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是诗人南奔途中创作的一首感时感事的诗，首联描写出发时的场景，中间两联叹家身兼伤国事，尾联收束到离别之上，又与时事密切相关。此诗精巧用典，含蓄吞吐，气脉连贯，沉郁浑厚，叙述伤时感事有杜甫沉郁苍茫的气韵，堪为佳作。

　　“商水西门语，东风动柳枝。”地、时、事兼叙，于地，则商水西门；于时，则东风动柳，是早春时季；于事，则临别告语。“语”字大约从杜诗学来。杜甫《哀王孙》：“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所与“语”者，当是前来送别的人；当然也似可兼指附近的商水河，言河水潺援之声，也如珍重话别。“东风动柳枝”，其时正是春季。既是眼前之景，又于景中含不尽之情。那柔弱的柳枝，给人一种缠绵的感觉，正是离情别绪的写照。吴文英说得好：“一丝柳、一寸柔情。”（《风入松》）。伤春又伤别，倍感无奈。这与《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殊为相近。这两句，又大有杜甫《发同谷县》“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之意。诗人此次南行，是迫于兵灾，更有许多不得已。此意含而不露，却待其后申叙。

　　“年华入危涕，世事本前期。”句叙而兼议，将首联暗蓄之意进一步发明。“年华”承“东风”，“危涕”接别语，虽重在个人感受，而实有伤时之感寓于其中。孟子有“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之语，江淹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恨赋》）之句，故简斋之危涕，实有孤臣之悲。“入”字提炼得新鲜有力，自是江西诗派之家法。“世事”主要特指眼下国有累卵之危，民有倒悬之急。如此窘境，绝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执政者失策之种种，只要联系当时历史状况，自然不难明白。

　　“草草华公策”，紧承“世事”句，追究前事之因。“华公策”，用刘宋时征北将军华道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事，讥刺北宋朝廷避金人、求苟安的失计。诗人用华道济典故，追咎宣和七年（1125）北宋朝廷退避金兵，以致军机贻误、汁京被占的罪过。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原本相连，诗人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度日了。

　　“茫茫杜老诗”，杜甫在入蜀以后以及在湖湘时期，写到安史之乱或各地军阀的战争时，多用“干戈茫茫”字眼。如《南池》诗：“干戈浩莽莽。”又如《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诗：“九州兵革浩茫茫。”诗人平生极为推崇杜诗，在创作上经常模仿；更重要的是老杜后半生多在战火中度过，而其伤时忧乱之作特多。时异事同，而孤臣之心难诉，他只好在吟诵杜诗之求得安慰了。

　　尾联所云，尽管仍然与时事密切相关，但在诗意上则收束到离别之上。“山川马前阔”，则前路漫漫，不见尽头；“不敢计归时”，则归期杳杳，未有已时。身世之感，黍离之悲，充盈弥漫。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

　　《木兰诗》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热情赞扬了这位女子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详略安排极具匠心，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以人物问答及铺陈、排比、对偶、互文等手法描述人物情态，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神气跃然，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第一段，写木兰决定代父从军。诗以“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开篇，展现“木兰当户织”的情景。然后写木兰停机叹息，无心织布，不禁令人奇怪，引出一问一答，道出木兰的心事。木兰之所以“叹息”，不是因为儿女的心事，而是因为天子征兵，父亲在被征之列，父亲既已年老，家中又无长男，于是决定代父从军。

　　第二段，写木兰准备出征和奔赴战场。“东市买骏马……”四句排比，写木兰紧张地购买战马和乘马用具，表示对此事的极度重视，只用了两天就走完了，夸张地表现了木兰行进的神速、军情的紧迫、心情的急切，使人感到紧张的战争氛围。其中写“黄河流水鸣溅溅”“燕山胡骑鸣啾啾”之声，还衬托了木兰的思亲之情。

　　第三段，概写木兰十来年的征战生活。“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概括上文“旦辞……”八句的内容，夸张地描写了木兰身跨战马，万里迢迢，奔往战场，飞越一道道关口，一座座高山。寒光映照着身上冰冷的铠甲。“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概述战争旷日持久，战斗激烈悲壮。将士们十年征战，历经一次次残酷的战斗，有的战死，有的归来。而英勇善战的木兰，则是有幸生存、胜利归来的将士中的一个。

　　第四段，写木兰还朝辞官。先写木兰朝见天子，然后写木兰功劳之大，天子赏赐之多，再说到木兰辞官不就，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木兰不用尚书郎”而愿“还故乡”，固然是她对家园生活的眷念，但也自有秘密在，即她是女儿身。天子不知底里，木兰不便明言，颇有戏剧意味。

　　第五段，写木兰还乡与亲人团聚。先以父母姊弟各自符合身份、性别、年龄的举动，描写家中的欢乐气氛，展现浓郁的亲情；再以木兰一连串的行动，写她对故居的亲切感受和对女儿妆的喜爱，一副天然的女儿情态，表现她归来后情不自禁的喜悦；最后作为故事的结局和全诗的高潮，是恢复女儿装束的木兰与伙伴相见的喜剧场面。

　　第六段，用比喻作结。以双兔在一起奔跑，难辨雌雄的隐喻，对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多年未被发现的奥秘加以巧妙的解答，妙趣横生而又令人回味。

　　其诗中几件事的描绘详略得当，一，二，三，六，七段详写木兰女儿情怀，四，五段略写战场上的英雄气概。从内容上突出儿女情怀，丰富英雄性格，是人物形象更真实感人。结构上使全诗显得简洁，紧凑。

　　这首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

　　《木兰诗》是中国诗史上罕有的杰作，诗中首次塑造了一位替父从军的不朽的女英雄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木兰完满具备了英雄品格与女性特点。天性善良勇敢，沉着机智，坚忍不拔，是木兰英雄品格之必要内涵，对父母对祖国之无限爱心和献身精神，则是其英雄品格之最大精神力量源泉。《木兰诗》创具一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其特质，乃是中国人传统道德精神、乐观精神及幽默感之整合。这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实与以讽刺为特征的西方喜剧大不相同。《木兰诗》充分体现出中国民歌之天然特长，铺排、夸张、象声、悬念的突出运用，对于渲染气氛、刻划性格，效果极佳。

　　过去多认为《木兰诗》所产生之基础，为北朝尚武之社会风俗。但是，北朝历史发展之主流，是入居北中国的游牧民族接受农业文明，进而接受中国文化，最终为中国文化所化。就此诗言，即使木兰之家原为鲜卑民族，也早已汉化。“木兰当户织”，是一证。木兰还家，全家喜庆之中所深具之礼意，是又一证。尤其木兰替父从军、高度体现对父母之爱心与对祖国之忠心，实为高度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故应当说，《木兰诗》所产生之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北朝尚武风俗之融合，而《木兰诗》之根本精神，则是中国文化之精神。

　　唐代试律诗一般为六韵，此诗则是一首四韵诗的典例和佳作。毛奇龄《唐人试帖》根据荆冬倩“奉试”诗亦为四韵认为可能是当时官限如此，而直至后来，“奉试”诗才又变为六韵。

　　此诗寥寥数句就突出了明堂上的火珠明亮耀眼的特点。首两句从明堂入笔点出火珠，接下来四句则写了火珠的来辉。作者以月与星作比，可谓妙绝。“夜来双月满”之“双月”，一实指天上的月亮，一喻指明堂的火珠，两者并举就说明火珠皎洁来白之至与天下月亮无二，仿佛又一轮明月遗落人间，两月同散发出柔和的微来为夜晚增添了不少景趣。夸张、衬托至极致。而“曙后一星孤”句对仗工整，描写的是天亮月亮落下后的景象：虽然月亮消失了，但火珠的来辉不减，就像一颗永挂天边的星星。“天净来难灭，云生望欲无”二句，继续写火珠之来，写出了其珠来闪闪的特点。最后，诗人以颂扬作结。因火珠乃他国所献之宝物，有此盛事正说明国家之强大及时代之太平。结句遣字用词还算颇有气势，只是意义平平，未免落入俗套。

　　此诗虽有宫体诗味，但取景空阔，清明自然，不失名家气度。诗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一联历来受人关注。此联描写的是明堂上的火珠，在夜晚与月来相衬如同一双明月，而曙后天明月亮西沉时，火珠仍然如一颗孤星在明堂屋顶上闪闪发来。后来有人把“曙后一星孤”一句别解为崔曙死后只留下一个名叫星星的女儿。《分门古今类事》“崔曙一星”：“崔曙作《明堂火珠》诗云：‘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时称佳句。未几。曙卒。无子，惟一女，名星星。星，盖其谶也。”在这样的附会之下，“曙后一星孤”竟然成了诗谶。

　　此诗表述的心愿为思国、思乡和美政理想一定要实现，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香草美人皆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指楚国君主（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女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

　　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像力；正由于此，此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诗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此诗写追慕先贤，感慨时世，劝谏君王，希望君王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表达了作者坚守节操、不变节从俗的决心。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而思君、爱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想像奇特，神思飞扬，堪称一篇浪漫主义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