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是对菊花的描写。轻肌、弱骨这样的字眼,带有一定的拟人色彩,主要是诗人的主观感情的外射。葩,就是花。这一句从肌、骨,一直写到花本身,是全面的概述。
第二句是对花的姿态的更一步描写。如果说第一句是总写的话,那么这一句就是对花蕊的色彩的具体描写,以显示其美。
三、四句要结合起来看。大意是:菊花是能够延年益寿的药,她在百草摧折的时候,才开始开花。是对菊花的品性的赞叹。菊花的品性主要是晚开。前人有诗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主要就是针对菊花的这一品格展开的。
第一句是对菊花的描写。轻肌、弱骨这样的字眼,带有一定的拟人色彩,主要是诗人的主观感情的外射。葩,就是花。这一句从肌、骨,一直写到花本身,是全面的概述。
第二句是对花的姿态的更一步描写。如果说第一句是总写的话,那么这一句就是对花蕊的色彩的具体描写,以显示其美。
三、四句要结合起来看。大意是:菊花是能够延年益寿的药,她在百草摧折的时候,才开始开花。是对菊花的品性的赞叹。菊花的品性主要是晚开。前人有诗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主要就是针对菊花的这一品格展开的。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诗的前四句以陪衬、夸张手法描摹判命坡高峻难攀之状,形象真切,确乎令人“骇闻”。后四句即兴抒情,于诙谐淡泊中,流露出不胜仕途奔波、羁旅行役的烦恼,和期待早日归隐林下的心愿。全诗用语朴素自然,不见刻意经营之迹,但写景逼肖,写情有味。
中国传统诗歌是讲求含蓄的,讲求情感不过分张扬的。大约是诗人所受刺激太大,开篇就从自己的感受写起,直接写自己的惊恐。先写走到判命坡前看到山的感受。没有一字对判命坡的陡峭进行直接描写,而是用了对比,起笔就写自己过钻天岭时胆战心惊,魂不附体的那种恐怖。钻天岭此名足见其险。判命坡,此名也尽显山之陡峭。写钻天岭之险是为了突出判命坡之险。“更骇闻”,看到判命坡,更是让诗人惊骇不已。还没开始登判命坡,就已经充满恐怖了,可见其山之险。范成大是今天江苏吴县人,生活在江南水乡,为官后也从未到过四川,未曾见过这种险山恶水。自然受到了惊吓。
接着写登山的感受。悬崖绝壁,只可侧着脚通过,一不小心踩着坏石头,石头立刻就滚下万丈深渊,而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一伸手就可以触到天上的云朵。举头一握到孤云,恰当地表现了判命坡的险要。从自己登山有感受,从侧面烘托山势的险峻,蜀道的险恶。接着作者发表议论,进一步言判命坡的险恶。微生是作者的自谦之词,这是诗人自嘲命薄,不贵重,所以无法惜身,只能铤而走险,来走这艰难的蜀道。万石君是指汉代石奋的故事。范成大以此做比,巧妙设喻。前面从不同的侧面描写的判命坡的险峻后。再后诗人荡开一笔,写自己归隐故乡,再来谈起这一番经历,当一笑了之了吧。似松实紧,依然扣着这判命坡险要来说。
最后直接说走这个判命坡是“噩梦”。人在困难面前往往会想到家乡想到自己熟悉的故居。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境。特别是诗人此番入蜀已是五十岁,又是新病后初愈。而且由湖北入蜀时,遇到江水上涨,不得不从陆路徒步攀援,种种艰难,生出归乡之心是非常真实的。看似不经意的自然表露,可是处处扣着《判命坡》的“险”字,使全篇浑然一体,层次丰富。
诗的前半是“追忆旧事”,写离别后彼此深切思念的情景。“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明月之夜,清辉照人,最能逗引离人幽思:月儿这样圆满,人却相反,一个在嘉陵江岸,一个在曲江池畔;虽是一般明月,却不能聚在一起共同观赏,见月伤别,顷刻间往日欢聚步月的情景浮现在诗人眼前,涌上诗人心头。“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以“一宵”言“相忆”时间之长;以“潜”表深思的神态。由于夜不能寐,思绪万千,便从人的悲欢离合又想到月的阴晴圆缺,嘉陵江岸与曲江池畔相距很远,诗人不知道两地是否都是这样的“明月”之夜,这样的诗句将离情别绪说得十分动人。“两地阴晴远不知”在诗的意境创造上别出心裁。第一联里,离人虽在两地还可以共赏一轮团?“明月”,而在第二联里,诗人却担心着连这点联系也难于存在,从而表现出更朴实真挚的情谊。
诗的后半则是写诗人处于“新境”,叙述他对“旧事”的看法。“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正当”表现出白居易和元稹推心置腹的情谊。以“谁料”冠全联,言懊恼之意,进一层表现出体贴入微的感情:若知如此,就该早寄诗抒怀,免得尝望月幽思之苦。“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以“今朝”、“方”表示悔寄诗之迟,暗写思念时间之长,“共语”和“同悔”又表示出双方思念的情思是一样的深沉。
这首诗,虽是白居易写给元稹的,却通篇都道双方的思念之情,别具一格。诗在意境创造上有它独特成功之处,主要是情与景的高度融合,看起来全诗句句抒情,实际上景已寓于情中,每一句诗都会在读者脑海中浮现出动人的景色,而且产生联想。当读者读了前四句,会联想到江楼、圆月的景象和诗人凝视吟赏的情景,这较之实写景色更丰富、更动人。
此诗与《大雅·生民》《大雅·公刘》《大雅·緜》《大雅·皇矣》《大雅·文王》诸篇相联缀,俨然形成一组开国史诗。从始祖后稷诞生、经营农业,公刘迁豳,太王(古公亶父)迁岐,王季继续发展,文王伐密、伐崇,直到武王克商灭纣,可以说是把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写到了,所以研究者多把它们看作一组周国史诗,只是《诗经》的编者没有把它们按世次编辑在一起,而打乱次序分编在各处。朱熹说它和《大雅·文王》那篇一样,“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其实此诗很难看出是周公所作,也很难看出有警戒成王的意思。总观这组六篇诗文,不过是周王朝统治者为歌颂祖先功德,追述开国历史的显赫罢了。
全诗八章。历代各家的分章稍有不同,这里是根据诗意确立的。第一、二、四、七章章六句,第三、五、六、八章章八句。排列起来,颇有参差错落之美。
首章先从赞叹皇天伟大、天命难测说起,以引出殷命将亡、周命将兴,是全诗的总纲。次章即歌颂王季娶了太任,推行德政。三章写文王降生,承受天命,因而“以受不国”。四章又说文王“天作之合”,得配佳偶。五章即写他于渭水之滨迎娶殷商帝乙之妹。六章说文王又娶太姒,生下武王。武王受天命而“燮伐大商”,与首章遥相照应。七章写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敌军虽盛,而武王斗志更坚。最后一章写牧野之战的盛大,武王在姜尚辅佐之下一举灭殷。全诗时序井然,层次清楚,俨然是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的发展史。
诗篇以“天命所佑”为中心思想,以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相继为基本线索,集中突现了周部族这三代祖先的盛德。其中,武王灭商,是此诗最集中、最突出要表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写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不过是说明周家奕世积功累仁,天命所佑,所以武王才克商代殷而立天下。所以,诗人著笔,历述婚媾,皆天作之合,圣德相配。武王克商,也是上应天命、中承祖德、下合四不的。因此,尽管诗意变幻不已,其中心意旨是非常清楚的。全诗虽然笼罩着祀神的宗教气氛和君权神授的神学色彩,其内在的历史真实性一面,还是有认识价值的。
这是一首叙事诗,但它并不平铺直叙地叙事。文王两次迎亲的描述,生动具体;牧野之战的描绘,更显得有声有色。“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一连三个排比句子,真可谓把战争的威严、紧迫的气势给和盘托出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然写出了敌军之盛,但相比之下,武王的三句誓师,更显得坚强和有力。“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虽然仅仅描写了一句,也似乎让人看到了姜太公的雄武英姿。至于它有详有略、前呼后应的表现手法,更使诗篇避免了平铺、呆板和单调,给人以跌宕起伏、气势恢宏而重点突出的感觉。这些,在艺术上都是可取的。诗中的“小心翼翼”、“天作之合”等句也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很强的活力。
这首小诗记叙诗人在傍晚送灵澈返竹林寺时的心情,它即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炼,素朴秀美,是唐代山水诗的名篇。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这两句是说作者眺望苍苍山林中的灵澈归宿处,远远传来寺院报时的钟响,点出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仿佛在催促灵澈归山。诗人出以想象之笔,创造了一个清远幽渺的境界。此二句主要写景,景中也寓之以情。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这两句就是写灵澈辞别归去情景。灵澈戴着斗笠,披带夕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越来越远。“青山”即应首句“苍苍竹林寺”,点出寺在山林。“独归远”显出诗人伫立目送,依依不舍,结出别意。只写行者,未写送者,而诗人久久伫立,目送友人远去的形象仍显得非常生动。
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灵澈的深挚的情谊,也表现出灵澈归山的清寂的风度。送别多半黯然情伤,这首送别诗却有一种闲淡的意境,和作者的寂寞心情。
精美如画,是这首诗的明显特点。但这帧画不仅以画面上的山水、人物动人,而且以画外的诗人自我形象,令人回味不尽。那寺院传来的声声暮钟,触动诗人的思绪;这青山独归的灵澈背影,勾惹诗人的归意。耳闻而目送,心思而神往,正是隐藏在画外的诗人形象。他深情,但不为离别感伤,而由于同怀淡泊;他沉思,也不为僧儒殊途,而由于趋归意同。这就是说,这首送别诗的主旨在于寄托着、也表露出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因而构成一种闲淡的意境。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评画时说过:“凡是富于表情的作品可以同时富于景色,只要它具有尽可能具有的表情,它也就会有足够的景色。”(《绘画论》)此诗如画,其成功的原因亦如绘画,景色的优美正由于抒情的精湛。
刘长卿和灵澈相遇又离别于润州,大约在公元769—770年(唐代宗大历四、五年)间。刘长卿于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贬谪南巴(今广东茂名南)归来,一直失意待官,心情郁闷。灵澈此时诗名未著,云游江南,心情也不大得意,在润州逗留后,将返回浙江。一个宦途失意客,一个方外归山僧,在出世入世的问题上,可以殊途同归,同有不遇的体验,共怀淡泊的胸襟。这首小诗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