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送别词，题目交代了写作缘由。词作直抒惜别之情，委婉深挚，亲切感人。

　　词一开始，便写友情难舍之意：“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这是借“天气”写“人情”。说天也懂得多情留客，那么，人意岂不比天意更切？不言已，而言天，这是借景抒情的曲致，深婉而又自然之笔。为了说明天的”多情留客“之意，接着又一反问：”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是呀，正月里来是新春，正月中旬，春讯已报，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文安国决定还朝的时候，天一亮就飘起雪来了呢？这不分明是天也很多情地劝客莫归吗？话不在多，而在情衷；语不在华，而在恰切。只此两句，便借节侯异象申足了留客之意。

　　但客人毕竟要如期还朝的，所以下面便转入对友人的衷心祝愿和抒发自己此刻的情怀：“君遇时来纤组授，我应老去寻泉石。”上句是实意真清而带对时政的隐讽，下句是纯粹的牢骚。不说做宫而说腰系绶带（官员系玉的丝带），这就把抽象的祝愿具体形象化了。但说“纡组绶”得等到“遇时来”（政治昌明）方可，这就含有对时政的讥讽了。至于说自己要归休泉石，去过隐居生活，这牢骚就更深了。词人曾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许（《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绝非说大话，而是道其真智，言其实情。但现实却硬逼着他走，“······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静夜无尘》）的道路。这是因现实所逼，在这送别友人之际，词人便一吐其苦，而发出“我应归去寻泉石”的牢骚。这里应注意一个“应”字，“应”是忖度之词，是坎坷中无可奈何之想，意思是除非现实逼我无路可走，我还是轻易不肯走这条“不食人间烟火”的消极道路的。虽然词人毕竟是热爱人民，热爱生活，但复杂的现实又很难说不逼他走这条归隐之路，所以接下去说：“恐异时杯酒复相思，云山隔。”这里应注意一个“恐”字，恐怕如何，即不愿如何，此字道出了“云山隔”非其本愿。因而可以说，上阕是以送客叙友倩为主，但也有借送客而述怀的成分，而述怀中虽有“寻泉石”、“云山隔”等想归隐的字句，但寻绎词旨，这些都是送别中的一些激愤之词，牢骚之语。这是词人那种高尚人格、进取精神与现实相矛盾的反映，是词人“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又不得实现的变态反映。

　　词虽分上下两阕，但上下阙之间确实意脉贯通、语气相连的。因而下阕一开头边说“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浮世事，俱难必”六字写出了“咄咄怪事出”、“人问底事无”的现实，抒发了真理难寻、直士难作、壮志难伸而又不甘苟且从流的痛苦和牢骚；而后六个字，又写出了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的痛切之苦，同时，它又巧妙的把话题归回到送客劝酒的正题上来。“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这里是说，老朋友，我们还是举大杯痛饮吧！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大有宁做酒中仙，不为名利客的感慨。

　　为了让友人多饮几杯，故不做悲酸语，而写旷达情：“不用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当劝别人不比痛苦之时，也正是自己心中酸楚之时，因此，词人虽写的是旷达之语，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相别时共有的痛苦难舍之情。“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词人非正面说，而是以反话出之，这就更充分表现了词人对友谊的珍惜、主动、迫切感。同时，按密州的“节候”说，属于农谚中“七九河开，八九燕来”的区域。按正常年份，正月十三，尚属“数六九”之末，但十天之后，便属“新燕”飞来的“八九”，诗人不说“你到京就马上来信”，而以“新燕”云云，这就把抽象的思想变成了有时空感、形象感、有韵味的艺术语言，很是新美。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见唐·刘禹锡《浪淘沙》。淘：用水冲洗。簸：摇动。自：来自。这两句大意是：九曲黄河之中有无数的砂砾，它们随同黄河流经万里，经受了浪涛的冲洗和狂风的簸荡，从天涯一直来到这里。诗人歌咏九曲黄河中的万里黄沙，赞扬它们冲风破浪，一往无前的顽强性格。我们引用时可取其象征意义，歌颂与它们有着共同特点的事物或人们。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采用了张骞为武帝寻找河源和牛郎织女相隔银河的典故，驰骋想象，表示要迎着狂风巨浪，顶着万里黄沙，逆流而上，直到牵牛织女家，表现了诗人的豪迈气概。

　　这首诗通俗易懂，常见诸儿童读物。刘禹锡写诗常借物抒情言志，牛郎和织女是天上的星宿名称，和高高在上、距己遥远的朝中之位相似。刘禹锡本在高处任职，由于谗言遭到贬谪下放的不公待遇，但诗人为苍生造福的社会理想永不改变。刘禹锡渴望回到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位，有一番作为，纵然是恶浪频袭也不改入世的初衷。由此可见，诗人百折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多么让人欣羡！这首诗用夸张等写作手法抒发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气势大起大落，给人一种磅礴壮阔的雄浑之美，一不留神就会落后于诗人的思路。

　　本文记录的是鲁共公在梁王魏婴宴席上的一段祝酒辞，是诫言各诸侯王要警惕酒、味、色、乐的诱惑，否则将有亡国的危险。言直意重，表现了鲁共公卓越的政治见解。

　　文章的表达，主要运用了譬喻说理、排比言事的手法。全文以大禹疏仪狄而戒酒，齐桓公食美味而不醒，晋文公远南威而拒色，楚庄王不登强台而排乐为例，说明历代明主贤君都是拒酒、味、色、乐的引诱，而梁王兼有四者，足当警惕。理寓于故事中，以譬作喻，便于接受。排比句的运用，增强了气势和说服力。就内容而言，文章张扬的力戒酒、味、色、乐以强国兴邦的思想，不仅在两千多年前有益，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勿庸置疑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始先概括叙述梁惠王与诸侯宴饮的情况。“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一句，言虽简而作用大，既交代了当时情况，又总领全篇，文章皆由此而生，这一句表明了梁王的主人地位，而与会诸侯都是弱小之邦。一“觞”字点出宴饮，而“范台”又是魏国之名台，聚美女歌吹娱乐之所在。在此梁惠王自满自得，恣意作乐的情形自然表露出来了，为下文作了铺垫交代。接着写“酒酣”梁王“请鲁君举觞”，即请鲁共公为与宴的诸侯们祝酒，更突出了梁惠王在这些诸侯中的身份和地位，并引出鲁君的祝酒之辞。

　　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写鲁共公非同凡响的祝酒辞。鲁共公起身，离开座席祝酒，“避席”这一举动不同寻常，认真严肃可想而知。“择言”一词更显示出鲁共公不是一般地祝酒助兴，而是大有用意。鲁共公的祝酒辞分两层，第一层先以“昔者”领起对古代一些贤明君主对酒色淫逸要提高警惕看法的陈述。文章分别以大禹饮仪狄所造之酒，觉得异常醇美，而引起警觉，疏远了仪狄，再也不喝美酒，并告诫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明戒酒对一国之君的重要意义。又以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食易牙五味之调而感到舒适，引起警觉，告诫说“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又以晋文公得美女南之威，引起警觉，告诫说：“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庄王有章华台之乐，醒悟后“盟强台而弗登”，告诫道“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说明国君要警惕嗜欲女色等。文章在这里将禹与著名的春秋五霸中有作为的国君拈出，写他们也曾经受到过美酒、佳肴、女色、高台陂池之乐的诱惑，但他们都是有理智又贤明的君主，都能很快有所觉悟，戒掉酒色娱乐给他们带来的坏毛病，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治国安邦，给后世提供了榜样。这层以古人为镜，写得文辞严整，文势贯通，方面俱全，又有层次感，同时又具有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的味道。

　　在第二层中，鲁共公极自然地将梁惠王与古代贤明君王对比，从以上四个相应的方面指出梁惠王奢侈淫靡俱全，已显露出亡国之兆，却还自恃强大，不知醒悟，点明其“择言”祝酒的深刻含义所在，突出文章的主旨。这段话也是分四方面排比写来，对照鲜明，劝讽之意自然显现其中，并在最后以“有一于此，足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告诫梁惠王，语言遒劲有力度，动人心魄，同时又自然得体，使梁惠王最终也不得不服服贴贴地“称善相属”。

　　这篇文章短小精悍，结构严整，笔法简练，以祝酒辞的形式，却说出事关国家兴亡的大道理，劝讽有力，含义深刻。文章语言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前后对应，有繁有简，如此短章笔法之妙，不可言喻。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