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首句“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诗一上来就写“酒”，然后再交待时间，起势突兀。两句诗，画出主人公在风光明媚、景色秀丽的暮春季节独自饮酒的图景，设置了一个恬淡闲静的隐居氛围，紧扣住钱的征君身份。“三月”暮春，点明季节，为颔联写感慨作伏笔。

　　“春风余几日，两鬓各成丝。”此联上承第二句。前句词意双关，既说春光将尽，余日无多；又暗示钱已风烛残年，这样，后面的嗟老感慨就一点不使人感到意外。第四句的“各成丝”，和杜甫《赠卫八处士》“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的“各已苍”词意相似，是说钱和自己的鬓发都已斑白，一个“各”字，不动声色地把两者联系起来。自此而下，诗意既是写人之志，又是述己之怀，浑然而不可分了。第三、四句抒发了由暮春和暮年触发的无限感慨。

　　“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第五句近承颔联，远接首句，诗意由古诗“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演化而来，带有更多的无可奈何、不得已饮酒避世的味道，这是欲扬先抑的写法，为后面写钱的抱负作铺垫。第六句和第五句相对，句意也相似，都是写典型的隐居生活，渲染及时寻求闲适之乐。更重要的是后句写水边钓鱼，牵引出诗末有关吕尚的典故，为诗歌最后出现高潮蓄势，这说明作者写诗是很重视呼应转折之法的。

　　尾联“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如果钱少阳也像吕尚一样，在垂钓的水边碰到思贤若渴的明君，也还能成为帝王之师，辅助国政，建立功勋。此处的“如”字和“犹”字很重要，说明收竿而起，从政立功还不是事实，而是一种设想愿望，是虚写，不是实指。唯其虚写，才合钱的征君身份，又表现出颂钱的诗旨。而在这背后，则隐藏着诗人暮年的雄心壮志。全诗款款写来，以暮春暮年蓄势，至此题旨全出，收得雄奇跌宕，令人回味不尽。

　　总的来说，这首五言律诗，任情而写，自然流畅，毫无滞涩之感；同时又含蓄蕴藉，余意深长，在思致绵邈、音情顿挫之中透出豪放雄奇的气势。结句雄奇跌宕，题旨全出，令人回味无穷。按格律论，五律诗应是颔联和尾联对仗。而李白不拘格律，首联对仗，颔联却不对，以使其豪放雄奇的情思与才气不为严密的格律的束缚。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开头二句紧扣诗题，有愁苦万分，悲歌不已的意思。“破”、“断”二字，用得很奇特，但也都入情入理。古人有“长歌当哭”的话，长歌当哭，泪洒胸怀，久而久之，那衣襟自然会破烂。杜甫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的诗句，人到烦恼之至，无计可施的时候，常常会下意识地搔爬头皮，白发越搔越稀。这首诗的“断”可能就是由杜甫诗中的“短”生发出来的。

　　三、四句写进见“秦王”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内心更加郁闷，像是烈火中烧，炽热难熬。“秦王”当指唐宪宗。王琦说：“时天子居秦地，故以秦王为喻。”（《李长吉歌诗汇解》）李贺在世时，宪宗还能有所作为，曾采取削藩措施，重整朝政，史家有“中兴”之誉。李贺对这样的君主是寄托希望的。他在考进士受到排挤打击之后，幻想他能像马周受知于唐太宗那样，直接去见皇帝，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五、六句具体描述诗人苦闷的心情与清贫的生活，与开头二句相照应、相补充。“渴饮壶中酒”，渴是“内热”的表现，饮酒的目的在于平息内热、消愁解闷；“饥拔陇头粟”，为求见“秦王”不惜忍饥挨饿，靠从地里拔粟充饥。

　　七、八句写景。“凄凉四月阑，千里一时绿”，初夏已尽，盛夏来临，草木葱翠，生气勃勃，原是不会有凄凉之感的。然而“绿肥红瘦”，万花摇落，诗人又不禁为之唏嘘感叹。下面的“千里”句，故意用欢乐的色调映衬凄苦的情怀，颇有“春物与愁客，遇时各有违”（孟郊《春愁》）的意味，这样反复渲染，有一唱三叹之妙。诗人述怀从景物落笔，寄情于景，意味深长。

　　后六句采用借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表面上写景物，实际上写人事。“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夜间的峰峦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黝黑而高，竟把那明朗的月亮遮得无影无踪，让诗人感到纳闷。诗人沿着那崎岖的石径四处寻觅，忽而发现它在高峰之外。峰峦阻隔，高不可攀，心中异常痛苦，因而慷慨悲歌，鬓发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苍白，忧伤催人老。“夜峰”、“明月”等句喻意微婉。“明月”借喻唐宪宗，夜峰指代他身边的卿相们，意思是宪宗为一些大臣所包围，闭目塞聪，就像月亮为峰峦所阻隔，虽有明光，却不能下达。这些表明诗人深知当时朝廷的弊病，他想向宪宗陈述国事，以匡时救弊，然而“山”高“月”远，投告无门，只有暗自忧伤而已。

　　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评李贺的诗说：“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这首诗在立意和表现方法的运用上，都与《离骚》很相似。“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寄托遥深。诗人把自己的意志和情绪融化在生动的比喻和深邃的意境中，含蓄隽永，优美动人，颇得《离骚》的神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