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但不可以把心意留滞于事物中。如果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把它看作是快乐的事情，即使事物特异也不会成为祸害。如果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成为祸害，即使是特异的事物也不会感到快乐。老子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物使人口伤，骑马打猎使人心发狂。”但是圣人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这四样东西，也是暂且用来寄托心意罢了。刘备有雄才大略，却性喜织毛物。嵇康恬静寡欲，却喜爱打铁。阮孚狂放不羁，却喜爱蜡制的鞋子。这难道有什么音乐美色和香气吗？但他们终生喜欢而不厌弃。
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和画了。然而到了那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么它的祸害就说不完了。钟繇发展到因此吐血盗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发展到因此互相猜忌，桓玄发展到打仗时还把书画装在船上带在身边，王涯发展到把书画藏在夹墙内，都是由于小孩子玩的把戏害了他们的国家，害了他们的身体。这就是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带来的祸害。
原来我在年少的时候，也曾经喜好这两样东西。家里所有的都担心失去，别人所有的又担心不给我。不久就自我嘲笑说：我看轻富贵而看重书画，看轻生死而看重书画，岂不也是厚薄轻重颠倒错误，丧失自己的本心吗？从这以后就不再那样喜好了。看见喜欢的书画虽然也想再收藏它，然而被人取走了，也不再感到可惜。就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为什么不愉快地接受它，等到消失之后就不再记挂它了呢？”于是书画二物就常常带给我快乐而不会成为祸害。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比赛，平日里也排斥精美的食品，弃绝远离歌舞和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又建了宝绘堂在私宅的东边，用来储蓄全部的书画，并要求我写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我担心他弄不好会像我年少时的爱好，所以写这篇文章告诫他，希望可以使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注释
寓意于物：指欣赏美好的事物，通过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意趣。
留意于物：耽溺、过分看重外物，不可自拔。留，（个人喜好为物所）牵制。
尤物：特异之物，与“微物”相对。
病：担忧，与“虽微物足以为乐”的“乐”字相对。
“五色”四句：见《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口爽即口味败坏。
“刘备”二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备性好结盹，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吒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既而答日：‘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吒”为“旄”“髦”之借字。好结髦：喜好用毛编结饰物。
“嵇康”二句：嵇康，字叔夜。三国魏文学家，谯郡锤人。为魏宗室婿，仕魏为中散大夫。尚老庄，工诗文，精乐理。后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嵇康传》称其“远迈不群”“恬静寡欲”。《世说新语·简傲》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惟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瞰，清言而已。”
“阮孚”二句：阮孚，字遥集，东晋陈留尉氏人。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元帝时为黄门侍郎，因以金貂换酒，为有司弹劾。《晋书·阮孚传》：“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日：‘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参见《世说新语·雅量》篇“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条。蜡屐：在木屐上涂蜡。屐，木鞋。
移人：使人的精神情态等改变。
释：放弃，舍弃，抛弃。这里“不释”指过分沉溺不松手，即不能自拔。
祸有不可胜言者：倒装句，定语后置，指意想不到的祸害。
钟繇：字元常，三国魏著名书法家。善书，尤长于正、隶。《三国志》有传。据《张君宝墨堂记》注引《墨薮》：钟繇于韦诞处见到蔡邕笔法，“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
发冢：盗人坟墓。
宋孝武：宋孝武帝刘骏，公元454—464年在位。
王僧虔：南朝宋书法家，晋王羲之四世族孙，仕宋为尚书令，工隶书。《南齐书·王僧虔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年号）世常用掘笔（秃笔）书，以此见容。”
相忌：相互猜忌。
桓玄：东晋权臣桓温之子，后篡晋安帝自立，兵败伏诛。
走舸：不忘记把书画带上船。
王涯：唐文宗宰相，字广津。
复壁：夹墙。
儿戏：贪念书画等身外之物。
害其国，凶其身：忘国丧身。
吾予：给予我，为倒装句。
颠倒错缪：本末倒置。
不复好：不再沉溺于其中。
蓄：收藏（书画）。
欣然接之：喜悦高兴地去欣赏它（指前面所指烟云的美丽和百鸟的呜叫声）。
驸马都尉：官名。汉武帝时始置，掌副车之马，为陪奉皇帝乘车之近臣。魏、晋以后，帝婿例授以驸马都尉，遂成为称号而非实官，简称驸马。
王君晋卿：即王诜（1036-1093后），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徙居开封（今属河南）。出身贵族。熙宁中尚宋英宗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为利州防御使。能诗善书画，工弈棋。《宋史》有传。
戚里：帝王外戚聚居之处。《史记·万石君传》：“徙其家长安城中戚里。”《索隐》：“于上有姻戚者居之，故名其里为戚里。”
角：衡量，考察。《孙子·虚实》：“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曹操注：“角，量也。”《汉书·东方朔传》：“（董君）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颜师古注：“角犹校也。”
平居：平时、平素。
攘：排除。
膏粱：精美的食品。
屏远：断绝，远离。
声色：歌舞和女色。
蓄其所有：（在屋舍中）放置（他收藏的）书画作品。
庶几：句首表示希望的语气词。
全其乐：保全收藏书画带来的快乐。
远其病：避免过度沉溺其中，为之所奴役。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以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以物易其性”（《骈拇》），“弃身以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以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以“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以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以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以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以物损身，以物伤性，所以“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以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以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以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据柳宗元的《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构法华寺西亭》、以及《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等文 章，可以看出该文应写于元和四年。《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曰：“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元克己于元和四年谪永，柳宗元于元和五年五月移居愚溪侧旁。因此，该诗与《序》作于元和四年无疑。
柳宗元何以能逃逸出昔日的苦闷心境，进而步入一种少有的旷达境界呢？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至元和四年前后，柳宗元对江南的梅雨湿热气候有所适应，身体有所好转，不再是“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的那种初来永州的感觉。其二，相继被贬谪来永的官员与慕名求教的学子的不断增多，使柳宗元的心里也渐渐淡化了初来永州时的那种被抛弃、被荒废、被折磨、被摧残的孤愤心态。其三，母、妻病亡的惨痛，王叔文之死的阴影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渐趋平缓，压抑、苦闷的心理有所缓解。从而，眼界骤然开阔起来：昔日的南蛮之地，奄忽间在那郁闷的胸中生出些许美来，并不断激发其观游的欲望与创作的快感。如在《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中欣然写道：“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
从总体上看，《法华寺西亭夜饮》在柳宗元诗歌中可以算得上是一首堪与《江雪》《渔翁》相并提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在这首诗中赋与比、象与兴应用得如同羚羊挂角，天衣无缝。在其平淡而简朴的文字里，隐藏的却是他那翻滚的思绪和那难以平静的激情。正如钟嵘于《诗品》中所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诗先从“法华寺西亭”写起，用“释迦往舍卫国说法时暂居之处，即祗树给孤独园”来喻法华寺，其意有二，一是指出了西亭在夕阳下的幽静；二是道出了他们这些贬谪之士南来永州，如同释迦讲法于舍卫国一般，属于生命的一种过程。于是，相互勉励道：人生于世，得抛开一切烦恼，举杯把盏，开怀畅饮。因此，“共倾三昧酒”短短5字，可谓是畅快洒脱，仿若将贬谪之痛、前途之忧置之九霄云外，淡忘得个干净，全然一股李白式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迈。
人常言：酒逢知己饮，话向故人说。柳宗元与元克己这样一群落难异乡而不得志的文人墨客，有缘相聚在这幽静的西亭，酒成了他们唯一排遣郁闷麻醉神经的最佳言语。其实，在人类文化史上，无论中外，酒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营造氛围的物品。因此，古往今来，借酒浇愁的文学作品，可谓是船装车载，难以尽数。最耐人寻味的有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刘伶的《酒德颂》：“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
柳宗元与元克己等人对酒当歌，不觉天色渐暗，月上梢头，醉态朦胧中从西亭望去，只见那暮色中的池水漫上西亭的台阶；皎洁的月光在窗上投下美丽的花影。于是，柳宗元笔锋一转，像电影画面一样地由室内的叙谈与把盏切换到了对窗外景色的描摹：“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通过两组特写镜头将朦胧的暮色与漫涨的池水、皎洁的明月与窗外的花影这些远近大小不同的景物联系在一起，构筑成了一幅鲜活生动、幽静典雅、清丽柔美的画卷。置身于这样仙境般的画卷中，还有何愁可言？何有不快之念？此时，作者已从逃逸规避的心态上升到了与自然融合的境界。
距离上由远而近，时间上由昼而夜，最后在阑珊的灯火下，相互对视，发现依然青丝满头、风华正茂，于是，不期然地得出该诗中的最蕴深意的旷达之句：“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莫厌樽前醉”中的“莫厌”二字，用得厚重而富有张力，它不仅与首联的“共倾三昧酒”遥相呼应，抒发了一种内心深处的豪气，也为结句“相看未白首”作了恰如十分的铺垫，使全诗浑然一体，豪气云霄。此外，“相看未白首”之句，隐约地指出了前途的光明与希望的存在，说明了柳宗元并没有沉湮在悲愤哀怨的泥潭之中，而是在以旷达之情正视着当下的处境。
于此，有的学者认为该诗的尾联写得甚为凄婉。因为在“未白首”的年龄，本正是为国为民贡献青春与作为的大好时机，而在这样的时机却沉迷于樽中之酒而致使光阴虚度，对大智的柳宗元而言，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悲愤，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是一种无声的哭泣。诚然，作为一说，这种理解也无可厚非。
但是，阅读这首诗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柳宗元所处的中唐时代，五言、七言的律诗绝句都已相当成熟，而柳宗元在此为何没有遵守律诗绝句的规则？贸然以六句成诗，较之绝句多了两句，较之律诗则少了一联，像这样的非绝非律类诗，在柳宗元诗集中共有4篇，即《独觉》、《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渔翁》、《法华寺西亭夜饮》（《杨白花》虽然只有5句，但它已表现出了词曲的风味）。原因为何？许多人为之莫解。其实，这是柳宗元文风中一以贯之的一种对当下主流文化的反叛与背离，对古体诗歌文体的一种光大。因为在柳宗元的4首六句诗中，皆以仄声字入韵，明显地带有古体诗的风味，而在古体诗中是没有句式句数的限制与约束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执著与文学样式的创新。
其实，人是有多面性的。生活之苦尽管无法规避，但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在痛苦之中。婉约中有旷达，旷达中有哀婉，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真实地个体。因此，我们在欣赏某个人的作品时，不能一股脑儿地将其归之为某一个派别，譬如手执铜板铁琶高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可谓是一个彻底的豪放派诗人，但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之句则写得让人读而泪落，吟而声咽，其婉约之调并不在易安柳永之下。于此，柳宗元的心态也是一样，痛苦之余不乏旷达，悲婉之后不失豪放，晦涩之中亦有明达。
绍兴三十一年冬，虞允文击溃金主完颜亮的部队于采石矶，这是一次关系到南宋朝廷生死存亡的重要战役，朝野振奋，国人欢呼，张孝祥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本词。
上片叙事。起首“雪洗虏尘静”充满胜利的痛快与喜悦，为全篇的情绪定调。采石之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洗雪“靖康之耻”，释解宋人痛失家国之恨，所以词人笔调轻快而充满了豪情，同时他为自己因受风云之阻未能奔赴前线而十分遣憾。“何人”二句，写他兴高采烈地命人吹奏军乐，欢庆胜利，然后用一系列的典故抒写怀抱。“湖人”三句，说明自己平生具有豪情壮志，对中原沦丧感到痛心，渴望恢复中原，目睹山河之异，亟欲一展平生抱负。夜间燃烛抚摸宝剑，心潮难平，想到曾在采石矶战胜金军，就如当年温峤燃烛照妖一样使金兵现出原形，心中就十分高兴。
下片抒情。开头巧妙地举出两大战役的名将，破曹的周瑜和击溃苻坚的谢玄以喻虞允文。虞和他们一样年丰力强而战功卓著，都是从容不迫地建立了功业。而现在物换斗移，时过境迁，他们的功业，已成历史陈迹，空余古战场供人凭吊。
当前江淮失地尚待收复，词人希望自己能奔赴战场，借宗悫乘风破浪和祖逖中流击楫的故事，表达了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回应上片“风约楚云留”，以激昂奋发的情绪振起全篇，使全词结束在慷慨悲壮的激情之中。
全词闪耀着时代的光彩，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融入词中，自然贴切，舒卷自如。词人壮怀激烈，忧国情深，是一首洋溢着胜利喜悦抒发爱国激情的壮词。
第一章描述所牧牛羊之众多，开章劈空两问，问得突兀。前人常指“尔”为“牛羊的所有者”，不妥：“所有者”既有牛羊，竟还会有“谁”疑其“无羊”，那是怪事。倘指为奴隶主放牧的奴隶，则问得不仅合理，还带有了诙谐的调侃意味。奴隶只管放牧，牛羊原本就不属于他。但诗人一眼看到那么多牛羊，就情不自禁高兴地与牧人扯趣：“谁说你没有羊哪？看看，这一群就是三百！”极为自然。劈空两问，问得突兀，却又诙谐有情，将诗人乍一见到众多牛羊的惊奇、赞赏之情，表现得极为传神。
许许多多牛羊集聚在一起，气象很壮观。倘若运用“羊来如云”“牛聚如潮”来比拟，当也算得形象了。但此诗作者不满足于此类平庸的比喻，他巧妙地选择了牛羊身上最富特征的耳、角，以“濈濈”“湿湿”稍一勾勒，那（羊）众角簇立、（牛）群耳耸动的奇妙景象，便逼真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这样一种全不借助比兴，而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梅尧臣语）的直赋笔墨，确是很高超的。
第二、三章集中描摹放牧中牛羊的动静之态和牧人的娴熟技艺，堪称全诗写得最精工的篇章。“或降”四句写散布四近的牛羊何其自得：有的在山坡缓缓“散步”，有的下水涧俯首饮水，有的躺卧草间似乎睡着了，但那耳朵的陡然耸动、嘴角的细咀慢嚼，说明它们正醒着。此刻的牧人正肩披蓑衣、头顶斗笠，或砍伐着柴薪，或猎取着飞禽。一时间蓝天、青树、绿草、白云，山上、池边、羊牛、牧人，织成了一幅无比清丽的放牧图景。图景是色彩缤纷的，诗中用的却纯是白描，而且运笔变化无端：先分写牛羊、牧人，节奏舒徐，轻笔点染，表现着一种悠长的抒情韵味。方玉润《诗经原始》叹其“人物并处，两相习自不觉两相忘”，正真切领略了诗境之幽静和谐。待到“麾之以肱，毕来既升”两句，笔走墨移间，披蓑戴笠的牧人和悠然在野的牛羊，霎时汇合在了一起。画面由静变动，节奏由缓而骤，牧人的臂肘一挥，满野满坡的牛羊，便全都争先恐后奔聚身边，紧随着牧人升登高处。真是物随人欲、挥斥自如，放牧者那娴熟的牧技和畜群的训习有素，只以“麾之”二语尽收笔底。
全诗至此，已将放牧中的诗情画意写尽，收尾就很难。若还是从牛羊身上落笔，则不见好处。此诗收尾之奇，正在于全然撇开牛羊，而为放牧者安排了一个出人意外的“梦”境：在众多牛羊的“哞”“哶（即咩）”之中，牧人忽然梦见，数不清的蝗子，恍惚间全化作了欢蹦乱跳的鱼群；而飘扬于远处城头的“龟蛇”之旗（“旐”旗），又转眼间变成了“鸟隼”飞舞的“旟”旗——诗人写梦，笔下正是这样迷离恍惚，令人读去，果真是个飘忽、断续的“梦”。接着的“大人占之”几句，读者无妨将它读作画外音：“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随着占梦者欣喜的解说，充塞画面的鱼群和旟旗，即又幻化成漫山遍野的牛羊（这正是放牧者的“丰收”年景）；村村落落，到处传来婴儿降生的呱呱喜讯（这正是“室家”添丁的兴旺气象）。诗境由实变虚、由近而远，终于在占梦之语中淡出、定格，只留下牧人梦卧时仰对的空阔蓝天，而引发读者的无限遐想。这由实化虚的梦境收束，又正有梅尧臣所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之妙。
综观全诗，可以看出：作诗不借比兴而全用赋法，只要体物入微、逼真传神，一样能创造高妙的诗境。此诗不仅描摹精妙，而且笔底蕴情，在展现放牧牛羊的动人景象时，又强烈地透露着诗人的惊异、赞美之情，表现着美好的展望和祈愿。一位美学家说：“使情趣与意象融化到恰到好处，便是达到最高理想的艺术。”不必说《小雅·无羊》就一定达到了这种“理想”境界，但也已与此境界相去不远。
这首诗是李贺入长安应试失败而归之后作的，是他当时心情的极好写照。
雪花在飘飘扬扬，大地白茫茫的，虽然时间是桂花盛遍的深秋，但在大雪覆压下，桂花显得稀稀落落；雪天里，一只被弹丸击伤的乌鸦，耷拉着翅膀在空中飞着，回到自己的巢去。这一幅凄凉冷落的景色是诗人哀伤感情的形象化，它又暗喻着自己落选，受小人攻击失意而归的境况。在前两句凄冷背景的映衬下，三、四两句诗人刻画了自己在归途中的落寞孤寂的形象。他骑在瘦驴下孤单的身影，倒映在清清的灞水里；萧索的朔风劲吹着，帽带低垂，像是在朔风中萧瑟着。以上四句白雪、桂花、飞鸟、朔风、骑着瘦驴的诗人，构成了一幅情感哀戚、色调惨淡的画面。在这幅画面里，孤独的瘦诗人，骑在一匹瘦驴上，怀着一腔哀愁，在风中雪里，踽踽行进。诗的后四句转入抒情，“入乡诚可重，无印自堪悲。”两句抒述了诗人矛盾的心情。回到家乡又重温家庭的欢乐温暖，这是值得欣慰珍重的；但是入京应试，“被弹”而归，孑然一身，一事无成，真是可悲。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卿卿”两句大有深意可挖。“卿卿”语自《世说新语·惑溺》：“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 ‘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卿卿”在此，绝对不可能是除李贺之妻的另外任何人。这里是通过对到家之后，和妻子相聚时情状的描写，进一步抒发自己悲苦的心情。这次入京应考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全家都希望他成功，尤其是他的妻子。这种境况下回家，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丈夫“垂翅”归来，妻子一瞧神色便什么也明白了。她怕丈夫增添痛苦，只好佯装照镜掩饰自己，不料“双泪”不争气地直往下流。可见，李贺之妻颇善解人意。
这不只是个人的坎坷际遇，也是中唐时期不少诗人所共同的，人才被压制毁灭的悲歌。
岑参诗的特点是意奇语奇，尤其是边塞之作，奇气益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奇而婉，侧重在表现边塞绮丽瑰异的风光，给人以清新俊逸之感；这首诗则是奇而壮，风沙的猛烈、人物的豪迈，都给人以雄浑壮美之感。诗人在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时，封常清出兵去征播仙，他便写了这首诗为封送行。
为了表现边防将士高昂的爱国精神，诗人用了反衬手法，抓住有边地特征的景物来状写环境的艰险，极力渲染、夸张环境的恶劣，来突出人物不畏艰险的精神。诗中运用了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写得惊心动魄，绘声绘色，热情奔放，气势昂扬。
首先围绕“风”字落笔，描写出征的自然环境。这次出征将经过走马川、雪海边，穿进戈壁沙漠。“平沙莽莽黄入天”，这是典型的绝域风沙景色，狂风怒卷，黄沙飞扬，遮天蔽日，迷迷蒙蒙，一派混沌的景象。开头三句无一“风”字，但捕捉住了风“色”，把风的猛烈写得历历在目。这是白天的景象。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对风由暗写转入明写，行军由白日而入黑夜，风“色”是看不见了，便转到写风声。狂风像发疯的野兽，在怒吼，在咆哮，“吼”字形象地显示了风猛风大。接着又通过写石头来写风。斗大的石头，居然被风吹得满地滚动，再著一“乱”字，就更表现出风的狂暴。“平沙莽莽”句写天，“石乱走”句写地，三言两语就把环境的险恶生动地勾勒出来了。
下面写匈奴利用草黄马肥的时机发动了进攻，“金山西见烟尘飞”中“烟尘飞”三字，形容报警的烽烟同匈奴铁骑卷起的尘土一起飞扬，既表现了匈奴军旅的气势，也说明了唐军早有戒备。下面，诗由造境转而写人，诗歌的主人公——顶风冒寒前进着的唐军将士出现了。诗人很善于抓住典型的环境和细节来描写唐军将士勇武无敌的飒爽英姿。如环境是夜间，“将军金甲夜不脱”，以夜不脱甲，写将军重任在肩，以身作则。“半夜军行戈相拨”写半夜行军，从“戈相拨”的细节可以想见夜晚一片漆黑，和大军衔枚疾走、军容整肃严明的情景。写边地的严寒，不写千丈之坚冰，而是通过几个细节来描写来表现的。“风头如刀面如割”，呼应前面风的描写；同时也是大漠行军最真切的感受。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战马在寒风中奔驰，那蒸腾的汗水，立刻在马毛上凝结成冰。诗人抓住了马身上那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进行细致的刻画，以少胜多，充分渲染了天气的严寒，环境的艰苦和临战的紧张气氛。“幕中草檄砚水凝”，军幕中起草檄文时，发现连砚水也冻结了。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个细节，笔墨酣畅地表现出将士们斗风傲雪的战斗豪情。这样的军队必然无人能敌。这就引出了最后三句，料想敌军闻风丧胆，预祝凯旋而归，行文就象水到渠成一样自然。
全篇奇句豪气，风发泉涌，由于诗人有边疆生活的亲身体验，因而此诗能“奇而入理”，“奇而实确”，真实动人。
全诗句句用韵，除开头两句外，三句一转韵，这在七言古诗中是不多见的。全诗韵位密集，换韵频数，节奏急促有力，情韵灵活流宕，声调激越豪壮，有如音乐中的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