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题目是“官街鼓”,主旨却在惊痛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诗人刻画了官街鼓的鼓声这一艺术形象,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使读者感触到了时光这一无限存在的事物。官街鼓是时间的象征,那贯穿始终的鼓点,正像是时光永不留驻的脚步声。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离奇的画面:宏观宇宙,日月跳丸,循环不已;画外传来咚咚不绝的鼓声。这样的描述,既夸张,又富于奇特的想象。一、二句描述鼓声,展示了日月不停运转的惊人图景;三、四句转入人间图景的描绘:宫墙内,春天的柳枝刚由枯转荣,吐出鹅黄的嫩芽,宫中却传出美人死去的消息。这样,官街鼓给读者的印象就十分惊心动魄了。它正是“月寒日暖煎人寿”的“飞光”的形象的体现。第五、六句用对比手法再写鼓声:千年人事灰飞烟灭,就像是被鼓点“磓碎”,而“日长白”——宇宙却永恒存在。可秦皇汉武再也听不到鼓声了,与永恒的时光比较,他们的生命十分短促可悲。这里专提“孝武(即汉武帝)秦皇”,是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追求长生,然而他们未遂心愿,不免在鼓声中消灭。值得玩味的是,官街鼓乃唐制,本不关秦汉,“孝武秦皇”当然“听不得”,而诗中却把鼓声写成自古已有,而且永不消逝,秦皇汉武一度听过,只是诗人不能再听。可见诗人的用心,并非在讴咏官街鼓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所象征的事物——那永恒的时光、不停的逝去。七、八两句分咏人生和官街鼓,再一次对比:尽管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日趋衰老;然而官街鼓永远不老,只有它“独共南山守中国”。这两句因省略较多,曾引起纷歧的解说。但仔细玩味,它们是分咏两个对立面。“君”字是泛指世人,可以包含“孝武秦皇”,却不一定是专指二帝。通过两次对比,进一步突出了人生有限与时间无限的矛盾的不可克服。诗写到这里,意思似乎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搁笔,最后两句突发异想:天上的神仙也不免一死,不死的只有官街鼓。它的鼓声与漏声相继不断万古长存。这里仍用对比,却不再用人生与鼓声比,而以神仙与鼓声比:天上神仙已死去几回而隆隆鼓声却始终如一,连世人希羡的神仙寿命与鼓声比较也是这样短促可悲,那么人生的短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篇之中总共包含三层意思。最后神仙难逃一死的想象不但翻空出奇,而且闪烁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沉慨叹和真知灼见。
《官街鼓》反复地、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渲染生命有限、时光无限的矛盾,有人认为意在批判神仙之说。这种评价是很局限的。从诗人李贺生平及其全部诗歌看,他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其中应含有“志士惜日短”的成分。他怀才不遇,眼看生命虚掷,对此特别敏感,特别痛心。此诗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通过异常活跃的想象,对抽象的时间和报时的鼓点发生联想,巧妙地创造出“官街鼓”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赋无形以有形,化无声为有声,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形象的画面,在强烈的审美活动中深深体味到诗人的思想感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拂晓,隆隆的鼓声催促着太阳的运行,傍晚,隆隆的鼓声催促月亮的上升。
京城里,嫩黄的春柳映照着刚更换的新帘,赵飞燕的香骨久已埋葬在皇陵。
鼓声锤碎了千百年的漫长时光,秦皇汉武也不能再听到这官街的鼓响。
任由您翠黑的头发变作芦花般模样,只有鼓声与终南山一起厮守京城,日久天长。
就是天上也几次三番埋葬过神仙,只有这鼓声与漏声此起彼落,永远回荡。
注释
隆隆:指鼓声。
转日:指太阳升起。
月出:指月亮上升。
汉城:西汉建都长安,故称长安为“汉城”。
黄柳:刚发嫩芽的春柳。
柏陵:指帝王陵墓。帝王陵地常植松柏,故称。
飞燕:汉成帝皇后赵飞燕。
香骨:指赵氏的尸骨。
磓:敲击,这里是消磨之意。
日长白:指无尽的白昼。
孝武:汉武帝刘彻。
秦皇:秦始皇嬴政。
从:伴随。
翠发:黑发,指年轻。
芦花色:像芦花般的白发,指年老。
中国:指京都长安。
天上葬神仙:意指求仙者的虚妄。
漏:漏壶,古代的计时器。
相将:相与,相伴,相随。
这首诗题目是“官街鼓”,主旨却在惊痛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诗人刻画了官街鼓的鼓声这一艺术形象,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使读者感触到了时光这一无限存在的事物。官街鼓是时间的象征,那贯穿始终的鼓点,正像是时光永不留驻的脚步声。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离奇的画面:宏观宇宙,日月跳丸,循环不已;画外传来咚咚不绝的鼓声。这样的描述,既夸张,又富于奇特的想象。一、二句描述鼓声,展示了日月不停运转的惊人图景;三、四句转入人间图景的描绘:宫墙内,春天的柳枝刚由枯转荣,吐出鹅黄的嫩芽,宫中却传出美人死去的消息。这样,官街鼓给读者的印象就十分惊心动魄了。它正是“月寒日暖煎人寿”的“飞光”的形象的体现。第五、六句用对比手法再写鼓声:千年人事灰飞烟灭,就像是被鼓点“磓碎”,而“日长白”——宇宙却永恒存在。可秦皇汉武再也听不到鼓声了,与永恒的时光比较,他们的生命十分短促可悲。这里专提“孝武(即汉武帝)秦皇”,是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追求长生,然而他们未遂心愿,不免在鼓声中消灭。值得玩味的是,官街鼓乃唐制,本不关秦汉,“孝武秦皇”当然“听不得”,而诗中却把鼓声写成自古已有,而且永不消逝,秦皇汉武一度听过,只是诗人不能再听。可见诗人的用心,并非在讴咏官街鼓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所象征的事物——那永恒的时光、不停的逝去。七、八两句分咏人生和官街鼓,再一次对比:尽管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日趋衰老;然而官街鼓永远不老,只有它“独共南山守中国”。这两句因省略较多,曾引起纷歧的解说。但仔细玩味,它们是分咏两个对立面。“君”字是泛指世人,可以包含“孝武秦皇”,却不一定是专指二帝。通过两次对比,进一步突出了人生有限与时间无限的矛盾的不可克服。诗写到这里,意思似乎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搁笔,最后两句突发异想:天上的神仙也不免一死,不死的只有官街鼓。它的鼓声与漏声相继不断万古长存。这里仍用对比,却不再用人生与鼓声比,而以神仙与鼓声比:天上神仙已死去几回而隆隆鼓声却始终如一,连世人希羡的神仙寿命与鼓声比较也是这样短促可悲,那么人生的短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篇之中总共包含三层意思。最后神仙难逃一死的想象不但翻空出奇,而且闪烁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沉慨叹和真知灼见。
《官街鼓》反复地、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渲染生命有限、时光无限的矛盾,有人认为意在批判神仙之说。这种评价是很局限的。从诗人李贺生平及其全部诗歌看,他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其中应含有“志士惜日短”的成分。他怀才不遇,眼看生命虚掷,对此特别敏感,特别痛心。此诗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通过异常活跃的想象,对抽象的时间和报时的鼓点发生联想,巧妙地创造出“官街鼓”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赋无形以有形,化无声为有声,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形象的画面,在强烈的审美活动中深深体味到诗人的思想感情。
唐元和五年(810),唐宪宗与宰相们谈到神仙时,问:“果真有神仙吗?”李藩回答说:“秦始皇、汉武帝学仙术、求长生,效果如何,你看看历史记载就知道了。”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当时,李贺正任职长安,必有所闻,便借街头的鼓声,赋此诗来回答宪宗的问话。
全诗可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两句以比兴发端,出语惊人。《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说卦》)谚曰:“树大招风。”则高树之风,其摧折破坏之力可想而知。“风”前又着一“悲”字,更加强了这自然景观所具的主观感情色彩。大海无边,波涛山立,风吹浪涌,楫摧樯倾,它和首句所描绘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实际是现实政治气侯的象征,曲折地反映了宦海的险恶风涛和政治上的挫折所引起的作者内心的悲愤与忧惧。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在这样一种心情支配下,作者痛定思痛,在百转千回之后,满怀悲愤喊出了“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自身痛苦经历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权势便不必交友,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无论从传统的观念,无论从一般人的生活实际,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儒家一向强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从《诗经·伐木》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到今天民间流传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都是强调朋友越多越好。然而,正是由于它的不合常情常理,反而有了更加强烈的震撼力量,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悲愤。从曹集中《赠徐干》“亲交义在敦”、《赠丁仪》“亲交义不薄”、《送应氏》“念我平生亲”、《箜篌引》“亲友从我游”等等诗句来看,作者是一个喜交游、重友情的人。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如今却大声呼喊出与自己本性完全格格不入的话来,不但用以自警,而且用以告诫世人,则其内心的悲苦激烈、创巨痛深,正是不言可知。
“不见篱间雀”以下为全诗第二段。无权无势就不必交友,这当然不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所发出的悲愤至极的牢骚。这个观点既无法被读者接受,作者也无法引经据典加以论证。因此他采用寓言手法,用“不见”二字引出了持剑少年救雀的故事。这个故事从表面看,是从反面来论证“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不易为人接受的观点,而实际上却是紧承上段,进一步抒写自己内心的悲愤情绪。
黄雀是温驯的小鸟,加上“篱间”二字,更可见其并无冲天之志,不过在篱间嬉戏度日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只于人于物都无所害的小鸟,竟也不能见容于世人,设下罗网,放出鹞鹰,必欲驱捕逐得而后快。为罗驱雀的鹞鹰何其凶恶,见鹞投罗的黄雀何其可怜,见雀而喜的罗家何其卑劣。作者虽无一字褒贬,而感情已深融于叙事之中。作者对掌权者的痛恨,对无辜被害的弱小者的同情,均不难于词句外得之。
作者又进而想象有一手仗利剑的少年,抉开罗网,放走黄雀。黄雀死里逃生,直飞云霄,却又从天空俯冲而下,绕少年盘旋飞鸣,感谢其救命之恩。显然,“拔剑捎罗网”的英俊少年实际是作者想象之中自我形象的化身;黄雀“飞飞摩苍天”所表现的轻快、愉悦,实际是作者在想象中解救了朋友急难之后所感到的轻快和愉悦。诚然,这只是作者的幻想而已。在现实中无能为力,只好在幻想的虚境中求得心灵的解脱,其情亦可悲矣。然而,在这虚幻的想象中,也潜藏着作者对布罗网者的愤怒和反抗。
曹植诗歌的特点,钟嵘《诗品》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八个字最为确评,也最常为人引用。但就这首《野田黄雀行》而言,“骨气”(思想内容)确实是高的,而辞采却说不上“华茂”。从总体上看,这首诗更具有汉乐府民歌的质朴风味。首先,拔剑捎网、黄雀谢恩这一情节,就明显受汉乐府民歌中许多带寓言色彩的作品的影响。西汉《铙歌》十八曲中《艾如张》一曲有“山出黄雀亦有罗,雀已高飞奈雀何”之句,对此篇构思的启发,更是显然。其次,此诗的词句也多质朴无华。“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这种句式完全是纯粹的口语,“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二句中的叠字及顶真修辞手法也都是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这些朴实的词句和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正相适应,如果有意雕琢,其感人的力量也许倒反而会减退了。于此可见曹植这个才高八斗的作家向民歌学习所取得的成就。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尚未取得功名,也未得琴家之名的文人所弹的具有艺术性的琴曲,诗人也从赵秀才的演奏中,欣赏了多彩多姿的音乐形象。
诗中所写的古琴音乐时而清雅,时而艳美。或如蜂吟,或如蝉鸣。起伏显著,对比鲜明,野花高柳,欣然愉悦。诗人又引巫山雨、湘江入,既写琴之音乐,又写神女湘妃之情。因之诗末更风趣的写出不必弹「幽兰」也会引动卓文君之琴心而来奔。对赵秀才之琴的感人之艺术魅力,有着充份的欣赏和称道。他未对所奏之曲为何曲加诸笔墨,也正是文人琴中艺术类的常规,而自别於艺术琴之音乐思想。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本文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先提出"宣子忧贫,叔向贺之"这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然后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文章先不直接说明所以要贺的原因,而是举出栾、郤两家的事例说明,贫可贺,富可忧,可贺可忧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德。继而将宣子与栾武子加以类比,点出可贺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建德而忧贫,则不但不可贺,反而是可吊的,点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最后用韩宣子的拜服作结,说明论点,有巨大的说服力。这样既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又使人感到亲切自然。本文引用历史事实,阐明了贫不足忧,而应重视建德,没有德行,则愈富有而祸害愈大,有德行则可转祸为福的道理。
这段文字记叙了叔向向韩宣子提建议的过程。叔向的建议,采用了正反结合的阐述方法,因此相当有说服力,他的言论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卿大夫身家的长久之计,另一方面也对“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有很深刻的警示作用。本文语言上难度较大,应在把握文意的基础上,了解文中人物的关系,结合注解和上下文,再来理解较难的词语和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