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注释
注释
太行:即太行山,位于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东北西南走向,北起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黄河沿岸,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最高峰达2000米。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曾在太行山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镇日:整天。这里指经常。
北伐:指宋朝爱国名将岳飞北伐抗击金兵入侵。
百战新师: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三年:指抗战三年来。该诗写于1939年春。三年,应指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东渡黄河,进入抗日前线起,即1936年初到1939年春,恰好三年。
燕赵:指中国古代的燕国、赵国,因位于中国现在的山西省、河北省北部一带,故后泛指中国北方。这里指以太行山根据地为中心的华北地区。
倭儿:指日本侵略者,倭是中国古代对日本的称呼。《汉书·地理志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这是关于中日间开始交往的最早记载。此后即称日本为倭国。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首诗创作于1939年,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面对这一派大好形势,作者写下了此诗。
这是一首送别词。词的上片写词人催促友人归去与亲人团聚,同时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下片设想离别后自己孤寂的情境,以及友人回家的场景。全词在章法上曲折跌宕,在写法上虚实结合。
词上阙“数日西风”从送人之前写起:秋风习习,秋林似火。并设想友人所归之盐官处,此时瓜果正熟,催人归返。此是前路入手。“瓜果夜深”二韵,写临行饯别。夜深时分,银河灿烂,群星闪烁,饮酒送别。“怅遇合云消萍聚”写二人虽是萍水相聚,现在又匆匆作别,颇令人惆怅。“匆匆便倒离尊”形象地勾出离别在即,及饮酒伤别之状。“留连”一韵,写词人的流连之情。“残蝉韵晩”一句,以景托情,言秋蝉在夜晚声声残鸣,似表达对友人的流连之情,“时歌金缕”写送别时有歌妓侑酒,唱着金缕曲,歌中满蕴流连的情感。词人借蝉鸣与歌曲的描写表达自己的感情。此是侧笔法。
下阙“绿水暂如许”,写送别地点在水边,友人从水路出发。“奈南墙冷落”一韵,化用典故言与友人相聚之处已经冷落,令人无可奈何。“竹烟槐雨”四字,以竹林槐树烟雨朦胧之景,进一步渲染“南楼”的冷落,借以表达伤别之情。“此去杜曲”一韵,化用典故言友人所去之处距离京城临安很近。“已近紫霄尺五”极写盐官距京城之近。“紫霄指皇宫。“扁舟夜宿吴江”二韵,为后路写法,设想友人出发后,夜晚乘一叶扁舟,行驶在吴江上。此时河面上有亭亭玉立的荷花,有田田无际的荷叶,真是美丽极了。“水佩霓裳无数”一句,化用姜夔《念奴娇》“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词句,“三十六陂”言河塘之众多。“眉妩”以女子媚妩之姿形容荷花之美。最后“问别来、解相思否?”依然是后路写法,以关切的问询,从对方入手,表达思念之情,此结语词活灵而情更深切。
全诗二十句,四句一转韵,分为五个自然段落。全诗的重点是在写当时古都的荒凉,因此第一段就着力描写了作者驱马荒城所见的景象:在缓辔徐行中,只见满城一片荆棘,莽莽苍苍,昔日巍峨壮丽的魏王宫观如今长满了禾黍,曾经威震诸侯的信陵君和他的三千食客,也已烟消云散,化作满地灰尘。这一段起得苍劲有力,它以形象的笔墨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荒城图,首先给读者以满目凄凉的强烈印象,起了笼罩全篇、奠定基调的作用。这一段虽然是描绘驱马所见,是在说“今”,但其中的“魏王宫观”“信陵宾客”已暗中寓“昔”,在今昔对比中,眼前的所见更为突出。第二段是对往昔的追忆,与第一段形成对比:在雄都朝市中,轩车驰骤,歌钟四起,一片繁华景象;而军队有三十万之众,国家方圆千里,国势堪称强盛。这一对比,使第一段的形象有了深厚的背景,并且格外鲜明。第三段一方面反接第二段,同时回应第一段,从对往昔的追忆,又回到眼前的景象:那高敞的舞榭歌台和曲折的池沼,已荡然无存,在断壁颓垣中,只见狐狸奔窜,草木黄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这与第二段的热闹繁华恰成对比,而且“高台曲池”,自身也有对比。第四段紧承第三段,同时也以“摇落”“秋草”等字面遥接第一段,好像是在写此时情况:游侠之士口里,还在传说着信陵君窃符救赵时壮士朱亥的大名;路上的行人,还可辨认出向信陵君荐举朱亥的老者侯嬴居住过的大梁东门的道路。实际上,这也是对往昔的追忆,形成物是人非的对比。最后一段,作者从朱亥、侯嬴联想到曾经得到赵王赏赐白璧黄金,骑骏马、佩宝刀,后来终于困于大梁的虞卿,如今也已成为难以追思的过客了,只有汴水一直在默默地向东流去。这些从前的人事,与此时古城的颓败荒凉,也形成强烈对比。全诗的今昔对比,在章法上,曲折而有变化,但又井井有条,一脉贯通,通过这种反复交错的对比,使无限兴亡之感,从字里行间沛然涌出,震动着读者的心灵。
诗人善于寓感慨于写景之中,情景高度融合,使兴亡之叹和身世之感,从鲜明的形象中自然流出。第一段用“驱马荒城愁杀人”来抒发自己初进大梁时的惊愕、感叹之情,而景物方面则以满城的“荆榛”“禾黍”“灰尘”来烘托,使感叹显得极为自然。“愁杀人”三字,既体现出诗人无限慨然之思,又使古城倍显荒凉,情景相生,收到了强烈的效果,全篇的怅惘凄凉之情,也由此衍生而出。第三段中“全盛须臾哪可论”一句,前有“忆昨”一段作铺垫,后有“遗墟”“古地”作反衬,情感就自然跳脱而出。而第四段“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二句,则是全诗感情的高峰突起之处。诗人面对荒城,在暮天摇落之际,顿生宋玉之悲,兼感朱亥、侯嬴之豪情壮举,一腔无可寄托的豪荡、愤懑之情,不能自制,于是“抚剑悲歌”,那悲壮苍凉的歌声,在古城中回荡,愈发显得悲凉感人。特别是末段最后两句,“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见水东流”,有总结全篇的作用,感情极为广远、深沉。作者伫立在秋水漫漫的汴河之滨,眼见“逝者如斯”,各种愁思;一起涌至。这其中,有对往古的怀想和凭吊,也有对自己年华逝去而一事无成的嗟叹,更有对于国家局势的深情的关切。诗人将难以诉述的复杂情怀,都倾注在一江流水之中,使得感慨更为深沉,意味更为悠长,而在质实的描写之中,最后宕开一笔,也显得极为空灵。那激荡胸怀的感情,与景物相融合,收到了十分强烈的艺术效果。
此外,在音韵对偶上,全诗四句一转韵,第一、三、五段为平声韵,第二、四段为仄声韵,平仄相间,形成起伏跌宕,顿挫回环之感。句子以散行为主,但除第五段外,其余每段都是散偶相间,即每段开始二句为散行,后两句为对偶。这样,“隔联间以对仗,壁垒森严”(《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下,黄培芳评),“按节安歌,步武严整,无一往奔轶之习”(《唐风定》卷九,邢昉批)。这些都更有利于表现诗中那种豪健挺举、深沉悲凉的兴亡之叹。
这两首诗描写了作者登上百丈峰的所见、所思,境界阔大而高迈。第一首诗描写了诗人登上百丈峰所见到的营垒、胡天雄壮苍凉的景象,并联想到昔日的战争以及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诗人登山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百丈峰的山景,而是曾经为匈奴长期占据、汉兵多次征讨的燕支山,可见诗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为游览,而是想要观察边疆关隘的地势,思索文治武功的才略。
“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有感慨昔日战阵已不在,如今胡兵仍猖撅之意。
“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诗人思前想后,对霍去病征伐匈奴的赫赫功勋不由感慨良多。
“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诗人思接千古,看到北方继匈奴而后,又有羌、突厥等为祸中原,非兵戈所能平夷,因此多少征战都是徒耗国力而已。
“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面对自然界的从容与亘古不变,诗人更感到那几多征讨,几多纷扰,如今都湮没了,顶多留下记载。
全诗先写登山所见,遂由故垒胡天中联想到昔日的战争,诗人自然想到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追今抚昔后,结论是:“徒草草”而已,最后面对永恒的自然,诗人更感到困惑,只能在一片疑虑中,悲哀地结束诗章。诗人在《塞上》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并充满信心地提出“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可以是解决边境问题的方法之一。如今诗人面对“霍将军”的“连年此征讨”而“匈奴终不灭”的现实,不由陷人了新的彷徨。目睹‘“鸿雁飞”之景,诗人囿于积极用世的功利心态的枷锁,并没能体悟到顺其自然的妙处,只是陷入更艰苦的徘徊和思索之中。回首当年的几多征伐,如今纷扰依然,诗人不禁感慨万千。诗人久居塞外,与边疆人民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对边疆事务体察入微,往往更能觉人所未觉。这首诗堪称是诗人怎样对处理边疆纠纷,以求长治久安之策的深深思考,因此此诗的政治意义与其文学意义一样光耀诗坛,横亘边塞。
第二首诗由上文对边疆守御的思考,由此而及晋朝在胡人的入侵中灭亡的史实,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和过程,深深感叹内政不修则外虏入侵,并以此讽喻时局。
“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昏。”诗人对晋国国灭,遭逢大难,感到痛惜。
“豺狼塞瀍洛,胡羯争乾坤。”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原因,正因为内政混乱,才导致国力衰微,游牧民族才得以长驱直入。
“四海如鼎沸,五原徒自尊。”诗人指出政权衰弱则人民如待宰的羔羊,任由人侵者宰割。这是胡人入侵所造成的悲惨现实。
“而今白庭路,犹对青阳门。”诗人居安思危,告诫当局者。
“朝市不足问,君臣随草根。”诗人总结晋朝灭亡的教训,指出了那些只顾一味争名夺利者的可鄙可悲的下场。
全诗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过程,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潜伏的危机,最后诗人对追求名利的人提出批评。后来李唐王朝为后梁所覆灭,中国进入五代十国这一与南北朝一样的混乱时期。这首诗竟成了大唐王朝不幸的偈语,这或许是诗人所始料未及的。
这首诗是诗人送人归京之作。首联强调了天下太平;颔联、颈联写裴侍御一路顺畅、景色优美;尾联则表达了作者的“恋阙”之情。这首五言律诗前三联对仗,对仗均属工稳,特别是诗中的专用地名“楚地”对“秦城”,“洞庭”对“武陵”,颇见巧思,无荆楚之地的游历,难出此语。
首联中潭州属古楚地,故言及之。首联对句中的“秦城”,为秦长城,这里泛指长城。首联对句是指安史之乱已经平定。这一联是说,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后,裴侍御来潭州公干,现在又要回去了。首联强调了天下太平,所以才有了颔联、颈联的一路顺畅、景色优美的画面。
颔联写裴侍御一路所经之地。洞庭湖和武陵溪都是潭州到长安的必经之地。一写水路,一写陆路,颇为周到。从潭州到长安,地名很多,作者选择这两个地名,是因为两地风景秀丽,为历代文人向往的地方。动词“移”和“出”,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亦暗示着裴侍御行程的轻快。
颈联“江月随人影,山花趁马蹄”是后人传诵的名句。这两句之所以招人喜爱是因前后照应。“江月随人影”照应颔联出句的“舟移”,“山花趁马蹄”照应颔联对句的“路出”。二是对仗工稳。后世诗人总结的名词小类相对,即为工对,这里“江月”对“山花”,是偏正词组地理类相对,“人影”对“马蹄”,是偏正词组动物中的形体相对。三是炼字独特。两个动词“随”和“趁”,特别传神。“随”是跟从,表现洞庭湖水的流动;“趁”是追逐,表现武陵溪路上山花在风中摇曳。四是逆向思维,也就是把“江月”和“山花”拟人化。一般诗人会写成“人影随江月,马蹄趁山花”,如果不计较平仄,不计较韵脚,这两句诗也还是看得过去的。但是张谓将主语和宾语换了个位置,就显得空灵鲜活,不同常态了。五是在字面之外,读者体会出送人者和被送者的愉快心情。
尾联所表达的是作者和裴侍御的“恋阙”之情,将送行化实为虚,给读者留下一片想象的空间。
宋代的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这首诗用语平淡,却诗味很浓。“平”不能平得没劲,“淡”不能淡得没味儿。这种绚丽之后的平淡是极其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