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充满轻快旋律和酣畅情致的喜雨诗。这年夏秋间，久晴不雨，秋禾枯焦。至七月二十五日夜间止，大雨三日，庄稼得救。久旱遇雨，欣喜若狂，连衣服、床铺湿了也顾不得，表达了诗人的喜雨之情和对民生的关注。诗人欢欣鼓舞，写了这首七律。

　　首联写喜雨，从晚上下雨写起。“一夕骄阳”与“梦回凉冷”是鲜明的对比。诗人在闷热的天气中入睡，一觉醒来，白天烈日的余威已被全部扫除，代之以清凉舒适的夜风，原来天下起了大雨。这两句虽然是实事实写，但由原先对气候的不满忽地改变成很满意，细微地反映了诗人心中的喜悦。诗人同时又选了“梦回”这一时刻，来表达自己这份心情，更加显出意外地惊喜———这场雨，诗人已经盼望很久了。

　　次联写对雨的感受，用江西诗派诗人的惯技，融化前人诗句为己用。出句“不愁屋漏床床湿”，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句；对句“且喜溪流岸岸深”，用杜甫《春日江村》“春流岸岸深”句。诗虽用前人成句，但贴切眼前景事，与首联一意相贯，在原句基础上加了“不愁”、“且喜”二语，在旧句上翻出了新意，达到了能生能活而自成佳句的要求。诗是写听雨，又形象地道出了盼雨的心情，也隐隐表示自己的喜雨不单单是因为大雨赶走了炎热，带来了凉爽，这就引伏第三联的情感，也为尾联预留地步，所以元方回评说这联写得流动便利。

　　第三联仍写喜雨。一句是想象之辞，说明自己喜雨，是因为这场及时雨，使庄稼能喝个饱，秋收有望；一句是以听雨打桐叶，寄托自己欣喜的心情。江西诗派学杜，在炼字上花工夫，尤注重虚字的锤炼。这联中的“应”字、“最”字，都下得很有精神，加深了句意。不过，出句的“千里稻花应秀色”，也见唐殷尧藩《喜雨》诗，不知是偶同还是有意袭用。钱钟书《宋诗选注》对这联的对句有独到的评价：“在古代诗歌里，秋夜听雨打梧桐照例是个教人失眠添闷的境界，像唐人刘媛的《长门怨》说：‘雨滴梧桐秋夜长，愁心和雨断昭阳。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又如温庭筠《更漏子》词说：‘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曾几这里来了个旧调翻新，听见梧桐上的潇潇冷雨，就想象庄稼的欣欣生意，假使他睡不着，那也是‘喜而不寐’。”这段话，对我们理解这句诗很有帮助。当然，说到底，这样的写法就是将旧事翻新，打破常规，也就是江西诗派要求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及“脱胎换骨”。

　　尾联纯抒情，把原来的情感更转高一层，说遇到了这样的好雨，像我这没有田地的人尚且如此高兴，更何况那些盼望丰收、渴求雨水的农夫们呢？诗用“犹”、“何况”数字承先启后，是故意通过自抑而达到高涨。正因为诗人没田，他的欢欣鼓舞才有更深的意义，他与民同乐的心意也完全表达了出来，所以清纪昀评说：“精神饱满，一结尤完足酣畅。”

　　这首诗从谋篇到句法，都是典型的江西诗派风格。但诗写得情真意切，所以不觉得峭硬。尤其可贵的是，江西诗派学杜，常常表现在技巧上；这首诗学杜，除技巧外，还学习了杜诗关心民瘼，注意在诗歌中树立自我形象，讲究诗格，所以更为成功。

　　这是一阕悼亡词。悼亡的题材，在宋词中还不多见。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悼王氏夫人，当是词中悼亡最早的名篇，继之则有贺铸的《半死桐》“重过阊门万事非”一阕也堪称绝唱。到南宋吴文英《梦窗词》中亦有悼亡之作，只是语涉隐曲，本事难考了。悼亡词到清代不仅面广量多，而且情深而凄、笔致细腻的篇什叠出，最著名的当然是纳兰性德(容若)的那些哀伤卢氏之逝的作品。《青衫湿遍》就是纳兰众多悼亡词中的一阕自度曲的词牌名。因为周之琦的生日与南唐李煜一样是农历七月初七，所以他对李后主词的情韵格调多有向往，而纳兰是举世皆知的继李煜词的一脉法乳的大家，这样，周氏对纳兰自度曲的音节深能体会，他说“虽非宋贤遗谱”而“有可述者”，显然认为其与唐宋风调如符契合。

　　周之琦的妻子沈氏病卒于道光九年(1829)端午前后，这年词人四十八岁。据他在六十岁时所作的《阮郎归·余以嘉庆癸亥就婚于长沙郡署，阅今三十九年，旧游重历，距先室之殁一星终矣》一词可以确知，周之琦和沈氏结褵于嘉庆八年(1803)，那么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这从他别的一些悼亡之作中所说的“梦缘短，弹指廿七年华，匆匆去如箭”等等，也可得到佐证。各种材料表明，他们伉俪情笃，情感至深，中年丧妻，是极其哀痛的。所以，此词真挚动人，无套语滥调或敷衍题目之弊。

　　此词上片写玉碎魂消的死别之哀，下片则追忆生前相互怜爱的缠绵深情，从而益托起斯人永逝之痛。全词不仅笔笔写实，贴切入微地组合起各个细节，不落空泛，而且处处体现出特定的依恋难舍，难以排解的心理状态。正是如此，故有一种揪心悲痛所升化的艺术感染力，攫人心魂。

　　起句“瑶簪堕也”四字是提挈全词之句，以玉簪碎断难再愈合的意象，总写亲人永去不复返。从这一声长歌当哭的苦吟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肝的悲哀。“谁知此恨，只在今生”是说原以为我们夫妻永好，白头偕老的，此生此世不会有中途分手的事;谁知道遗恨三生的大悲痛事竟然这样突然发生在眼前!“谁知”二字的迸发，将心理上所承受的未及预料的、与初衷大相径庭的沉痛充分表现了出来。词笔看似平易，实则是以逆入之势转而倒出的气韵着手的，故大大增强了情感的烈度。

　　周之琦的悼亡情思是紧紧扣住在“谁知”二字上的，这是一个情结，一个心头无法解开的结。他说：我们夫妇不会也不应有此生离死别的事的!这在铁的事实面前即实际上硬生生明摆着的生离死别的格局面前，愈表现得执拗、不合事理，愈见其痴苦之极，心伤之极。呼天抢地般不愿承认既存事实，适足以透现出一种无可比拟的失落感的凄怆。任何语言都抵不上这句执拗地拒绝接受已不可能不接受的事实的话的悲哀程度的。下面文字实际上都基立在这“谁知”的思路上。

　　词人说，我俩日常最“怕说香心易折”!连“香心”的折断都怕言的我们，现今竟然面对的是“烬落残灯”的事实，这怎能叫我受得了?香心，原是美而易消失的意象，借喻两情相合两心相通的一瓣心香。愈是美好的事物总是怕其消失天折，然而可怕的事终究来临了!烬，灰烬，此处作动词“烧尽”解。词文至此，全从心态的失重，失去平衡的角度来表述哀苦之思。

　　词人又说：在你弥留之际，在你“兼旬”——一二十天处于昏迷状态时，我总认为你是会醒的，你不过是入睡入梦而已。每天夜晚守护着你，看你总是“恹恹睡”着，我也总是这样“猜”着。“尚猜他、梦去还醒”句极辛酸极痴挚，这其实只是一种痴妄的愿望而已。事实上沈氏夫人临殁前显然已知觉早失，昏迷难醒了的。这样以平易常见的细节锤炼入词，益见其情的真与深。

　　上片结句“泪急”二句是“猜”的愿望破灭，“谁知”的事实确凿无疑来临时的心态的描述。“翻嫌错莫”是说在痛泪滂沱中总以为这不是事实，是错觉吧!是感觉的差错吧!对妻子“魂消”而逝这事实这情景“直恐分明”，但希望这不是真的，不是明白无疑的宣判!读到这里，前面种种心态的起伏变化，吞吐抑扬的笔势可说到了高潮之波峰，那种一唱三叹的丧逝之情毕现无遗了。

　　下片“回首”二十七年来共同生活的情景，深化“谁知此恨，只在今生”之意。在书斋中，在镜阁上，他们有多少恩爱相处犹如同栖一枝的“并禽”那样的往事啊!“怜我怜卿”，“怜”字一分为二地连用，正是为表现“我”与“卿”的心的相合为一，这是“卿怜我我怜卿”的缩压句式。怜，就是爱，这“怜”字是下片的核心点。

　　词人说：往年我们暂时小别，也总是愁“道远”，忧空间阻隔太大而思念不已。那么现在怎忍受得了“泉路深扃”这种碧落黄泉，人天相隔的凄惨渺茫的死别啊!

　　词人又说：往昔最怕在“银笺”上抄写《瘗花铭》，连葬花之辞都怕抄写的我，又怎能面对赋悼亡的现实啊!我们曾经常相互慰藉，矢志“身在情长在”，爱与生命同存!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情爱又岂止如此而已?“纵无身、那便忘情”!即使你魄消玉化了，我也无法忘却我们的伉俪深情。这一句是上句的翻进，是加一层法。总“暂别”到“漫商量”二句，一用“况”字折进，一用“纵”字翻深，二个细节的运用，海枯石烂的情思臻于极顶。尽管没有任何夸张语辞，却在极本色的文字中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一腔纯真的感情，是不可能从心头流出这种赤挚文字的。周之琦在此后二三十年岁月里，始终怀念着亡妻，从《心日斋词》全集中可以证见，这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大吏，对一个才华甚高的文人来说，很是不易的。

　　末二句中，“梅霖”既切合沈氏去世的时令，又以黄梅雨的渐沥之声烘托悲凄的心境和氛围。长夜悲思和窗外的梅子酸雨融合一气，只觉得凄楚寒颤，心底凉生，犹若“秋声”入耳，敲击心扉。“梅霖”是仲夏之雨.“秋声”则乃深秋落木萧瑟之响，这种变幻变形的感觉，不是错觉，而是心情在极度悲伤时的真切感受。周之琦运用这一类似变形表现手法来写特定的情怀，并达到裹住全词以入凄苦境界中去，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

　　这是一首著名的咏梅词。傲立霜雪，一枝独秀的梅花是历来文人墨客的吟诵对象，特别是宋代咏梅词更多，其中能尽得梅花神韵的上乘之作却并不多见。

　　李清照的这首《玉楼春》当属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写活了梅花，而且活画出赏梅者虽愁闷却仍禁不住要及时赏梅的矛盾心态。作者出手便不俗。首句以“红酥”比拟梅花花瓣的宛如红色凝脂，以“琼苞”形容梅花花苞的美好，都是抓住了梅花特征的准确用语，“肯放琼苞碎”者，是对“含苞欲放”的巧妙说法。

　　上片皆从此句生发。“探著南枝开遍未”，便是宛转说出梅花未尽开放。初唐时李峤《梅》诗云：“大庾敛寒光，南枝独早芳。”张方注：“大庚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如今对南枝之花还须问“开遍未”，则梅枝上多尚含苞，宛然可知。三、四两句“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用对偶句，仍写未放之花，“酝藉”、“包藏”，点明此意。而“几多香”、“无限意”，又将梅花盛开后所发的幽香、所呈的意态摄纳其中，精神饱满，亦可见词人的灵心慧思。

　　下片由咏梅转写赏梅之人。“道人”是作者的自称，意为学道之人。“憔悴”和“闷”、“愁”，讲李清照的外貌与内心情状，“春窗”和“阑干”交代客观环境，表明她当时困顿窗下，愁闷煞人，连阑干都懒得去倚。这是一幅名门闺妇的春愁图。

　　不写梅花的盛开，却由含苞直跳到将败，这是咏梅的奇笔，写赏梅却先道自己的憔悴和愁闷，这是赏梅之妙想。反映了她自己“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清平乐·年年雪里》）的心态。此词盖作于晚年流落江南之后反常写法恰好能传达出当时正常的心态。虽然心境不佳，但梅花还是要赏的，所以“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休”字这里是语助词，含罢、了的意思。这是作者心中的话：想要来饮酒赏梅的话便来罢，等到明天说不定要起风了呢！此句隐含着莫错过大好时机且举杯遣怀的意味。

　　易安词是咏物抒情诗中的上品，这首咏梅诗尽得梅花之诗，也尽似词人之情，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首词是作者酒宴上赠妓之作，用形象的比喻描绘出一种模糊而动人的美。上阕“双蝶”句写伊人服饰，突出花样图案的神秘美。“朱粉”句写其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闲花淡淡春”作一景物比衬，生动地凸现此女子的风姿。下阕“细看诸处好”又从细处作一总体评价，与上阕从风神姿韵的评价呼应，接着从“人人”都说是“柳腰身”的细节作一客观补充，从各方面写出此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全词意境亦真亦幻，富有神韵。

　　此为酒筵中赠妓之作，首句写她所穿的裙子，罗裙上绣着双飞的蝴蝶。“东池”两句，记相见之地（东池）、相见之因（宴），并且点明她“侑酒”的身分。“朱粉”两句，接着写其人之面貌，而着重写其淡妆。“闲花淡淡春”以一个确切的、具体的比喻，将她的神情、风度，勾画了出来。上层社会的行乐场所，多数女子都作浓妆，一个淡妆的，就反而引人注目了，故此“闲花”虽只“淡淡春”，却大有一枝独秀的风致。张先显然受了唐代张祜的启发，但“闲花淡淡春”一句，仍然很有创造性。唐人称美女为春色，如元稹称越州妓刘采春为“鉴湖春色”。此处“春”字，也是双关。

　　过片三句，用倒装句法。人人都说她身材好，但据词人看来，则不但身材，实许多地方都好，而这“诸处好”，又是“细看”后所下的评语，与上“初相见”相应。柳与美女之腰，同其婀娜多姿，连类相比，词中多有。结两句写其人的衣。古人较为贵重的衣料如绫罗之类上面的花纹，或出于织，或出于绣，或出于画。出于织者，如白居易《缭绫》：“织为云外秋雁行。”出于绣者，如温庭筠《南歌子》：“胸前绣凤凰。”出于画者，如温庭筠《菩萨蛮》：“画罗金翡翠。”此词写“衣上云”，而连及“乱山昏”，可见不是部分图案，而是满幅云烟，以画罗的可能性较大。词人由她衣上的云，联想到山上的云，而未写云，先写山，不但写山，而且写乱山，不但写乱山，而且写带些昏暗的乱山，这就使人感到一朵朵的白云，从昏暗的乱山中徐徐而出，布满空间。经过这种渲染，就仿佛衣上的云变成了真正的云，而这位身着云衣的美女的出现，就像一位神女从云端飘然下降了。

　　这两句的作用，决不限于写她穿衣服的别致，更主要的是制造了一种气氛，衬托出并没有正面大加描写的女主人的神韵。写到这里，词戛然而止，更无多话，收得极其有力。

　　此词意境之妙于亦真亦幻。如“昨日”两句，很明显是脱胎于宋玉《高唐赋》，而从其人所着云衣生发，就使人看了产生真中有幻之感，觉得她更加飘然若仙了。筵前赠妓，题材本属无聊。但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还是相当动人的。妙处如“闲花”一句的以一胜多，“昨日”两句的真幻莫辩等。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