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总是在不停的征战,再次相逢时已添白发。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家人的书信,每日都在计算归去的路程。
快马登上寒冷的高丘,登高望远,只见羊群正被驱赶回荒凉城中。
身处偏远的海西军营,只能用羌笳为你吹奏几曲助兴,一醉方休。
注释
百战:多次作战。
相逢:彼此遇见;会见。
何时:什么时候。表示时间难以确定。
走马:骑马疾走;驰逐。
湘灵是神话中的湘水之神,屈原曾以《湘夫人》为题写过她们。这时的鲁迅,同当年的屈原有相似的悲愤心情,这时的中国也同当年楚国一样的黑暗和腐败,因此,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歌大多跟《离骚》同调。如《送O.E.君携兰归国》中的“椒焚桂折佳人老”,《无题》中的“花树已萧森”,此诗中的“芳荃零落”等,都可看出鲁迅对屈原的学习与借鉴。
这首诗的正面是写“秋象”,全诗都笼罩在一派秋色的肃杀的氛围中,这正是中国那时一片政治氛围的象征。首句:“昔闻湘水碧如染”,暗点一个“秋”字,但“昔”时的秋是美丽的;接着,诗人不避重,用了“今闻湘水”一语,一个“闻”字把今、昔紧紧联系起来,作了鲜明对比:富有诗情画意的“碧如染”,一变而为触目惊心的“胭脂痕”。这一巨变,不仅震惊,连作为神的湘灵也没有想到。她照常梳妆打扮,妆成临水而照,才发现湘水已经变色。“皎如皓月窥彤云”,一个“窥”字写出了湘灵惊骇的神态,她简直不敢正视那惨烈的情景。这句诗意,可能取意于刘安评《离骚》的话:“嚼然泥而不滓”。作者鲁迅在这里除了写湘灵的神貌,还在于说明:阴云不能毁损皓月的皎洁,比喻革命者的精神是摧毁不了的。“芳荃零落无余春”,比喻革命力量被摧残殆尽,社会了无生气。颈联既是湘灵皎瑟歌唱的内容,也是作者鲁迅真情实感的写照。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中,……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上述两句诗的最切实的注释。“皎完瑶瑟人不闻”,比喻由于军阀的禁锢和封锁,人们难以知道生活中发生的悲惨事实。“太平成象盈秋门”,末句明写出“秋”字,与首句的暗点遥遥呼应。
全诗爱憎分明,对比强烈。激荡的湘水与寂寞的高丘,鲜艳的红云与漆黑的寒夜,皎美的湘灵与零落的芳荃,互相反衬,层层加深。这首诗的格调,尤其是前四句描绘和歌颂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那种明快和优美的境界,在鲁迅诗作中是比较特殊的。
全文不过三百来字,熔描绘景物、凭吊前贤、抒发感慨于一炉。篇幅虽短,情韵生动,充分体现出姚鼐散文记事明晰、文字雅洁,惜墨如金而又余味悠长的风格特点。
作者首先扼要交代了出游经过以及留宿双溪张英墓舍的缘由。由于“大雨溪张,留之累日”,故得以从容观赏双溪景色:“松堤内绕,碧岩外交,势若重环”茂密的松树郁郁葱葱,苍绿色的山岩重重叠叠,互相掩映,蔚为壮观。加之云气弥漫,烟雨朦胧,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情态。在作者的笔下,双溪一带景色犹如一幅酣畅淋漓的水墨山水画,令人陶醉。
置身这优美的环境中,作者情不自禁地凭吊起乡人引为骄傲的前贤张英宰相。想当年,张英以自己的才干辅佐康熙帝,深受器重,退休归乡颐养天年,康熙帝亲赐“双溪”二字,优游自适,寄情山水。君臣遇会,谓为盛事。
文末,作者联系自己的思想、抱负抒发情怀,流露出对乡先辈遣风的无限钦慕之意。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