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开始四句,诗人概写了当时的战局。“胡风”即北风,这里暗指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因安史都是胡人。当时安史军正盘据鲁阳(今河南鲁山),一个“拥”字,既见到叛军的嚣张,又见到乱军乌合之状,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憎恶之情。“照海雪”,可见吴兵军容严整,威风凛凛的气势。然而,当时的唐军实在不会有这样的士气,这不过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愿望。“西讨何时还”,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气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诗人对此难以隐藏的忧虑,暗示出未来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感情上的转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过渡。
以下八句里,诗人把满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倾注在别离场景的抒写上,这是诗人感情的一个方面。“半渡”二字说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启航,还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征人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哀伤的惨痛情景感天动地,使得天地昏黄,惨淡无光。母子别离最动情,最伤感,况且母已老,读者如同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泪眼龙钟的老人家,拄着拐杖颤颤微微,执手牵衣地送子远征,她深知子一去,难生还,所以她“呼天野草间”,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诉着人间的种种不平,向大地哭诉着自己命运的悲苦。然而,此时,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人家的晚年恐怕无以为生。母子分离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别离也是这样。读者似乎听到野草间震天的哭声,如同见到那双双泪眼在做最后的远远一望。征人们已上船,他们所骑之马围着旌旗悲哀嘶鸣,好像它们也知留恋故土。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写马,实际上是对上面写人场面的有力衬托和补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杨叶落进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经很悲苦的气氛。这一层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人,再写马,后写树,表面上步步退,实际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构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画面,奏出一曲耳不忍闻的凄凉乐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苦难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赤诚之心和深情的爱恋。诗人转换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现出征兵们慷慨壮烈,为国平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个新征的士兵显然不是诗人理想中的抗敌英雄,他生于盛世,是个不习弓矢的下层农民。从这一现象既可知兵员的匮缺,又可见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还表达出了人民毅然从军平叛的热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这些只懂农事耕耘的士兵有着强烈的为国献身精神,他们“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达了诗人的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征人虽武艺不强,但他们勇于为国捐驱的精诚之心定能感化顽石,像汉代飞将军李广那样箭入石中。这样的军队不怕任何艰难牺牲,定能为国平叛,为民立功。当然,这些慷慨之词只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些应征子弟的勉励。
最后四句总括全诗。“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遥应“吴兵照海雪”句,写出了唐军的威武雄壮,同时又笼括第三层六句,唐军船队满载着士兵和他们的豪情壮志,浩浩荡荡直奔落星湾(今鄱阳湖西北),再入长江而去。“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诗人一转慷慨豪壮的格调,全诗在凄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这二句遥应“西征何时还”句,笼括第二层八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中伤心别离的场面。《豫章行》古曲专写别离之苦,此时不可再奏这样的曲子了,不然士兵们定会更加触动思乡之情,在悲苦欲绝中鬓发皆白。
总括全诗,人们突出地感到诗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对战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一洒忧民之泪;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征人顾全大局,支持平叛战争,大抒忧国之情。这种极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全诗凄惨与慷慨,沉痛与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格调,这与杜甫“三吏”、“三别”的忧国忧民的情调极其相似。与这种格调相配合,这首诗形成了抑扬顿挫的结构特点。中间十四句先抑后扬,最后四句先扬后抑,以抑煞尾,这种错落有致的结构与诗人的情绪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风貌和纷杂社会的现实熔铸在他所抒发的主观感情世界中,这是李白诗反映现实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诗的风格是多彩的,绝非仅限于此。在他的诗歌中确有一部分像《豫章行》这样直接反映现实,评论现实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并身陷圄,境况大不如前。此时,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真切、更冷静的认识,于是,他的作品便从对自己身世的忧愤转为对国事与民生的深深忧虑。这一时期,李白写下了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像《豫章行》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写《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辞专写别离之苦,后人利用这一古辞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李白《豫章行》,就内容来说,同样也写别离之苦,就形式来说,也有一些与古辞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却冲破了前人“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见《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狭小天地,赋于诗歌充实的社会内容,写出了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表现力的厚度上都超过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这正是对汉魏以来“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北风吹着胡马占据着汝州的鲁阳关。
吴越新征集的兵马冒着鄱阳湖上的大雪,要西上征讨胡虏。
吴地的官军在上辽津渡水,黄云惨淡。
老母别子,一片悲天跄地的哭喊,人心愁烦。
白马绕着旌旗,悲鸣追逐。
白杨为之萧索,秋月为之惨淡,早早地落入了豫章山中。
生于太平盛世,素不惯于与胡人打仗。
但为了尽忠报主,扫灭敌顽,不惜战斗牺牲。
其精诚可感,金石为开,岂能惧怕艰险?
楼船像长鲸一样在水中飞驰,波涛汹涌,激荡着落星湾。
我这一曲悲歌,就暂停到这里,再奏下去的话,三军将士的头发都要白了。
注释
“胡风”句:一作“燕人攒赤月”。胡风:北风。代马:代地(今山西东北与河北蔚县一带)所产的良马。此指胡马。
鲁阳关:战国时称鲁关,汉称鲁阳,在今河南鲁山县西南。传说鲁阳挥戈,日为之返之二舍,即此也。
吴兵:吴越之地的征调之兵士,泛指江南之兵。
海:指鄱阳湖。
上辽照:在豫章郡建昌县(今江西修水县),县中有潦水(即赣江)流过,入鄱阳湖。
呼天:指向天喊叫以求助。形容极端痛苦。
白马:一作“百鸟”。
“白杨”二句:古辞《豫章行》:“白杨初生时,乃在豫章山。”豫章山,泛指在豫章郡内之山。
休明人:太平盛世时期的人。休明:美好清明。
闲:通“娴”,娴熟也。
凶顽:凶暴愚顽。亦指凶暴愚顽的人。
惮:怕,畏惧。
楼船:有楼的大船。古代多用作战船。亦代指水军。
落星湾:即鄱阳湖西北之彭蠡湾,传说有星坠此,故又名落星湾。
三军:古制天子置六军,诸侯置屯军。又称军置上、中、下三军,或步,车、骑三军。后为军队通称。
诗开始四句,诗人概写了当时的战局。“胡风”即北风,这里暗指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因安史都是胡人。当时安史军正盘据鲁阳(今河南鲁山),一个“拥”字,既见到叛军的嚣张,又见到乱军乌合之状,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憎恶之情。“照海雪”,可见吴兵军容严整,威风凛凛的气势。然而,当时的唐军实在不会有这样的士气,这不过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愿望。“西讨何时还”,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气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诗人对此难以隐藏的忧虑,暗示出未来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感情上的转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过渡。
以下八句里,诗人把满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倾注在别离场景的抒写上,这是诗人感情的一个方面。“半渡”二字说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启航,还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征人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哀伤的惨痛情景感天动地,使得天地昏黄,惨淡无光。母子别离最动情,最伤感,况且母已老,读者如同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泪眼龙钟的老人家,拄着拐杖颤颤微微,执手牵衣地送子远征,她深知子一去,难生还,所以她“呼天野草间”,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诉着人间的种种不平,向大地哭诉着自己命运的悲苦。然而,此时,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人家的晚年恐怕无以为生。母子分离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别离也是这样。读者似乎听到野草间震天的哭声,如同见到那双双泪眼在做最后的远远一望。征人们已上船,他们所骑之马围着旌旗悲哀嘶鸣,好像它们也知留恋故土。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写马,实际上是对上面写人场面的有力衬托和补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杨叶落进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经很悲苦的气氛。这一层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人,再写马,后写树,表面上步步退,实际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构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画面,奏出一曲耳不忍闻的凄凉乐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苦难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赤诚之心和深情的爱恋。诗人转换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现出征兵们慷慨壮烈,为国平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个新征的士兵显然不是诗人理想中的抗敌英雄,他生于盛世,是个不习弓矢的下层农民。从这一现象既可知兵员的匮缺,又可见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还表达出了人民毅然从军平叛的热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这些只懂农事耕耘的士兵有着强烈的为国献身精神,他们“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达了诗人的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征人虽武艺不强,但他们勇于为国捐驱的精诚之心定能感化顽石,像汉代飞将军李广那样箭入石中。这样的军队不怕任何艰难牺牲,定能为国平叛,为民立功。当然,这些慷慨之词只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些应征子弟的勉励。
最后四句总括全诗。“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遥应“吴兵照海雪”句,写出了唐军的威武雄壮,同时又笼括第三层六句,唐军船队满载着士兵和他们的豪情壮志,浩浩荡荡直奔落星湾(今鄱阳湖西北),再入长江而去。“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诗人一转慷慨豪壮的格调,全诗在凄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这二句遥应“西征何时还”句,笼括第二层八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中伤心别离的场面。《豫章行》古曲专写别离之苦,此时不可再奏这样的曲子了,不然士兵们定会更加触动思乡之情,在悲苦欲绝中鬓发皆白。
总括全诗,人们突出地感到诗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对战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一洒忧民之泪;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征人顾全大局,支持平叛战争,大抒忧国之情。这种极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全诗凄惨与慷慨,沉痛与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格调,这与杜甫“三吏”、“三别”的忧国忧民的情调极其相似。与这种格调相配合,这首诗形成了抑扬顿挫的结构特点。中间十四句先抑后扬,最后四句先扬后抑,以抑煞尾,这种错落有致的结构与诗人的情绪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风貌和纷杂社会的现实熔铸在他所抒发的主观感情世界中,这是李白诗反映现实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诗的风格是多彩的,绝非仅限于此。在他的诗歌中确有一部分像《豫章行》这样直接反映现实,评论现实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并身陷圄,境况大不如前。此时,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真切、更冷静的认识,于是,他的作品便从对自己身世的忧愤转为对国事与民生的深深忧虑。这一时期,李白写下了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像《豫章行》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写《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辞专写别离之苦,后人利用这一古辞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李白《豫章行》,就内容来说,同样也写别离之苦,就形式来说,也有一些与古辞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却冲破了前人“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见《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狭小天地,赋于诗歌充实的社会内容,写出了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表现力的厚度上都超过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这正是对汉魏以来“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为了彻底平息叛乱,当时的东南人民仍然要不得已地送其子弟应征入伍,开赴前线。李白在这一年回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亲眼目睹了新征士兵出征前妻儿老小呼天抢地的悲怆场面,他百感交集,写下了这一名篇《豫章行》。
顾敻九首《荷叶杯》,很像是写的一个女子的相思全过程。《栩庄漫记》评曰:“顾敻以艳词擅长,有浓有淡,均极形容之妙。其淋漓真率处,前无古人。如《荷叶杯》九首,已为后代曲中一半儿张本。”
这首词写女子的春情。首二句写柳绿花红,正是艳阳好天,女子在赏春。“陌上”二句写她看见了路上有个少年,很逗人爱,她仿佛嗅到了少年身上的香味。后用叠句,表现她的感情在激荡,春情欲狂。
这是一首描写婚礼的诗。《毛诗序》以此诗为国君之婚礼。朱熹《诗集传》以此诗为诸侯之婚礼。从诗中描写的送迎车辆之盛可以知道,应为贵族的婚礼,而不是一般民间的婚礼。
关于此诗诗旨历来争议较大,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鹊喻新郎,鸠喻新娘。这个观点又分两种意见:(一)这首诗是诗人代新郎言说,表达了诗人对男子的同情。喜鹊搭好了窝,鸠来居住。新郎准备好了房子,新娘来居住。以鸠居鹊巢比喻女居男室。此说以姚际恒为代表。姚际恒《诗经通论》言:“按此诗之意,其言鹊鸠者,以鸟之异类况人之异类也。其言巢与居者,以鸠之居鹊巢,况女之居男室也。”姚氏之说,尊者甚众。但是清代另一位善说《诗》者方玉润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方玉润《诗经原始》辨驳说:“自《序》《传》来,说《诗》者无不以鹊巢鸠居况女居男室矣,夫男女同类也,鹊鸠异物也,而何以为配乎?”意思是说:用鸠居鹊巢比喻女居男室,就像是说鸠婚配给了鹊犹如女嫁给了男。但是男女同类可以婚配,鸠鹊异类又怎么能相配昵?方玉润又说:“姚氏际恒最攻《序》《传》,乃其自解诗意,又以为‘言鹊鸠者,以鸟之异类况人之异类也,其言巢居者,况女之居男室也'则与旧说何异?且谓'以鸟之异类况人之异类’,男女纵不同体,而谓之异类可乎哉?此不通之论也。”(二)这首诗是新娘家人在唱赞歌,是一首新婚礼赞诗。如果以鹊喻新郎,以鸠(布谷)喻新娘,则此诗为新婿礼赞诗。朱熹将《鹊巢》的诗旨强解为以鸠比喻文王之化,行后妃之德盛而赞颂之。此一说出现最早,流传最久,影响也最大,而批评者亦最多。这种赞颂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的说法,虽然历来因为牵强附会而被指责为完全是一种背离诗义的经学化理学化的臆断,但是他将这首诗解释为是一首新娘家人赞美婚礼的诗,是值得肯定的。
二、鹊喻弃妇,鸠喻新妇,这是一首弃妇诗。如果以鹊喻弃妇,以鸠(布谷)喻新妇,则此诗的作者是代弃妇立言或作者本人就是弃妇,那么这是一首深切沉痛的弃妇诗。弃妇的丈夫遗弃了同他一起艰苦经营,创立家室的结发妻子,却用百辆盛车的热闹场面迎娶新妇,致使新妇占了旧妇之位,恰如”鸠占鹊巢“一般。弃妇心生嫉恨,因作此诗,以责备丈夫另娶新妇,新妇占据其家:我辛辛苦苦终于经营了一个家,现 在丈夫却将我抛弃,用盛大的车队去接新人了,而有个新妇要霸占我的家了。表达了一个为家操劳,却遭丈夫遗弃的妇女内心无比哀怨的心情。《诗经》中这类妇女很多,如《国风·邶风·谷风》。《召南·鹊巢》中这位妇女的遭遇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这首诗就是古代毫无话语权的妇女对喜新厌旧的丈夫的指责和对自己悲惨命运的无奈叙述。这实际上也是对男权社会里痴心女子负心汉婚姻现象的一种沉痛控诉,获得了强烈的社会意义。高亨在其《诗经今注》对此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诗以鸠侵占鹊巢比喻新夫人夺去原配夫人的宫室。“同时高亨说:”(这是)召南的一个国君废了原配夫人,另娶一个新夫人,作者写这首诗叙其事,有讽刺的意味。“将这首诗的当事人具体地指为:召南的一个国君和他的两个夫人。
三、鹊与鸠并无明确所指,只是自然界的两种鸟,且此诗的叙述者是与婚礼无关的他者。这首诗也可能只是一个与婚礼毫无关系的路人所作,诗人无意中看到一场婚礼,于是有所联想有所感触,便作了此诗。
全诗三章,都以鸠居鹊巢起兴。喜鹊筑好巢,鳲鸠住了进去,这是二鸟的天性。《齐诗》曰:“鹊以夏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鸠因成事,天性然也。”诗中还点明成婚的季节,郑笺云:“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这也是当时婚嫁的季节。各章二句写鳲住鹊巢分别用了“居”“方”“盈”三字,有一种数量上的递进的关系。“方”,是比并而住;“盈”,是住满为止。因此诗三章不是简单的重章叠唱。
一章“百两御之”,是写成婚过程的第一环,新郎来迎亲。迎亲车辆之多,是说明新郎的富有,也衬托出新娘的高贵。二、三章继续写成婚过程第二、三环:迎回与礼成。“百两将之”是写男方已接亲在返回路上,“百两成之”是迎回家而成婚了。“御”“将”“成”三字就概述了成婚的整个过程。“之子于归”,点明其女子出嫁的主题。因此,三章是选取了三个典型的场面加以概括,真实地传达出新婚喜庆的热闹。仅使用车辆之多就可以渲染出婚事的隆重。
这首诗以平浅的语言写成婚的过程,没有如《周南·桃夭》里以桃花来衬托新娘的艳丽,更没有直接去描写新娘的容貌。如果说“之子于归”一句还点出新娘这一主角,让人在迎亲的车队之中找出新娘来,那么,另一位主角新郎则完全隐在诗中场景的幕后,他是否来迎亲,就留给读者去想像了。细味诗中所写,往返的迎亲车队给画面以较强的时空感,短短三章,却回味悠长。
发生于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人们登临赤壁,无一例外地会缅想起这段往事。这场大战是由东吴周瑜指挥而击败曹操的,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也还是在赞美周郎。到了元代,民间的三国故事流行,诸葛亮在大战中的神机妙算和丰功伟绩于是深入人心。
这支散曲便以诸葛亮为代表对象。作品的上片,从诸葛亮梁阳躬耕的出处说起,只在第三句凭着“笑谈间”三字,隐隐点出了赤壁大战的影子。“笑谈间汉鼎三分”,简短的一句便概括了诸葛亮建功立业的从容和游刃有余的才干。然而,第四句又滑回“梁阳烟雨”,可见诗人怀古的思绪,并不停留在赤壁战场,而是进入了人生思索的更深层次。在诗人看来,诸葛亮为“汉鼎三分”的努力是付出惨重代价的,使他再不能重回隐居的生活中去,他的出山得不偿失,是上了刘备的当了。“赚出”二字,用语偏激,言下有无穷的惋惜之意。这种从怀古的本景宕开一层的写法,显示了诗人心绪的联翩与感慨的深沉。
〔幺〕篇用一个“叹”字领起,揭开了诗人的感情世界。原来,他是在吊古,更是在伤今。以伤今的眼光吊古,怎能不为古人叹惋。扑面来阵阵的西风,眼前是滔滔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时豪杰安在。只不过在渔夫樵子的闲谈中传说着罢了。结局如此,那么诸葛亮何必要出山施展才干,建立功勋。还不如留在茅庐“抱膝”、“耕雨”好呢。这四句又只有“大江东去”四字同“赤壁怀古”隐隐关联,其余皆是脱羁的思绪。但前片着眼于历史,〔幺〕篇着眼于现况;前片的首句是诸葛亮的出处,〔幺〕篇的末句则是他的“了处”。前后既对比,又呼应,合在一起,便是借怀古以抒发对现实的感慨。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缅怀周瑜,这一支曲子缅怀诸葛亮,两者的宣泄方式不同,从“怀古”拉回到现实人生的径路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