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因为玉童来迎接浮丘伯,真仙的居所都萧瑟了,没有许飞琼,瑶台十分空旷寂寥。
在夜晚的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且借给你观赏,你可不要取道去那姑苏城去,像那范蠡那样带着美色到那太湖上去。
注释
菩萨蛮:词牌名,又名《子夜歌》《重叠金》《花溪碧》,双调四十四字,用韵两句一换,凡四易韵,平仄递转。杭妓往苏迓新守:元本题“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傅本无“新守”二字。明刊全集、二妙集、毛本题作“杭妓往苏”。此据紫本、百本。王规甫:名诲。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一“题名”:王诲于熙宁年间,以朝散大夫、尚书司勋郎中知苏州。
浮丘伯:又称浮丘公,古仙人。《列仙传》卷上:“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洞天:《茅君内传》:“大天之内,有地之洞天三十六所,乃真仙所居。”不用许飞琼。
瑶台空月明::孟綮《本事诗·事感第二》:“诗人许浑尝梦登山,有宫室凌云,人云此昆仑也。既入,见数人方饮酒,招之。至暮而罢。赋诗云:‘晓人瑶台雾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借与韦郎看: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
姑苏:龙笺引《吴越春秋》:“越进西施于吴,请退师。吴得之,筑姑苏台,游宴其上。”《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越因伐吴,败之姑苏。”《集解》引《越绝书》云:“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索引》:“姑苏,台名,在吴县西三十里。”
五湖:《国语》卷二一《越语下》:越灭吴,“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日:‘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
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清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七月。当时,杭州知州陈襄将罢任,新任知州杨绘正在赴杭州途中,杭妓前往苏州迎接,于是苏轼信笔所之,写下这首《菩萨蛮》词,寄给苏州太守王诲。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诗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北国清峻的秋景,同时抒发了诗人迫于战乱,漂泊异乡的感慨。末句“不用苦思家”一语,以否定语来表示肯定之意,收到了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诗的前四句写秋景,后四句写感叹。时为深秋,山中古老的树木,黄叶已飘落殆尽,只有高高的梢头尚有残留,在秋风中瑟瑟作响。有些细瘦的藤萝缠绕在古树上,在寒风中开着小花,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水边的沙岸是那么平坦,不时有北来的大雁在上面栖息,集聚力量,准备南飞。寒鸦也从广阔的原野上披着夕阳之色飞归山中,聚集在古树上,叫声深沉而悲凄。老树、寒藤、平沙、泊雁、旷野、攒鸦构成了一幅北国的秋景图,给人一种草木零落的悲秋之感。诗人选择这些景物作为描写的对象,是因为避难山中的他此时的审美心理最能与这些容易引起悲感的物象融合,悲秋之物和悲伤之怀一碰撞,便形成了这些特定的意象,构成了带有悲凄色彩的图景。当时,诗人刚从老家迁居三乡,用这“旅食”两个字概括其生活遭遇很恰当。“秋看尽”是对前四句描写的点破,直说写诗的时间是秋将尽、冬将来的九、十月之交,正与诗人避兵女几山的行踪吻合。“日又斜”不仅仅是为了点明时间,太阳落山时分,更重要的是一个“又”字,表明诗人在此战乱时起、人生多难之时,在山中度日如年,无可奈何,只好一个人行吟山间,送走了一个黄昏又一个黄昏。
诗人孤独的身影、艰难的步履,听到了那悲怆的吟唱、深沉的叹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干戈正飘忽”造成的。这句诗概括了当时蒙古兵屡屡进逼、战火连年不断的局势,也指当年蒙古兵和西夏兵联合攻下潼关,侵入汝、嵩地区,直逼汴京的突发事件。正因为这样,诗人在离开老家迁居河南三乡镇,又临时避兵女几山。家乡沦陷,关山千里,干戈时起,战乱不息,诗人此时是国破家危,有家难回,因此也就“不用苦思家”了。而究其实,诗人此时的心情正是苦苦思念家乡,不然还说什么“不用”,这是用否定的语气表明肯定的意思,收到了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该诗抒发的是诗人迫于战乱,漂泊异乡的感慨,表现的是诗人羁旅生活的悲情愁绪。该诗在艺术上的巧妙之处,是没有直接地说愁道悲,而是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抒发诗人的内心感受的。一是景寓情。首联:“老树高留叶,寒藤细作花。”笔法一粗一细,景物一大一小,但无论粗细大小,都景中有情,隐约可见。这里的高树老衰,残叶萧瑟;藤萝蔓伸,细花微结,无不是秋天的景物,构成一个萧瑟凄清、使人情郁心沉、愁绪顿生的境界,而这些景物中正寄寓了诗人的主观感受。二是情生景。次联:“沙平时泊雁,野迥已攒鸦。”一写泊雁,一写攒鸦,二者俱是诗人眼中之景,是诗人思念故园渴望安定的情感的外化,是经过诗人主观情感过滤择选的景。“雁”可“泊”,“鸦”能“攒”,而诗人却如无家“雁”,失群“鸦”,四处飘零,无家可归,一种人不如鸟的情感油然而生。泊雁、攒鸦两种景物,就是诗人这种情感映射的结晶。三是景情谐。该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抒情。老树残叶,寒藤细花,平沙泊雁,旷野攒鸦这些凄清萧瑟的景与诗人由遭逢战乱,漂泊无依的生活所产生的那种凄苦暗淡、欲求依傍的情愫是十分相谐的。如果说景是“形”,情是“神”的话,那么这首诗就是形神兼备,情与景妙合无垠的了。更何况,该诗首联的景与三联的情相合,次联的景又与尾联的情互映,在景和情的融合上,也达到了细意熨帖、针迹天成的境地。
全诗可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两句以比兴发端,出语惊人。《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说卦》)谚曰:“树大招风。”则高树之风,其摧折破坏之力可想而知。“风”前又着一“悲”字,更加强了这自然景观所具的主观感情色彩。大海无边,波涛山立,风吹浪涌,楫摧樯倾,它和首句所描绘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实际是现实政治气侯的象征,曲折地反映了宦海的险恶风涛和政治上的挫折所引起的作者内心的悲愤与忧惧。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在这样一种心情支配下,作者痛定思痛,在百转千回之后,满怀悲愤喊出了“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自身痛苦经历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权势便不必交友,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无论从传统的观念,无论从一般人的生活实际,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儒家一向强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从《诗经·伐木》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到今天民间流传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都是强调朋友越多越好。然而,正是由于它的不合常情常理,反而有了更加强烈的震撼力量,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悲愤。从曹集中《赠徐干》“亲交义在敦”、《赠丁仪》“亲交义不薄”、《送应氏》“念我平生亲”、《箜篌引》“亲友从我游”等等诗句来看,作者是一个喜交游、重友情的人。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如今却大声呼喊出与自己本性完全格格不入的话来,不但用以自警,而且用以告诫世人,则其内心的悲苦激烈、创巨痛深,正是不言可知。
“不见篱间雀”以下为全诗第二段。无权无势就不必交友,这当然不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所发出的悲愤至极的牢骚。这个观点既无法被读者接受,作者也无法引经据典加以论证。因此他采用寓言手法,用“不见”二字引出了持剑少年救雀的故事。这个故事从表面看,是从反面来论证“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不易为人接受的观点,而实际上却是紧承上段,进一步抒写自己内心的悲愤情绪。
黄雀是温驯的小鸟,加上“篱间”二字,更可见其并无冲天之志,不过在篱间嬉戏度日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只于人于物都无所害的小鸟,竟也不能见容于世人,设下罗网,放出鹞鹰,必欲驱捕逐得而后快。为罗驱雀的鹞鹰何其凶恶,见鹞投罗的黄雀何其可怜,见雀而喜的罗家何其卑劣。作者虽无一字褒贬,而感情已深融于叙事之中。作者对掌权者的痛恨,对无辜被害的弱小者的同情,均不难于词句外得之。
作者又进而想象有一手仗利剑的少年,抉开罗网,放走黄雀。黄雀死里逃生,直飞云霄,却又从天空俯冲而下,绕少年盘旋飞鸣,感谢其救命之恩。显然,“拔剑捎罗网”的英俊少年实际是作者想象之中自我形象的化身;黄雀“飞飞摩苍天”所表现的轻快、愉悦,实际是作者在想象中解救了朋友急难之后所感到的轻快和愉悦。诚然,这只是作者的幻想而已。在现实中无能为力,只好在幻想的虚境中求得心灵的解脱,其情亦可悲矣。然而,在这虚幻的想象中,也潜藏着作者对布罗网者的愤怒和反抗。
曹植诗歌的特点,钟嵘《诗品》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八个字最为确评,也最常为人引用。但就这首《野田黄雀行》而言,“骨气”(思想内容)确实是高的,而辞采却说不上“华茂”。从总体上看,这首诗更具有汉乐府民歌的质朴风味。首先,拔剑捎网、黄雀谢恩这一情节,就明显受汉乐府民歌中许多带寓言色彩的作品的影响。西汉《铙歌》十八曲中《艾如张》一曲有“山出黄雀亦有罗,雀已高飞奈雀何”之句,对此篇构思的启发,更是显然。其次,此诗的词句也多质朴无华。“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这种句式完全是纯粹的口语,“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二句中的叠字及顶真修辞手法也都是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这些朴实的词句和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正相适应,如果有意雕琢,其感人的力量也许倒反而会减退了。于此可见曹植这个才高八斗的作家向民歌学习所取得的成就。
这首小令可分四层,第一层说喇叭、唢呐最突出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暗示小人得意的情状;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第三层展示喇叭、唢呐用途的另一面:为害军民,即在为官船抬声价的同时,肆意侵害军民的利益,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曲中表面上写的是喇叭和唢呐,实则处处写的都是宦官。全曲借物抒怀,虽然没有正面提到宦官的字样,却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态,讽刺和揭露了明代宦官狐假虎威,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痛恨情绪。
小令第一层说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写宦官集团小人得志气焰十分嚣张的情状,生动传神。“曲儿小”,暗示宦官乃宫中奴仆,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也可理解为其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小人行径。“腔儿大”,指宦官很不正常地占据要津后的得意忘形,耀武扬威。曲儿小腔儿大是喇叭、唢呐的特征。本事很小、官腔十足是宦官的特征。句中的“小”和“大”互为反衬,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是对宦官的嘲讽和蔑视,表达效果十分突出。
小令的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声价”即名誉地位,按理应是客观评价;而这里却要“抬”,就说明喇叭、锁呐的品格是卑下的。历史证明,封建社会的中国百姓,总是怕官的,能忍则忍。但当被逼进绝路时,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惊天动地地造起反来,将旧世界炸个粉碎。阉党既要加重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又想避免火山爆发而危及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就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全仗你抬身价”,这充满嘲讽意味的句子,尖锐地指出阉宦在官船上设喇叭,是为了拾高自己的身价,向人民示威,用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作者洞察了反动派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其色严内荏的阶级实质,写得入木三分,令人击节称快。
小令第三层“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这两句上承“曲儿小”一句而来,是互文,即军民听了喇叭都又愁又怕,是写统治集团在精神上给军民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听到喇叭就愁得要死,怕得要命,军民的反应如此敏感而强烈,因为在他们身边发生过许许多多家庭被喇叭“吹伤”“吹翻”的悲惨事件,使他们的心一直还在震颤。作者从听觉上写军民的感受,又用排偶的句式加强它,成功地从侧面反映了阉党对劳动人民压迫和剥削的程度。。
小令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这决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眼见”的血淋淋的事实。“这家”“那家”不是十家八家,而是千家万家。这句采用排偶形式一气呵成,给人那家伤了这家翻了紧紧相承目不暇接之感。这惨象,“军”和“民”都“眼见”了,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被“吹翻”“吹伤”的可能,所以听到喇叭就极度地忧伤和恐惧。真是苛政猛于虎。“这”“那”本属虚指代词,但在这里给读者的艺术体验却是实在而形象的,好像作者指点着把身边相继破散的家庭的真名实姓一一列举给读者听。
这首小令是作者目睹了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宦官的种种恶行后的借题发挥之作,是有所寄托的。喇叭和宦官不同类,但喇叭的“曲儿小腔儿大”与宦官的“本事小来头大”却有共同点,于是作品在物与人之间找到共性,作者实际上是比照着宦官的嘴脸咏喇叭的:以吹(虚张声势)为特征,是官方害民的帮凶,到处作威作福,惹得军民共忿,直到吹得天昏地暗、江山动摇。作者在对宦官害民的现实黑暗进行揭露的同时,也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警告,其批判锋芒是很尖锐的。所以说这首小令的思想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这首作品不是为咏物而咏物,它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在传达一种反抗的呼声,而这些思想内涵都包融在咏物之中。作品是在批判宦官害民,但终于没有点破,结论留待读者思而得之,既痛快淋漓又含蓄有力,这就是“不即不离”。
此诗首联写相逢地点和行客去向。“诗人见归乡客单身匹马北去,就料想他流落江南已久,急切盼望早日回家和亲人团聚。次联借山水时令,含蓄深沉地指出南北形势,暗示他此行前景,为国家忧伤,替行客担心。
“苍山古”是即目,“白日寒”是遥想,两两相对,寄慨深长。“幽州白日寒”,不仅说北方气候寒冷,更暗示北方人民的悲惨处境。这二句,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含蕴丰富,有意会不尽之效。接着,诗人又用赋笔作直接描写。经过长期战乱,到处是废墟,长满荒草,使回乡的人悲伤流泪,不忍目睹。三、四联的描述,充实了次联的兴寄,以诫北归行客,更令人深思。
这是一篇痛心的宽慰语,恳切的开导话,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无限感慨。手法以赋为主而兼用比兴,语言朴实而饱含感情。尤其是第二联:“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不唯形象鲜明,语言精炼,概括性强,而且承上启下,扩大境界,加深诗意,是全篇的关键和警策,是全篇的主线。它具有不语而悲的效果。也许正由于此,它才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