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原本就没有菩提树，也没有明镜台。
佛性就是一直清澈干净，哪里会有什么尘埃？
众生的身体就是一棵觉悟的智慧树，众生的心灵就像一座明亮的台镜。
明亮的镜子本来就很干净，哪里会染上什么尘埃？
原本就没有菩提树，也没有明镜台。
心里本来就空无一物，哪里会染上什么尘埃？
菩提只是向着内心寻找，何必劳累向外界求取玄妙的佛家思想？
以此进行修行自身，极乐世界也就在眼前！
注释
常：这里指菩提常，意译为“觉常”或“道常”。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在此常下证得菩提，觉悟成道，故称此常为菩提常。
明镜：据《资持记》下二之三：“坐禅之处，多悬明镜，以助心行。”通常用以比喻佛与众生感应的中介。
台：指安置明镜的地方，可以借代为客观存在。
佛性：是梵汉并译名词，意译为“觉性”、“如来性”，有时被称为“涅”，或叫“真如”，也是“如来藏”的异名。原指佛陀本性，发展为成佛的可能性，是佛教徒所追求的修行目标和理想境界。
清净：佛教术语，远恶行，离惑垢，称为清净。
尘埃：佛教术语，指人间的一切世俗事务。按出家人的观点，世务不净，故称尘务。
玄：佛教术语，这里是指玄妙的佛教理想。《信心铭》：“不识玄者，徒劳念佛。”对于佛教徒来说，通晓玄机，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佛教术语，指净土所在的极乐世界。
第一首偈，见国敦煌写本《坛经》。关国这首的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底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六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数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底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数秀上座国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数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六一读”数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六国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数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底原则的区别。数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六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国数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六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数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六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国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国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六”与“智六”，“善六”与“恶六”，他们和“佛”之间，没底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国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底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数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六六所共底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国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数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国《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的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底六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底言：“底灯即底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六善六、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六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国“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国《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底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底真，底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六。”反复申明向六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六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从此诗的内容看，似是一首女子自伤遭遇不偶，而又苦于无可诉说的怨诗。其抒情口气，有幽怨之音，无激亢之语。
全诗共五章三十句。首章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起兴，以柏舟作比。这两句是虚写，为设想之语。用柏木做的舟坚牢结实，但却漂荡于水中，无所依傍。这里用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境。因此，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了，笔锋落实，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便显现出来。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独此“隐忧”非饮酒所能解，亦非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
次章紧承上一章，这无以排解的忧愁如果有人能分担，那该多好！女子虽然逆来顺受，但已是忍无可忍，此时此刻想一吐为快。寻找倾诉的对象，首先想到的便是兄弟，谁料却是“不可以据”。勉强前往，又“逢彼之怒”，旧愁未吐，又添新恨。自己的手足之亲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既不能含茹，又不能倾诉，用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话说，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
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词。前四句用比喻来说明自己虽然无以销愁，但心之坚贞有异石席，不能屈服于人。“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意思是说：我虽不容于人，但人不可夺我之志，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决不屈挠退让。其意之坚值得同情乃至敬佩。
第四章诗对主人公那如山如水的愁恨从何而来的问题作了答复：原来是受制于群小，又无力对付他们。“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一个对句，倾诉了主人公的遭遇，真是满腹辛酸。入夜，静静地思量这一切，不由地抚心拍胸连声叹息，自悲身世。
末章作结，前两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于无可奈何之际，把目标转向日月。日月，是上天的使者，光明的源泉。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司马迁语），女子怨日月的微晦不明，其实是因为女子的忧痛太深，以至于日月失其光辉。内心是那样渴望自由，但却是有奋飞之心，无奋飞之力，只能叹息作罢。出语如泣如诉，一个幽怨悲愤的女子形象便宛然眼前了。对于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以及小人指什么人等问题争议也很大，各家之说中，认为女主人公是贵族妇人、群小为众妾的意见支持者比较多。
全诗紧扣一个“忧”字，忧之深，无以诉，无以泻，无以解，环环相扣。五章一气呵成，娓娓而下，语言凝重而委婉，感情浓烈而深挚。诗人调用多种修辞手法，比喻的运用更是生动形象，“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几句最为精彩，经常为后世诗人所引用。
这是一首怀念远别亲友的诗。虽然作者和这一亲友的远别，或许是有统治者内部矛盾这一特殊原因，但在汉末魏初那个动乱流离的年代，远别而不能团聚，甚至不能相见，实是普通现象。所以这首诗很容易引起共鸣，富有典型性与现实性。
这首诗开头“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实属景语，并无影射比喻之意。而“高台多悲风”亦属秋景。登高是因为要眺望远处，所以是思念远方的人；而时值秋令，亭台越高那么风自然就会越凄厉，登亭台的人于是就因为风急而越感受到心情的沉重悲哀。这一句简括凝炼，开后人无数法门。直是把此一句衍化为五十六字的长诗。所以曹植这五字能成为名句的原因，正因为这虽然作为景语，其实是寓意深情。
接下来的第二句“朝日照北林”，本来也是属于景语，但是却化用《诗·秦风·晨风》之首章。故作者《种葛篇》写思妇有“徘徊步北林”之句，而这篇以“朝日照北林”起兴。古人以夫妇与兄弟关系相互为喻，都是起始于《诗三百篇》，在曹植诗集中也屡见不鲜。
由于上句点出北林，正隐含《诗》中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之意，所以作者紧接着写到“之子在万里”了。意思是自己所思念的人是远在万里之外，而下面“江湖迥且深”一句更是寓意深远，情韵不匮。因为江湖阻隔彼此的消息是一层；而“之子”却经过这样遥远而艰难的路程走向万里之外，其身心所受的摧伤折磨可想而知，又是一层；况且其身既然在远方，以后回来不是件容易事，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自然更深了一层。
下面的“方舟子可极，离思故难任！”二句又紧承“江湖”句而言。把“离思”写得十分沉重压抑，可见其中有多少愁苦优怨之情。这虽只就自己一面说，实际上也体现出所思之人同样是不胜其愁苦忧怨了。
下句“孤雁飞南游”，表面上是写实，即作者在登高望远之际看到孤雁南飞，实则蕴涵着好几层意思。以前古人用“雁行”比喻兄弟，曹彪封吴，无异流放，和孤雁南游很像；又因为自己也像孤雁一样，故“过庭”而“长哀吟”。“过庭”虽用《论语·季氏篇》“鲤趋而过庭”的字面，实借喻自己的入朝。
最后的四句“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李善注：“翘，悬也。”“翘思”，等于说“悬念”；“慕”，有念念不忘之意。不但见孤雁而思远人，并且把希望寄托于雁，问它是否愿为自己捎个信儿去。但雁飞甚速，形影倏忽间便不见了，这就更使作者黯然神伤了。“翩翩”，形容鸟疾飞之貌。连孤雁都翩然而逝，说明自己怨怀无托，结语似意犹未尽而已令人不忍卒读，是真正写情的高手。
此诗用笔似浅直而意实深曲，前六句以赋体为主，却似比兴；后六句以比兴为主，反而趋近赋体。这说明作者深得《诗三百篇》之三昧，而做出用五言新体裁，所以是从建子以来的诗人作品当中的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