文章告诫他,希望可以使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注释
寓意于物:指欣赏美好的事物,通过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意趣。
留意于物:耽溺、过分看重外物,不可自拔。留,(个人喜好为物所)牵制。
尤物:特异之物,与“微物”相对。
病:担忧,与“虽微物足以为乐”的“乐”字相对。
“五色”四句:见《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口爽即口味败坏。
“刘备”二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备性好结盹,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吒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既而答日:‘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吒”为“旄”“髦”之借字。好结髦:喜好用毛编结饰物。
“嵇康”二句:嵇康,字叔夜。三国魏文学家,谯郡锤人。为魏宗室婿,仕魏为中散大夫。尚老庄,工诗文,精乐理。后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嵇康传》称其“远迈不群”“恬静寡欲”。《世说新语·简傲》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惟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瞰,清言而已。”
“阮孚”二句:阮孚,字遥集,东晋陈留尉氏人。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元帝时为黄门侍郎,因以金貂换酒,为有司弹劾。《晋书·阮孚传》:“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日:‘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参见《世说新语·雅量》篇“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条。蜡屐:在木屐上涂蜡。屐,木鞋。
移人:使人的精神情态等改变。
释:放弃,舍弃,抛弃。这里“不释”指过分沉溺不松手,即不能自拔。
祸有不可胜言者:倒装句,定语后置,指意想不到的祸害。
钟繇:字元常,三国魏著名书法家。善书,尤长于正、隶。《三国志》有传。据《张君宝墨堂记》注引《墨薮》:钟繇于韦诞处见到蔡邕笔法,“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
发冢:盗人坟墓。
宋孝武:宋孝武帝刘骏,公元454—464年在位。
王僧虔:南朝宋书法家,晋王羲之四世族孙,仕宋为尚书令,工隶书。《南齐书·王僧虔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年号)世常用掘笔(秃笔)书,以此见容。”
相忌:相互猜忌。
桓玄:东晋权臣桓温之子,后篡晋安帝自立,兵败伏诛。
走舸:不忘记把书画带上船。
王涯:唐文宗宰相,字广津。
复壁:夹墙。
儿戏:贪念书画等身外之物。
害其国,凶其身:忘国丧身。
吾予:给予我,为倒装句。
颠倒错缪:本末倒置。
不复好:不再沉溺于其中。
蓄:收藏(书画)。
欣然接之:喜悦高兴地去欣赏它(指前面所指烟云的美丽和百鸟的呜叫声)。
驸马都尉:官名。汉武帝时始置,掌副车之马,为陪奉皇帝乘车之近臣。魏、晋以后,帝婿例授以驸马都尉,遂成为称号而非实官,简称驸马。
王君晋卿:即王诜(1036-1093后),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徙居开封(今属河南)。出身贵族。熙宁中尚宋英宗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为利州防御使。能诗善书画,工弈棋。《宋史》有传。
戚里:帝王外戚聚居之处。《史记·万石君传》:“徙其家长安城中戚里。”《索隐》:“于上有姻戚者居之,故名其里为戚里。”
角:衡量,考察。《孙子·虚实》:“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曹操注:“角,量也。”《汉书·东方朔传》:“(董君)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颜师古注:“角犹校也。”
平居:平时、平素。
攘:排除。
膏粱:精美的食品。
屏远:断绝,远离。
声色:歌舞和女色。
蓄其所有:(在屋舍中)放置(他收藏的)书画作品。
庶几:句首表示希望的语气词。
全其乐:保全收藏书画带来的快乐。
远其病:避免过度沉溺其中,为之所奴役。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以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以物易其性”(《骈拇》),“弃身以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以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以“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以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以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以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以物损身,以物伤性,所以“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以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以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以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驻马听”是这首小令的曲牌。这首小令描写人体造型的艺术魅力。全曲紧扣着舞姿来写。“凤髻蟠空,袅娜腰肢温更柔”,从发式和体形两者点染舞者的精致装饰和天生丽质。“轻移莲步,汉宫飞燕旧风流。谩催鼍鼓品梁州,鹧鸪飞起春罗袖。”描写舞者的具体形象。作者抓住舞的基本特征,用轻衫飘舞、莲步轻移、罗袖翻飞的动态形象,和汉宫赵飞燕“旧风流”的恰当联想,以及突出鼍鼓频催、《梁州》大曲伴唱的舞乐特点,简练、准确而又生动地描绘了舞姿的优美和场面气氛的热烈。“锦缠头,刘郎错认风前柳”用作为观众代表的“刘郎”眼光,用他“错认风前柳”的幻觉形象,渲染、强调了舞者留给观众的难忘印象。
这首小令写法极其夸张,强调了舞蹈艺术的感染力量,使人有如见如闻之感,其用语之典雅、清丽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公元1163年(孝宗隆兴元年)陆游三十九岁,以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出任镇江府通判,次年二月到任所。时金兵方踞淮北,镇江为江防前线。多影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固下滨大江,三面环水,登楼遥望,淮南草木,历历可数。这年十月初,陆游陪同知镇江府事方滋登楼游宴时,内心感叹而写下此词赋。
词的上片追忆历史人物,下片写今日登临所怀,全词发出了对古今的感慨之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
开始从多景楼的形势写起。自“江左”而“古徐州”,再“连山”,再“危楼”,镜头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由鸟瞰到局部,最后大特写点题。这本来是描写景物常见的手法,陆游写来却更加具有特色。他选择滚滚长江、莽莽群山入画,衬出烟云缥缈、似有若无之产矗立着的一座高楼,摄山川之魄,为斯楼之骨,就使这“危楼”有了气象,有了精神。姜夔《扬州慢》以“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开篇,同样步步推近,但情韵气象两者完全不同。陆词起则苍莽横空,气象森严;姜则指点名胜,用笔从容平缓。当然,这是由于两位词人各自不同的思想感情决定的。姜词一味低徊,纯乎黍离之悲,故发端纾缓;陆则寄意恢复,于悲壮中蓄雄健之气。他勾勒眼前江山,意在引出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故起则昂扬,承则慷慨,带起“鼓角”一层五句,追忆三国时代孙、刘合兵共破强曹的往事。烽火明灭,戈甲耀眼,军幕星罗,而以“连空”、“万灶”皴染,骤视之如在耳目之前,画面雄浑辽阔。加上鼓角随风,悲凉肃杀,更为这辽阔画面配音刷色,与上一层的滚滚长江、莽莽群山互相呼应衬托,江山人物,相得益彰。这样,给人的感受就绝不是低徊于历史的风雨中,而是激起图强自振的勇气,黄戈跃马豪情。上片情景浑然一体,过拍处更是一派豪壮。
然而,孙刘已杳,天地悠悠,登台浩歌,难免怆然泣下,故换头处以九字为三顿,节奏峻急,露草风枝,绘出秋容惨淡,情绪稍转低沉。接下去“使君”两句又重新振起,展开当前俊彦登楼、宾主谈笑斥的场面,敷色再变明丽。“古今愁”启下结上。“古愁”启“襄阳登览”下意,“今愁”慨言当前。当前可愁之事实在是太多了。前一年张浚北伐,兵溃符离,宋廷从此不敢言兵,是事之可愁者一。孝宗侈谈恢复,实则输币乞和,靦颜事金。“日者虽尝诏以缟素出师,而玉帛之使未尝不蹑其后”,是事之可愁者二。眼下自己又被逐出临安,到镇江去做通判,去君愈远,一片谋国这忠,永无以自达于庙堂之上,是事之可愁者三。君国身世之愁,纷至沓来,故重言之曰“古今愁”。但志士的心,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事实上,山东、淮北来归者道路相望;金兵犯淮。淮之民渡江归宋若有数十万,可见民心是可以挽回的国事,也是可以解决的。因此,虽烽烟未息,知府方滋就携群僚登楼谈笑风生。他的这种乐观情绪,洗尽了词兴心中的万千忧愁。这一层包孕的感情非常复杂,色彩声情,错综而富有层次,于苍凉中见明快,在飞扬外寄深沉。最后一层,用西晋大将羊祜(字点子)镇守襄阳,登临兴悲故事,以古况今,前三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抑压不平的心情。所云“襄阳遗恨”即是指羊祜志在灭吴而在生时未能亲手克敌完成此大业的遗恨词。意在这里略作一顿,然后以高唱转入歇拍,借羊祜劝勉方滋,希望他能象羊祜那样,为渡江北伐作好部署,建万世之奇勋,垂令名于千载,寄予一片希望。羊祜是晋人,与“古徐州”之为晋代地望回环相接,收足全篇。
这首词记一时兴会,寓千古兴亡,容量特大,寄慨遥深,后来,张孝祥书而刻之于崖石,题记中有“慨然太息”之语;毛开次韵和歌,下片有“登临无尽,须信诗眼不供愁”之句。“诗眼不供愁”之句。“诗眼不供愁”五字可以领会放翁有所期待、并未绝望的深心。二十五年之后,另一位豪放词人陈亮也曾以《念奴娇》赋多景楼,有“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的感慨万千之语。陈亮此阕,较之陆词更为横肆痛快。词人着眼,凝注大江,意者此江不应视为南北天限,当长驱北伐,收复中原。与放翁之感慨抑郁者,意境大不相同。陈亮平生之怀,一寄于词,惯以词写政治见解。他这一阕《多景楼》,纯然议论战守,纵谈攻防,自六朝王谢到今之庙堂,特别是对那些倡言“南此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的失败论者,明指直斥,豪无顾忌,其精神可流传千古。但作为文学作品讽诵玩味,终觉一泻无余,略输蕴藉风致,不如陆作之情景相生,万感横集,意境沉绵,三复不厌。借用近人陈匪石《声执》中两句话说,陈之词“气舒”,故“劲气直达,大开大阖”;陆之词“气敛”,故“潜气内转,百折千回”。陈如满弓劲放,陆则引而不发。陆较陈多积蓄,多意蕴,因此更显得沉著凝重,悲慨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