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一写天上七夕,牛郎织女相会;一写人间孤男,夜半怅然怀愁。银河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后重又分手的地方,因此称“别浦”。今夜别浦云水迷茫,星汉闪烁,牛女在鹊桥上还能依相偎珍惜这美好的一瞬,互诉别后一年来的相思深情。虽然匆匆一面,仍不免执手相看泪眼而黯然离去,但他们毕竟是喜得重逢,欢情如旧,悲中有乐。默想自身,一年前此夕定情以后就天各一方,重会无日。此刻已到了夜半,正是牛女情浓时;而诗人则只能怅卧罗帷之中,瞪大了眼,在相思中煎熬,心头的愁云越压越重,何况今后能否再见一面也在未知之天,真是“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相比之下,自己的苦况远远超过了牛女。首联透过对比,宾主分明地对自己的相思苦情作了深一层的刻划,可谓出手不凡。
“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一夜容易,但在离人的心里却又是那般漫长。新月终于悄悄地挂在天边,喜鹊搭桥的时限也已到来。鹊群无可奈何地辞别了银月照映下的人间穿线乞巧的少女,鼓翅飞离而去。牛女重又陷入痛苦相思岁月之中。天色渐明,拂晓的轻寒,秋花映入诗人的曝衣楼。七夕曝衣,是当时的习俗。“花入曝衣楼”这一凄清的情景,定会勾起诗人对一年前七夕定情的缅怀,曝衣楼或许就是他们定情的场所。本来,诗人长夜不寐,一缕情思时时萦绕着那远去的恋人;如今七夕刚过,只有秋花辉映于曝衣楼上,当年伊人的倩影却已渺如黄鹤,杳不可见。这一颔联借用环境的陪衬和触景生情的手法,表现出时间的推移和诗人难以为怀的悲怆心情。
“天上分金境,人间望玉钩。”天已经大亮了,诗人还痴痴地凝望着碧空的半弯缺月,潸然欲涕。月亮本就像一面明镜,眼下却只剩下半轮,真成了破镜。牛郎织女可能都各自拿了一半,苦苦地隔河相望了。然而人间的破镜却难能重圆。望着望着,他多么想借助天上的玉钩把两颗破碎的心钩连到一起,有情人总该重归于好。颈联又着想天外,运用浪漫主义的妙笔,给这一幕爱情悲剧渲染上几丝美丽的光彩,虽然这毕竟属于幻想。
“钱塘苏小小,又值一年秋。”幻想终于破灭了,诗人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他日思夜想的恋人,可能是像南齐钱塘苏小小那样的名妓。年前一别,刻骨铭心,不觉又到了秋风瑟瑟的季节。别时容易见时难,诗人的遭际竟然比牛女还要不幸。面对茫茫的前景,一阵阵难以言说的隐痛又袭上诗人心头。这一貌似平谈的结尾,蕴蓄着无限缠绵的情思,表现出怅恨不尽的意味。
全诗以构思的新奇、抒情的深细以及语言的工整稳贴见胜,与李贺歌诗常见的惊才绝艳、秾丽诡奇多少有些不同。他遣词造句均是生活中的常语,抒情含而不露,味而愈出。特别是章法构思之妙实足令人折服,全诗从夜半写到天明,又以牛女的相会映衬自身的孤处,天上人间,融处生哀,充分显示出作者过人的功力。黎简《李长吉集评》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此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天河隐隐逢七夕,独处罗帐半夜愁。
乌鹊离去穿线月,秋花映入曝衣楼。
牛女双星合又分,人世情侣望玉钩。
不见钱塘苏小小,独处寂寞又一秋。
注释
别浦:指天河、银河。浦:水边。
罗帷:丝制帷幔。
“鹊辞”句:七夕乌鹊填河成桥,以渡织女。
花:黎简校作“萤”。
曝衣楼:皇宫中帝后于七月七日曝衣之处。
金镜:圆月。七夕,月未圆,故云“分金镜”,又借用陈代徐德言与妻子乐昌公主分镜的故事(《本事诗》),暗喻自己与所眷恋的女子不能团圆。
玉钩:状新月、缺月,望月而冀其复圆,寓人间别而重逢意。
苏小小:南齐时钱塘名妓。这里指自己曾经欢遇的女郎。
更:《全唐诗》校“一作又”。
一年秋:即一年。
“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一写天上七夕,牛郎织女相会;一写人间孤男,夜半怅然怀愁。银河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后重又分手的地方,因此称“别浦”。今夜别浦云水迷茫,星汉闪烁,牛女在鹊桥上还能依相偎珍惜这美好的一瞬,互诉别后一年来的相思深情。虽然匆匆一面,仍不免执手相看泪眼而黯然离去,但他们毕竟是喜得重逢,欢情如旧,悲中有乐。默想自身,一年前此夕定情以后就天各一方,重会无日。此刻已到了夜半,正是牛女情浓时;而诗人则只能怅卧罗帷之中,瞪大了眼,在相思中煎熬,心头的愁云越压越重,何况今后能否再见一面也在未知之天,真是“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相比之下,自己的苦况远远超过了牛女。首联透过对比,宾主分明地对自己的相思苦情作了深一层的刻划,可谓出手不凡。
“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一夜容易,但在离人的心里却又是那般漫长。新月终于悄悄地挂在天边,喜鹊搭桥的时限也已到来。鹊群无可奈何地辞别了银月照映下的人间穿线乞巧的少女,鼓翅飞离而去。牛女重又陷入痛苦相思岁月之中。天色渐明,拂晓的轻寒,秋花映入诗人的曝衣楼。七夕曝衣,是当时的习俗。“花入曝衣楼”这一凄清的情景,定会勾起诗人对一年前七夕定情的缅怀,曝衣楼或许就是他们定情的场所。本来,诗人长夜不寐,一缕情思时时萦绕着那远去的恋人;如今七夕刚过,只有秋花辉映于曝衣楼上,当年伊人的倩影却已渺如黄鹤,杳不可见。这一颔联借用环境的陪衬和触景生情的手法,表现出时间的推移和诗人难以为怀的悲怆心情。
“天上分金境,人间望玉钩。”天已经大亮了,诗人还痴痴地凝望着碧空的半弯缺月,潸然欲涕。月亮本就像一面明镜,眼下却只剩下半轮,真成了破镜。牛郎织女可能都各自拿了一半,苦苦地隔河相望了。然而人间的破镜却难能重圆。望着望着,他多么想借助天上的玉钩把两颗破碎的心钩连到一起,有情人总该重归于好。颈联又着想天外,运用浪漫主义的妙笔,给这一幕爱情悲剧渲染上几丝美丽的光彩,虽然这毕竟属于幻想。
“钱塘苏小小,又值一年秋。”幻想终于破灭了,诗人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他日思夜想的恋人,可能是像南齐钱塘苏小小那样的名妓。年前一别,刻骨铭心,不觉又到了秋风瑟瑟的季节。别时容易见时难,诗人的遭际竟然比牛女还要不幸。面对茫茫的前景,一阵阵难以言说的隐痛又袭上诗人心头。这一貌似平谈的结尾,蕴蓄着无限缠绵的情思,表现出怅恨不尽的意味。
全诗以构思的新奇、抒情的深细以及语言的工整稳贴见胜,与李贺歌诗常见的惊才绝艳、秾丽诡奇多少有些不同。他遣词造句均是生活中的常语,抒情含而不露,味而愈出。特别是章法构思之妙实足令人折服,全诗从夜半写到天明,又以牛女的相会映衬自身的孤处,天上人间,融处生哀,充分显示出作者过人的功力。黎简《李长吉集评》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此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作于垂拱元年(685)诗人赴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任司法参军途经巫峡时。诗人此次由太子詹事司直光崇文馆学士调出为梓州司法参军,是受从弟杨神让附徐敬业叛乱的牵连,带有贬谪的性质,因此心境郁悒,沿途写下的几首山水诗都有忧郁不平之气,而本诗是较典型地体现了作者当时的心灵活动的一篇。
全诗十六句,分为两部分,前八句写所见,后八句写所思。首四句总写巫峡的气势,先化用古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盛弘之《荆州记》)之意,叙述巫峡之长,然后通过对悬崖峭壁的描绘衬托巫峡之险:岩峦重叠一望无际,层层壁立的峭崖上摩云霄(苍苍,天色,出《庄子》)。三四两句用平视和仰视的角度展现了巫峡的幽深窅远和两岸峭壁的险峻。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曾这样描写三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杨炯这里显然是受其影响的,但诗人并没停留在这一般的描绘上,从第五句开始,诗人对巫峡的险状进行了具体刻划。“绝壁岩天险”四句应是写一处具体的险要,它岩立江中,上面长满青苔,就是在夜里也看得很清楚。下面流急浪险,哪怕没风也波涛喷激,令人心惊。这是诗人夜中乘舟途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看来诗人不知其地名。难以称名指实,但这么一来,就使得它由实变虚,部分地超脱了现实,带上一种象征意义——与诗人的境遇相映衬,成为仕途凶险的象征。
诗人遭到政治上的打击,远贬殊方。此刻面对巫峡风波之险,自然就联想到仕途的凶险莫测,于是一连串的感触油然而生。从第九句开始,诗转入后半部的情绪抒写,与前面的景物描绘构成对称的格局。“忠信”四句承上用比喻表达自己的信念:只要自己光明磊落,恪守着以忠事君、以信处世的准则,象这样泛舟历险又有什么可忧惧?“砥柱”在河南三门峡,俗称三门山,黄河分流包山而过,是水流极险急之处。“吕梁”即吕梁山,在山西省西部,相传大禹治水曾闢吕梁洪通黄河。“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两句一言其险,一言其远,泛言可以行于四方,化险为夷。诗人由行舟所历的天险联想到宦途所遭人祸,就信笔借行舟为喻,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虚实之间,过渡巧妙自然,了无痕迹。至此为止,诗中的情调一直是开朗自信的,前途充满了希望。然而诗人毕竟身处逆境,当走上贬谪之途的此际,怎么可能没有一丝伤感呢,尤其是自己遭贬纯属无故株及,自不免怨愤不平。“美人”两句就表达了这种情绪。古诗中美人常用来比喻理想或君主、友人,这里是比喻君王,而以灵芝自喻,两句意思说自己远离朝廷,空有忠贞和才干不能进用、报效。托词虽婉,心情却颇为激切,诗人对自己忠而见疏、怀才不用的遭际深觉不平,可是又无可奈何。在这种心情下,听到峡中凄厉哀绝的猿啸,他不由得一阵伤感,潸然泪下了。《水经注》载:“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屡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人在这里将典故与现实、环境与心情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情景交融、联想丰富的艺术境界,读来令人对作者的遭遇产生深深的同情。
写山水而寄托自己的情思,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一个特色。在这样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不再是单纯的观赏对象。而成为与作者的心境相感发相映衬的表现媒介。作者寄意于山水,是为了抒发情感,因此,诗中的景物描绘有时就不那么刻意求工。杨炯这首诗就是如此,它写景雄浑开阔而不求工细,为主体的情感活动构成了恰当的背景。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写出浴后的美人,将女子出浴后的美貌和娇绾刻画得尽绾极妍,十分生动传神。
开篇首句“碧沼莲开芬馥”是写景,写池塘里莲花开放、飘散芳香,以环境烘托女子之美;也可视为是用象征的手法,写浴中的美人。
“双髻”二句从发型、容貌和眉毛几方面写女子出浴后的美貌;“雅绾”二句写她出浴后姿绾的优雅和肌肤的雪白,其中“雪映钿装金斛”将浴女头上首饰与雪白肌肤映照,画面细致活脱,光彩照人。
末二句“水溅青丝珠断续”先写美人长发在碧水中濯洗,生动传神,颇富生活真是的清韵;“酥融香透肉”则透过视觉、嗅觉、味觉的通感,表现美人诱人的神情,其描画女性人体美的直觉,穷其精妙,可与西方人体油画名作库尔贝的《波中之女》并读。
该词写女子碧莲池中沐浴的情景,美而不俗,艳而能雅。在封建礼教的时代,这是篇大胆的逆经叛道的作品。另有观点认为:作者对双鬟,金斛,青丝不惜重笔精美刻画,生生描绘出一个香艳诱人,尽绾极妍的美娇娃。然而最后一句“酥融香透肉”赤裸裸解释了作者之意,不过是把女性当做一种一饱眼福的风景,勾起性欲的玩物来描写。这种“男子作闺音”实际上是男权社会中对女性赏玩控制的文学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