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记事,写诗人在征途上不知道走了多久、多远;颔联写景,天寒风浪,突出了旅途上的艰辛;颈联开始抒发无时不在的思乡之情;尾联写行舟途中得鲤鱼后所引发的思念之情。全诗蕴籍含蓄,意在言外,颇堪玩味。
一二句记事。“一挂吴帆”是说自水路前去吴地,“不计程”是无法计算路程,极言自乡至吴水路的遥远;下句承接上句,从船只多次的停泊与开行再写行舟之久。两个“几回”,见水路行程的单调与乏味,又与上句“不计程”相照应。虽不言“忆”,而“忆”意隐含其中。
三四句写景,这是一联工整的对偶句。上句写天空,下句写江面。江南秋色本是迷人,更何况此次又是江行。然而映入诗人眼帘的却不是“楚天千里”的一片“清秋”,而是“天寒”“云冻”“江阔”“浪生”。“天寒”二字固然有诗人自己的感觉在内,“云”之能“冻”更是经过诗人感情滤化了的景物,表现了天色的阴霾、沉重。然而诗人还叙述,此刻天空是“有日”的,“有日”则云不应“冻”,但“云犹冻”,可见日色的晦暝,更增加了惨淡的气氛。
再看江面,“江阔”本给人以显豁之感,再加“无风”,则更应是坦途,但“浪自生”显出了水势的汹涌。这一联描绘景色确切;“有日”“无风”,一有一无,都能宕开一步。虽是景语,但也表现了诗人离乡远行时那黯淡、凄凉的心境。
五六也是以工整的对偶写景。上句从“家山”之变为“数点”,可见诗人自登舟离家的那一刻起,就凝望着越来越远去的故乡;从“常在眼”三字,可以想见当这“数点”“家山”从视线中消失之际,它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诗人眼前。上句浸透了诗人难以排遣的乡思乡愁。
下句的“寒雁”与颔联的“天寒”相照应,点明时值深秋。凄冷萧瑟的秋天本来容易使人产生思乡之情,更何况此时大雁又正飞向诗人离别了的家乡,长空一声雁叫自然会牵动诗人满怀的愁情。这一联中的“数点家山”与空中“寒雁”本是一幅淡远迷蒙的水墨画,一声雁叫又为这画幅增添了凄冷的气氛。颔联、颈联同属写景,但前一联写的是自然界之大景,情隐含于景中;后一联写的却是与诗人关系更为密切的远景,情与景结合更为紧密,抒情性也更为明显。
最后两句转入叙事。船工在行舟时捕得鲤鱼是很平常的事,诗歌的妙处在于诗人在“鲤”前加了“南来”二字,鱼是从家乡来的,然后借用这习见的事,通过《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典故,抒发盼望家书的急切心情。事借得巧,典故用得巧,表达了深沉的抒情意味。
从表面看,这首七律以“行舟”为线索,全诗四联围绕行舟分写行程之远、江行之险、家山寒雁、烹鱼取书;而究其内在的含义,忆兄弟、思故乡的情愫才是贯串全诗的一条主线,无论记事、写景、用典,其中包含的抒情成分是一层深似一层的。因此,除诗题而外,全诗无一字写及手足情,而手足之情甚浓;无一句明叙家乡恋,而家乡之恋自深。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只小船挂起了征帆,直下吴中,不知走了多远。只记得,几回回停舟,几回回解缆。
冬日的阳光迷漾清寒,云彩仿佛被冻住了。空阔的江面上没有刮风,浪也翻卷。
故乡的青山常常在眼前浮现;深秋的大雁啼鸣声声,牵动着我的思乡之情。
船工突然捉住了一条从南方故乡来的鲤鱼;赶快杀掉它吧,也许鱼腹中装着家书。
注释
永和:地名,今吉安县永和镇。
吴帆:指舟行的目的地。
系缆:系住缆绳,指停船。
家山:家乡之山。
常在眼:谓家山虽从视线中消失,但仍时时浮现在眼前。
寒雁:深秋之雁。
关情:南飞之雁鸣,牵动了诗人的思乡之情。
长年:古代对船工的称呼。
南来鲤:从南方故乡来的鲤鱼。
这首诗首联记事,写诗人在征途上不知道走了多久、多远;颔联写景,天寒风浪,突出了旅途上的艰辛;颈联开始抒发无时不在的思乡之情;尾联写行舟途中得鲤鱼后所引发的思念之情。全诗蕴籍含蓄,意在言外,颇堪玩味。
一二句记事。“一挂吴帆”是说自水路前去吴地,“不计程”是无法计算路程,极言自乡至吴水路的遥远;下句承接上句,从船只多次的停泊与开行再写行舟之久。两个“几回”,见水路行程的单调与乏味,又与上句“不计程”相照应。虽不言“忆”,而“忆”意隐含其中。
三四句写景,这是一联工整的对偶句。上句写天空,下句写江面。江南秋色本是迷人,更何况此次又是江行。然而映入诗人眼帘的却不是“楚天千里”的一片“清秋”,而是“天寒”“云冻”“江阔”“浪生”。“天寒”二字固然有诗人自己的感觉在内,“云”之能“冻”更是经过诗人感情滤化了的景物,表现了天色的阴霾、沉重。然而诗人还叙述,此刻天空是“有日”的,“有日”则云不应“冻”,但“云犹冻”,可见日色的晦暝,更增加了惨淡的气氛。
再看江面,“江阔”本给人以显豁之感,再加“无风”,则更应是坦途,但“浪自生”显出了水势的汹涌。这一联描绘景色确切;“有日”“无风”,一有一无,都能宕开一步。虽是景语,但也表现了诗人离乡远行时那黯淡、凄凉的心境。
五六也是以工整的对偶写景。上句从“家山”之变为“数点”,可见诗人自登舟离家的那一刻起,就凝望着越来越远去的故乡;从“常在眼”三字,可以想见当这“数点”“家山”从视线中消失之际,它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诗人眼前。上句浸透了诗人难以排遣的乡思乡愁。
下句的“寒雁”与颔联的“天寒”相照应,点明时值深秋。凄冷萧瑟的秋天本来容易使人产生思乡之情,更何况此时大雁又正飞向诗人离别了的家乡,长空一声雁叫自然会牵动诗人满怀的愁情。这一联中的“数点家山”与空中“寒雁”本是一幅淡远迷蒙的水墨画,一声雁叫又为这画幅增添了凄冷的气氛。颔联、颈联同属写景,但前一联写的是自然界之大景,情隐含于景中;后一联写的却是与诗人关系更为密切的远景,情与景结合更为紧密,抒情性也更为明显。
最后两句转入叙事。船工在行舟时捕得鲤鱼是很平常的事,诗歌的妙处在于诗人在“鲤”前加了“南来”二字,鱼是从家乡来的,然后借用这习见的事,通过《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典故,抒发盼望家书的急切心情。事借得巧,典故用得巧,表达了深沉的抒情意味。
从表面看,这首七律以“行舟”为线索,全诗四联围绕行舟分写行程之远、江行之险、家山寒雁、烹鱼取书;而究其内在的含义,忆兄弟、思故乡的情愫才是贯串全诗的一条主线,无论记事、写景、用典,其中包含的抒情成分是一层深似一层的。因此,除诗题而外,全诗无一字写及手足情,而手足之情甚浓;无一句明叙家乡恋,而家乡之恋自深。
《行舟忆永和兄弟》大约作于公元1153年(绍兴二十三年)。当诗人离开家乡顺江而下前往吴地时,漫长的水路,沿江的风物,无处无事不触动他的乡思,于是写了这首七律,以兄弟之忆,表故乡之思。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
上片着力描绘钱塘江秋潮雄伟壮观的景象,从侧面表达了词人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首四句写潮来时惊天动地的气势,先写天空飞鸟,继写江面波涛。开头四句大意说,他正看着半空翱翔的鸥鹭,刹那间便听到如擂动战鼓般轰鸣的波涛声,只见那汹涌的潮水如千军万马,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如激战中奔驰的貔虎似的大队勇士势不可挡。这四句写得有声有色,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形,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潮水上涨,如此骇人,似乎无人可以驾驭。然而,对江上的渔民来说,却又因为司空见惯,不把它当回事儿。“朝又暮”以下便写这些“弄潮儿”嬉戏于潮水中的动人情景。这种场面旁观者惊心动魄,这些勇士们却自由自在,在潮水中踏着浪花欢腾舞蹈,红旗飞扬,人像鱼儿在波涛中跳跃出没,极为精彩壮观。上片写闻名遐迩的钱塘江上潮的情景,曲尽其妙,充分歌颂了大自然的“美”和“力”,同时又讴歌了与大自然搏斗的人,表现了对勇敢的蔑视狂风巨浪的“人”的赞赏,既赋物以言情。
上片词的意境已经够开阔了,但稼轩不仅是伟大的词人,而且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此词的艺术境界也远不止此,面对“万里长鲸吞吐”般浩大的潮水,词人思绪万千,他想起后梁钱武肃王命令数百名弓弩手用箭射潮头,企图阻止潮水前进,情同玩笑,所以说“人间儿戏千弩”,其结果便是“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这两句说,那滔滔的潮水尽力流泻并不懂得什么事,它依旧像白马驾着素车向东方奔去。“堪恨处”以下叙述传说中白马素车在潮头之上的伍子胥的遭遇。“人道是、属镂怨愤终千古。”吴王不但不采纳伍子胥的意见,而且赐他“属镂”剑自杀,当然是遗恨千古。辛弃疾在这里实际上是以伍子胥自喻,他想到自己光复中原的建议不被朝廷采纳,而且由此引来了恶意的攻击,受到贬谪,无法为国家建功立业,所以下句说“功名自误”。
“漫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说的是吴王不听伍子胥的建议亡国以后的事。陶朱公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后,便携带西施乘小舟隐遁于“五湖”之中。辛弃疾忆起历史上吴、越之争,联想到眼前国家前途命运不堪设想,所以结尾意境极沉郁,与此词开头的雄大气魄对应来看,就可以看他无时无地不在惦念国事,观潮,看“吴儿”戏水,本来兴高采烈,但触景伤情,他仍然无法摆脱惆怅、郁闷。
此词或写景,或用典,无不生动自然。由观潮想到令人痛心的历史往事,想到自己的处境和国家的命运,词人时时刻刻想着国家,他的爱国思想也就常常在他的作品中很自然地表达出来。
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