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因为玉童来迎接浮丘伯,真仙的居所都萧瑟了,没有许飞琼,瑶台十分空旷寂寥。
在夜晚的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且借给你观赏,你可不要取道去那姑苏城去,像那范蠡那样带着美色到那太湖上去。
注释
菩萨蛮:词牌名,又名《子夜歌》《重叠金》《花溪碧》,双调四十四字,用韵两句一换,凡四易韵,平仄递转。杭妓往苏迓新守:元本题“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傅本无“新守”二字。明刊全集、二妙集、毛本题作“杭妓往苏”。此据紫本、百本。王规甫:名诲。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一“题名”:王诲于熙宁年间,以朝散大夫、尚书司勋郎中知苏州。
浮丘伯:又称浮丘公,古仙人。《列仙传》卷上:“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洞天:《茅君内传》:“大天之内,有地之洞天三十六所,乃真仙所居。”不用许飞琼。
瑶台空月明::孟綮《本事诗·事感第二》:“诗人许浑尝梦登山,有宫室凌云,人云此昆仑也。既入,见数人方饮酒,招之。至暮而罢。赋诗云:‘晓人瑶台雾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借与韦郎看: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
姑苏:龙笺引《吴越春秋》:“越进西施于吴,请退师。吴得之,筑姑苏台,游宴其上。”《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越因伐吴,败之姑苏。”《集解》引《越绝书》云:“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索引》:“姑苏,台名,在吴县西三十里。”
五湖:《国语》卷二一《越语下》:越灭吴,“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日:‘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
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清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七月。当时,杭州知州陈襄将罢任,新任知州杨绘正在赴杭州途中,杭妓前往苏州迎接,于是苏轼信笔所之,写下这首《菩萨蛮》词,寄给苏州太守王诲。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词,以惜春为抒情线索。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塑造了一个感情丰富而专注的女主人公形象。
作品的开头描绘出初春好景象:“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词人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派新春景象,显示了春天的勃勃生机,为全词定下了基调。
开头的几句耐人寻味:第一,首句是借用五代薛昭蕴《小重山》词之一的成句,劈头传出了春的消息。长门,原汉宫名。它是汉武帝陈皇后阿娇失宠后居住的地方,后来多以它代指“冷宫”。李清照以“长门”入词,则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暗示自己有一种难言的幽伤,借用上述薛昭蕴宫怨词的意境,为下文表达这种幽伤作了情绪上的铺垫。二是生动地表现了春天的特有声息。“春到长门春草青”,一句连用两个“春”字,描摹出春天一到,春草即刻舒展身姿的情态,给人以春风拂面的快感。不仅写出了春的神奇,还借春草在经历了寒冬之后对春天的渴盼,暗示女词人回到丈夫身边的无限快感。
第二,宛如一幅斑斓的绘画,起拍以下三句有着迷人的色彩和构图。看那江梅花朵和蓓蕾相间,梅枝与新蕊互衬,愈发显得错落有致,相映成趣。这些共同组成了一幅娇妍的春意图,蕴含着作者对生活的希望。
“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碧云笼碾,即碾茶。宋人吃茶都是先碾后煮。碧云是形容茶色。春天的景色如此美好,它使女词人为之陶醉。她兴致勃勃地取出名贵的“碧云”茶团,碾碎煎煮。词人本想一边品茗,一边回味早晨的梦境。哪知一经重温“晓梦”,惊破了品尝茶香的雅兴。“惊破一瓯春”的“春”字,语意双关,不仅形容出茶色的纯正,香气的馥郁,更暗示了词人的“晓梦”是与一种春景春情有关。
词的下片承“晓梦”而转入对“黄昏”景象的描绘,侧重表现春日黄昏的美好:“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疏帘,有雕饰的帏帘。作者轻轻两笔,勾勒出一幅清幽的黄昏景色。它如一幅水墨写意画,虽无明丽的色彩,但却能在黑白中见精神,在清淡中显神采,愈发给庭院增添了几分恬静与优雅。两句里“压”“铺”二字精策而传神。“压”字,委婉地描绘出了花儿的繁盛。因为花儿稀疏零星,花影就不会重重叠叠,给人以浓重如“压”来之感。同时,它又体现了花儿的蓬勃生机。“铺”字。首先,形象地显示了月光朦胧和清淡。因为此时,夕阳才落,月亮刚刚升起,月是淡月,光是微光,若有若无,像是薄如蝉翼的轻纱一般,铺蒙在疏帘之上,显得是那样轻灵,那样柔美。其次,“铺”字又写出了月亮“多情”的神态。它就像是在含情脉脉地关注着女主人,表现出深深的依恋,类似于“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的境界。“铺”又与“压”在用墨的浓淡、轻重、明暗、虚实上相互辉映,使得整个画面体现出朦胧和谐之美。
“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在李清照的笔下,有许多著名的春景情词,《如梦令》“昨夜雨风骤”、《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等都是熟知的咏春名篇。对每一个春天,她都不肯虚度。此处特意提出“今春”,表明今年一定要特别地经意,这就将惜春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将感情推向了高潮。
统观全词,上下两片,一早一晚,布局精严。虽然每一片都是由景及人,但通篇读来词意层层递进,情感节节发展。上一片如花含苞,味之无穷;下一片如百花竞放,感情浓烈。两相映照,足见她对丈夫的爱之深,思之切。在语言的运用方面,这首词也很有特点。既有“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归来也,著意过今春”等浅白直露的口语,显示了易安词淡笔点染,自然隽永的风韵;也有“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等精炼的对句,显示了易安词的炼句炼意之功。特别是“压”与“铺”两个字锻炼精妙,感到仿佛那诱人的花影不是映在门上,而是压在作者的心上;那迷人的淡月也不是照在帘上,而是直接铺到了词人的心里。它承上启下,把作者此时此地的心灵感受形象,委婉地传达出来。
“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首联点明出征送别的时间。大唐王朝这次东征平叛,选择在秋气肃杀的时候,正是为了“昭我王师,恭天讨”。这两句暗示唐军乃正义之师,讨伐不义,告捷指日可待。“肃杀”、“白露”勾划出送别时的气氛,使出征者那种庄重严肃的神情跃然纸上。
“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统治者当垂恤生灵,“偃兵天下”,因此王师不喜战伐,以仁义为本。这里用“慎佳兵”来劝友人要慎重兵事,少杀戮。两句表面歌颂王师,实则规谏崔融,显得委婉含蓄。
“海气师南部,边风扫北平”,五、六两句借表现河北战场的环境,来盛赞唐军的兵威。梁王大军兵多将良,军容整肃,这次东征定能击败叛军,大获全胜。“海气”、“边风”都是带杀气的物象,“师”、“扫”来表现东征的气势。
“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末二句进一步以古人的高风节义期许友人,呼应三、四两句。诗人用卢龙塞和麟阁这两个典故是有针对性的。武后临朝称制时,轻启战争。垂拱三年(687),凿山开道,袭击羌、吐蕃,不但造成士卒的痛苦,也给中原和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眼下,孙、李利用契丹人民的怨恨,大举叛乱,烧杀掳掠,贻害河北人民。因此,陈子昂一方面力主平叛,在诗序中称赞崔融等出征时“酒中乐酣,拔剑起舞”、“气横辽碣,志扫獯戎”的豪气,后来自己也亲随武攸宜出征,参谋帷幕;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穷兵黩武,反对将领们为了贪功邀赏,迎得武则天的欢心而扩大战事,希望他们能像田畴那样淡泊明志,以国家大义为重。这两句实际上是希望友人能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表现了诗人出语坚决,正气凛然。
全诗质朴自然,写景议论不事雕琢,词句铿锵,撼动人心,正如元方回《瀛奎律髓》评陈子昂的律诗:“天下皆知其能为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殊不知律诗极佳。”
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
上片首句谓字宙广大悠久、无穷无尽。作看如此下笔,表明“我”要以审视千古的哲人眼光来述说人生。次句谓侧身人世,苦痛便与生俱生,等于走错了路。中国古人习惯,以“右”为正、为尊,以“左”为错、为卑。用《红楼梦评论》中的话说,“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乃是“一时之误谬”。这就为“人”侧身人世定下了悲观基调。“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人,侧身人世便是苦痛,要怎么才能活下去。“我”说:“我”所占有的空间,仅如容身的小船,因而只好允许自己忍苦求生,逆来顺受。由小“我”而推论大我:芸芸众生,挤挤嚷嚷,周折回旋,只是为了存活,那很可哀。
下片接着写道“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人类重复地繁衍后代,“我”得到了短促的生命。言外之意,“我”在苦痛折磨中,也日渐走向死亡。由此观察人世,人生如逝水,流向东海不复,岂不可哀。怎么打发这可哀的人生呢,作者以形象答复读者:“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乾坤大”一句与上片起句“厚地高天”相照应,又表明作者以宇宙之广大、悠久来与“我”并提,显得“我”之卑微与速朽。“乾坤大”为叶韵句,但应与下两句连读,不应句断。“乾坤大”充满叹息意味,叹“我”乃“须臾”之物,又领起下两句。
这首词,上片下片的前两句,皆以诗化的思辨语言陈述,后两句或三句,则描绘形象,有直观性。这样写,好处在于仅用四十一个字,便可按照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说明如此人生;缺点在于形象化不足,直观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