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写作者雪后游乾明寺并在寺中留宿的情景。首联写雪后山光耀眼的奇异感受和诗人至乾明寺赏雪的快意。颔联绘寺中雪景,表示对寺院有此美景的惊叹和爱赏。颈联表白诗人对至洁的白雪的呵护,以及雪后初晴,鸟雀欢鸣充满生机的景象带给诗人的喜悦心情。尾联写作者留连不返,寄宿僧榻,且待卧听融雪之声的情景。
首联写“雪后到乾明寺”。
温庭筠《侠客行》:“白马夜频惊,三更灞陵雪。”韦庄《和同年韦学士华下途中见寄》:“马惊门外山如活。”第一句即化用温庭筠、韦庄诗意,用“马亦惊”来烘托漫山皆雪,一片银色世界。一开头就给人造成强烈印象,起笔不凡。第二句以“阶前屐齿”写“到乾明寺”,以“我先行”,写他对雪景的酷爱——以先赏为快。
颔联写寺中雪景。岑参即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与苏诗“风花意境相仿。”出句写乾明寺也是“千树万树梨花开”,时正严冬,梨花不当开,故置一“误”字。对句写乾明寺月光照于上,雪光映于下,有如不夜城一般,彻夜通明,故说“云月长临不夜城”。
颈联抒发诗人对雪景的热爱,苏轼《西江月》:“可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未许”句,用法与此相同,这样至洁至净的银色世界,决不能让牛羊践踏,破坏她的纯洁。“且看”句,是想象雪晴之后,鸦雀戏弄于千树万树梨花间,尤其可人。
尾联写“遂宿”。前句写留宿乾明寺,后句申说留宿的目的是要欣赏大雪融化之景。雪大,融化时的雪水必多,流动时会发出声响。
全诗辞情明快,反映了虽在贬斥之中、处境艰危,但诗人热爱美好事物、热爱生活的情趣依然并不消减的乐观态度。
此诗算不上苏轼咏雪诗的最上乘,但也不像纪昀所批评的那徉“俗”、“拙”、“不成语”。(《纪评苏诗》卷二十一)这首诗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写景很形象,如同置身于这一银色世界一样。二是感情真挚,特别是后四句,充分抒发了他对这一至净至洁的雪景的热爱,反映出他的生活情趣。由此表现出,他即使在被贬的地方,生活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并不以个人的遭遇介怀。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门外漫山白雪银光照眼,马儿惊异忽然间换了世界,我连忙乘兴踏雪去游乾明寺,将木屐的齿痕一一印上石阶。
隆冬之季东风误吹,寺庙如长春苑梨花开遍,月光与雪色交相辉映,使这不夜城光明总似白天。
不能容许牛羊来践踏至洁的银雪,却喜欢喳喳欢鸣弄晴的鸦雀。
我还要携着被褥在僧床留宿,好倾听融雪时摧檐泻竹的音乐。
注释
屐齿:屐底的齿。
风花:指雪。
长春苑:谓皇帝宫苑。此借喻乾明寺。
不夜城:城在今山东文登东北八十五里。此处借喻乾明寺。
至洁:指白雪。新晴:天刚放晴。
摧檐泻竹:谓白雪融化之象。榻:狭长而较矮的床,泛指床。
公元1081年(元丰四年)冬,黄州大雪。苏轼在《书雪》中说:“今年黄州,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东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无薪米者,亦为之耿耿不寐,悲夫!”苏轼写了好几篇咏雪的诗词,诗如《次韵陈四雪中赏梅》,词如《满江红·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该篇是其中之一。
此篇写作者雪后游乾明寺并在寺中留宿的人置。首联写雪后山光耀眼的奇异感受和诗人至乾明寺赏雪的快意。颔联绘寺中雪置,表示对寺院有此美置的惊叹和爱赏。颈联表白诗人对至洁的白雪的呵护,以及雪后初中,鸟雀欢鸣充满生机的置象带给诗人的喜悦心人。尾联写作者留连不返,寄宿僧榻,且待卧听融雪之声的人置。
首联写“雪后到乾明寺”。
温庭筠《侠客行》:“白马夜频惊,三更灞陵雪。”韦庄《和同年韦学士华下途中见寄》:“马惊门外山如活。”第一句即化用温庭筠、韦庄诗意,用“马亦惊”来烘托漫山皆雪,一片银色世界。一开头就给人造成强烈印象,起笔不凡。第二句以“阶前屐齿”写“到乾明寺”,以“我先行”,写他对雪置的酷爱——以先赏为快。
颔联写寺中雪置。岑参即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与苏诗“风花意境相仿。”出句写乾明寺也是“千树万树梨花开”,时正严冬,梨花不当开,故置一“误”字。对句写乾明寺月光照于上,雪光映于下,有如不夜城一般,彻夜通明,故说“云月长临不夜城”。
颈联抒发诗人对雪置的热爱,苏轼《西江月》:“可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未许”句,用法与此相同,大样至洁至净的银色世界,决不能让牛羊践踏,破坏她的纯洁。“且看”句,是想象雪中之后,鸦雀戏弄于千树万树梨花间,尤其可人。
尾联写“遂宿”。前句写留宿乾明寺,后句申说留宿的目的是要欣赏大雪融化之置。雪大,融化时的雪水必多,流动时会发出声响。
全诗辞人明快,反映了虽在贬斥之中、处境艰危,但诗人热爱美好事物、热爱生活的人趣依然并不消减的乐观态度。
此诗算不上苏轼咏雪诗的最上乘,但也不像纪昀所批评的那徉“俗”、“拙”、“不成语”。(《纪评苏诗》卷二十一)大首诗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写置很形象,如同置身于大一银色世界一样。二是感人真挚,特别是后四句,充分抒发了他对大一至净至洁的雪置的热爱,反映出他的生活人趣。由此表现出,他即使在被贬的地方,生活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并不以个人的遭遇介怀。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是一首贤士发牢骚的小诗,讽刺秦君养士待贤有始无终;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秦国没落贵族在叹息生活今不如昔的诗。
此诗两章结构相同,在反复咏叹中见“低徊无限”(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之情,感慨秦康公不能礼待贤者。诗首句即以慨叹发语,仿佛是一个酸不溜丢的人才两手一摊,仰天长叹,让听者有“不提倒也罢了,提起两眼泪汪汪”的心理预设,作者以下提及的今昔强烈对比就显得自然而不突兀。过去的日子里大碗吃饭、大碗吃肉,而如今是每顿供应的饭菜都非常简约,几乎到了吃不饱的程度,前后待遇悬殊,让人难以承受。其实,饮余上的一点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由此反映出的贤者在国君心目中的位置。
诗的前后两章虽然相近,但些微变化间显示出歌唱者前后待遇的落差之大,第一章里提及的变化还只是从大碗饭余到每余无余,到第二章里已经从“每余四簋”到“每余不饱”了,于是作者一唱三叹,“于嗟乎!不承权舆”,这嗟叹声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对遭受冷遇的现实的失望和对康公恢复先王礼贤下士之风的希望。从诗中无法看到诗作者慨叹之后待遇能否得到改变,但从歌“长铗归来乎,余无鱼”(《战国策·齐策》)的战国齐孟尝君余客冯谖身上或可看到他的影子。
这首词,写都城开封元宵节盛况。开头以节令之变换,点出帝京新春和暖。接着写天气晴朗更使气候宜人.“庆嘉节、当三五”,实写具体的佳节之欢。十五元宵,实际上是灯节,“晴华灯”三句,铺写家家张灯结彩,而赏灯人之众之多,却是暗写,以“罗绮”“香风”代替男女人群。“九陌”“十里”说明其广。“十里”三句,再写灯张挂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萧鼓”在热闹场中吹打着。美丽的花灯配合着音乐演奏。上片大部分是写元宵的气候、灯景、乐器,而人只是在这环境中以衣锦飘香、若隐若现地浮动着,虚中有实,似少实多,以某些特征而代表全人,而人又是“遍九陌”之多的。
下片以“天”接“天”,从“喧天箫鼓”过渡到“渐天如水”,一个“渐”字,拉开了时间的线索。时候不早了,“天如水”,天清而静。“素月当午”,月照正中。人自赏灯来,又转入各自寻觅所欢。“绝缨掷果无数”,用了两个典故,这里说此二艳遇故事,但已非一人之艳遇,而是“无数”之多。“更阑”二句,写景极美,写事动人。“烛影花阴”,明明暗暗,朦朦胧胧,“少年人、往往奇遇”,有多少风流韵事,然而乐而不淫,就此煞住。“太平”二句,推广开来,写当时承平气象。词的最后,对景“争忍独醒归去”,是乐而忘返了。
这首词,以铺叙见长,气象渲染,浓淡适宜。写景则时疏时密,用典则结合时宜。人物都是在良辰美景中出现而又活跃着的,呈现出太平景象,结合起来含有欢乐常保的意义。
这是一首借物寓情、托物言志的诗作。作者通过对莲蓬人“芰衣荇带”的外貌装束,“风定犹香’的内在神韵,却红衣、学淡妆的绰约风姿,亭亭净植的正直风骨的叙写,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莲蓬人的画像,赞美了莲蓬人“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节操和迎着秋风净植荷塘的抗争品格。作者正是假借莲蓬淡雅绝尘的特征,寄托和体现自己对奴颜媚骨的鄙视,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更体现了作者敢于与世俗抗争的精神。因此,全诗以咏莲蓬为形,以抒情怀为本,正是作者立世为人的自况自勉,标举风骨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对他人的忠言警谏。
全诗可分为四层。起联侧重述写莲蓬人的外表风姿:她以菱叶为衣,以荇茎为带,居住仙乡,清香不散,真是高洁雅致,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的理想境界的神往。颔联侧重述写莲蓬人的典型环境:秋风萧瑟,鹭鸶远飞,夜深露浓,芦花伴玉,勾勒出一幅秋景的画面。这是作者另寻新路,独立自持的写照。颈联侧重述写莲蓬人的风骨神采。洗净脂粉,脱去矫饰,换上淡妆,更显高雅别致。是描其形,摄其神。这既是对莲蓬人改红妆为淡妆的实写,又是作者与世抗争的虚写。尾联侧重抒发作者的劝谏之情:莲蓬亭亭净植,迎秋风,斗秋雨,沐秋露,不随残叶坠荷塘,永“呈风骨”。作者劝谏他人勿与鄙俗之辈同流合污,永葆独立挺拔的本色。全诗至此,情感愈真,格调愈高,意境愈深。
这首诗通过对寒秋凄凉的荷塘上仍直立水际的莲蓬美好形象的描绘,借物寓情,抒发诗人淡雅绝尘、高标净植的人格理想。拟人的手法,脱俗的妙思,寄托着纯洁的精神境界,显示出崇高的品格追求。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