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此词以追怀南宋起笔，汉上指江汉流域，是女词人故乡。江南指长江中下游流域，词中借指南宋。都会繁华，人物如云。指故国的繁盛。“尚遗宣政风流”，南宋文明源于北宋风流文采。宣、政指北宋政和、宣和年间。“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千里长街，连云高楼，朱户绿窗，帘钩银光灿灿。

　　“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貔貅，猛兽之名，借指侵略者。这里指元兵南犯，势如洪水猛兽。公元1274年（咸淳十年）元兵自襄阳分道而下，不久东破鄂州。公元1275年（德祐元年）三月，南陷岳州，“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长驱直入的蒙古兵占领了繁华绮丽的汉上江南，如风暴横扫落花。从起笔写南宋文明之繁华，笔锋一转，写元兵大兵南侵，“风卷落花愁”，表达了词人对国破家亡之恨和自身被掳之辱的无限悲慨之情。笔锋一转，女词人以包容博大的气魄和卓越的识见转写宋代历史文化大悲剧，笔力不凡，也表现了女词人超人一等的思维安位。当女词人作此词时，已被掳至临安，临安被陷之景，其触目惊心悲慨之深，是可以想见的。清平三百载，从南宋直扩展至三百年南北两宋。“典章文物”四字，凝聚着女词人对宋代历史文化之反思与珍惜。此四字指陈出有宋一代文化全体。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灿烂文化三百年，如今扫地俱休！女词人之绝笔，写是历史文化悲剧之写照。此三句承上片而来，但典章文物显然比十里银钩更其深刻，是为巨眼。全词有此三句，意蕴极为遥深。在女词人心灵中，祖国与个人双重悲剧，原为一体。以下写个人命运之悲剧。“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就其深层意蕴言，则是庆幸自身在死节之前犹未遭到玷辱，保全了清白。是足可自慰并可告慰于家国。词读至此，真令人肃然起敬。一弱女子，能在被掳数千里后仍全身如此。非一般人所及！其绝笔之辞气又复从容如此，气度显亦超常。

　　“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借用南朝陈亡时徐德言与其妻乐昌公主破镜离散典故，说出自己与丈夫徐君宝当岳州城破后生离死别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对丈夫最后的深挚怀念。徐郎，借徐德言指徐君宝。同姓而同命运，用典精切无伦，自见慧心。徐德言夫妻破镜犹得重圆，而她们夫妇死节已决。故女词人之用此古典，其情况之可痛实过之百倍。“徐郎何在”？生死两茫茫，惆怅何其多。情变悲愤激烈而为凄恻低徊，其言之哀，不忍卒读。“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的意思是：从今后，我的魂魄，要飞过几千里路，回到岳阳故土，到夫君身边。从容绝决而又固执不舍，充分体现出能出世而仍入世、置生死于度外的传统文化精神。“夜夜岳阳楼”结笔于岳阳楼，意蕴遥深，亦当细细体味。

　　女词人在词中对自身被掳艰危之现实，着墨尤多，而寄之以对文明的追思之中，对祖国沦亡亲人永别深致哀悼，写南宋文明之繁盛及横遭蹂躏。在回忆和反思中。下片写徐郎何在与断魂千里，运用悬望与想象。表现了女词人远思之凌空超越。此词另一特点是意境之重、大、崇高。从历史文化悲剧写起，哀悼宋文明的衰亡，词境极为重大。词中表明自己死节之心，将祖国和个人的双重悲剧融汇，意境极为崇高。

　　第四首咏怀的是刘备在白帝城的行宫永安宫。诗人称颂了三国时刘备和诸葛亮君臣一体的亲密关系，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抱负难展的悲怨之情。

　　作者借村翁野老对刘备诸葛亮君臣的祭祀，烘托其遗迹之流泽。诗歌先叙刘备进袭东吴失败而卒于永安宫，继叹刘备的复汉大业一蹶不振，当年的翠旗行帐只能在空山想象中觅得踪迹，玉殿虚无缥缈，松杉栖息水鹤。歌颂了刘备的生前事业，叹惋大业未成身先去，空留祠宇在人间的荒凉景象。最后赞刘备诸葛亮君臣一体，千百年受人祭祀，表达了无限敬意，发抒了无限感慨。

　　此诗通过先主庙和武侯祠邻近的描写，进而赞颂刘备、诸葛亮君臣际遇、同心一体，含有作者自己论事被斥，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抱负不能施展的感慨。在艺术描写上和前几首又有所不同。全诗平淡自然，写景状物形象明朗，以咏古迹为主而隐含咏怀。

　　统观欧阳词，如一人而有二面。其艳情词艳得近于淫靡，轻佻俳狎，几乎难以卒读。然如《南乡子》八首，却换了一副笔墨，一洗绮罗香泽，转为写景纪俗之词，全写广南百越少数民族地区风物。读其词，如夏日清风、久雨新晴，心神为之一爽。

　　这是八首之二，写景如画，写情传神，将广南少女的真率、羞涩，质朴的情状活脱脱显于纸上。词的开头两句，宛如一幅南国水乡图，而且是静物素描，不加渲染，不事润色。炎炎长夏，船儿不动，桨儿不摇，近处是以木槿花为篱（木槿为广南常见之物，夏秋间开花，红白相间，当地人常以为篱）的茅舍，远处是依稀可见的横江竹桥，静极了，也天然极了。而“画舸”与“槿花”两相辉映，又使恬静素淡之中平添了几分艳雅，也为痴男情女的出场作了引信。

　　下片写男女初聚之情。“水上游人”指远方来客，即“画舸”中的男子；“沙上女”与“水上游人”相对为文，即以槿花为篱的茅舍的主人，立于沙头的一位少女。至此，词人又为读者在南国水乡图上叠印了一幅仕女图，尽管这幅仕女图似乎也是静的，不过已经呼之欲出，跃跃欲动了。男子，总是主动的，勇敢的，他伫立良久，便上前问话了，问女子姓甚名谁，年庚几许，家在何处。不过，这些作者都没有写，是画外之音，是省文，但却不是凭空结想。且看，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欲答，又羞于答，她转身走了。走了，又不甘心，却又回头顾盼，“笑指芭蕉林里住”。这“芭蕉林”，或者就是“槿花篱”的旁景，或者竟是这女子撒了一个谎：“家可远哩，在芭蕉深处。”结句的答话，将全词的静景一下子点活了。原来“画舸”之所以要“停桡”，是因为男子被女子所吸引；槿篱竹桥，也几等于北方的“桑间濮上”；水上沙上，跃动着初恋者的倩影。

　　李白有《陌上赠美人》诗云：“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正与此词相近。然一指红楼，一指蕉林，各是自家身分。李清照《点绛唇》有句曰：“和羞走，依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与此词的写“回顾”同一笔意。盖“回顾”这一动作最能传女子的娇羞之态，故诗人每每写及。然彼一回顾而依门嗅梅，此一回顾而笑答客问，北国千金与水乡村姑的腔范就判然分明了。

　　诗人只身北去，对广陵的亲故怀着极为深沉的感情。但这种感情，表现得颇为含蓄。读者从诗中感觉到的，诗人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只是摄取了眼前景物，淡墨点染，构成一种凄迷的气氛，烘托出一种执着的情感。

　　诗的前两句画出暮色中空荡荡的淮河，诗人欲行而踟蹰的情态，描绘一种空旷孤寂之感。接下去，茫茫楚天挂上了霏霏雨幕，远处山寺又传来一声接一声悠长的暮钟，寂寞变成了凄怆，羁旅之情更为深重。有了这样浓郁饱满的感情积蓄，五六两句才轻轻点出“离思”二字，像凄风偶然吹开帷幕的一角，露出了诗人憔悴的面容。按说诗写到这里，应直接抒写离思之情了，然而没有。诗人还是隐到帷幕后面，他只在迷蒙雨幕上添一只疾飞的伶仃小鸟。这小鸟，从“独”字看，是失群的；从“下”字看，是归巢的；从“东南”二字看，是飞往广陵方向去的。既是失群的小鸟，睹物及人；既是归巢的小鸟，它尚且有一个温暖的窠巢，读者很容易为诗人兴“断肠人在天涯”之叹。既是飞往广陵方向的小鸟，诗人的心也在跟着它飞翔。而且，鸟归东南，离巢愈近；人往西北，去亲愈远。此情此境，诗人难堪，读者也为之凄恻。因此，读者自然而然地与诗人同时发出深沉的一问：“广陵何处在？”这一问，怅然长呼，四野回响，传出了期望回答而显然得不到回答的曲曲苦情，写出了想再一次看见亲故而终于无法看见的心理状态。而正在此时，声声暮钟，不断地、更深沉更晌亮地传到耳边，敲到心里；迷蒙雨雾，更浓密更凄迷地笼罩大地，笼罩心头。于是，天色更暗淡了，心情也更暗淡了。

　　这诗写离别之情，全用景物烘托，气氛渲染。诗中景物凄迷，色彩黯淡，钟声哀远，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藏在轻纱帷幕后面，触之不能及，味之又宛在。且这种感情不仅从一景一物中闪现，而是弥漫全诗，无时不在，却又无处实有，无时实在，使诗具有一种深远的意境，深沉的韵致。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