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周颂·潜》是专用鱼类为供品的祭祀诗。从诗中所写的鱼的数量之多（“潜有多鱼”）、品种之繁（“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及人们对鱼类品种的熟知，可以看出当时渔业的卓有成效。潜置于水底，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柴草堆作用却不可小觑，正是它们吸引了鱼类大军的聚集。这种原始而有效的养鱼方法也许就出自公刘时代，《史记·周本纪》中写及公刘“行地宜”，以潜养鱼可能正是因地制宜的创造性生产措施。祭祀诗离不开歌功颂德，《周颂·潜》明写了对漆、沮二水风景资源的歌颂，对公刘功德的歌颂则潜藏于字里行间，如同“潜”的设置，荡漾着透出波纹的韵味。

　　“以（鱼）享以（鱼）祀，以介景福”是饮水思源、祈求福佑的祭祀行动。如果将鱼换成其他的祭品，祭祀的意蕴就会大受损害，而诗作一气呵成的效果也便丧失无遗。在这首诗中，鱼实在是必然贯穿到底的。最后一句虽然没有写出鱼，但鱼依然存在，因为“鱼”与“余”谐音。《周颂·潜》诗所写的祭祀季冬一次，隔年之春又一次，均用鱼，这便有理由推断：时至今日仍然广泛流传的“年年有鱼（余）”年画，民间除夕席上对鱼不动筷而让它完整地留进新年的习俗，和《周颂·潜》所描写的祭祀是一脉相承的。《周颂·潜》应当被视为民俗史上一条重要资料，它的末句所祈之福就是“余”。

　　《周颂·潜》篇幅简短，却罗列了六种鱼名；漆、沮二水具体写出，却让祭祀对象公刘隐名；写王室的祭祀活动，却也与民间风俗息息相关。这些，都显示了作者调动艺术手法的匠心，使本来在《诗经》里相对枯燥的颂诗中的一首能够进入形象生动、意蕴丰富、趣味盎然的作品行列。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用天空的大雁比喻太子刘盈，确立刘盈为太子，是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时的事。刘邦后来发现,刘盈过于“仁弱”，担心他难以继承皇位。他很喜欢赵王刘如意，觉得刘如意很象他。但是，刘盈是“嫡出”，吕雉所生。刘如意是“庶出”，妃子戚夫人所生。废嫡立庶，是件大事；况且，吕雉又是他的元配，曾经患难与共，他一时委决不下，多次征求亲近大臣的意见。但是，大臣中多数是刘邦的故交，和吕雉也有情面；而戚夫人，除了皇帝的恩宠以外，绝没有吕雉那样的“群众基础”。所以，包括留侯张良在内的一班老臣，都劝刘邦不要免去刘盈的太子地位。刘邦看到大臣们拥戴刘盈．认为他象鸿鹊，甚至“一举千里”，那是受了蒙骗。

　　“羽翼已就，横绝四海。”说的还是刘盈，刘邦仍被假象蒙蔽着。吕稚知道刘邦的心思，暗暗心焦，她更知道“母以子贵”的道理，谁的儿子做皇帝，生母就是皇太后，无上尊贵，于是她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频繁的幕后活动，求助于大臣，甚至不惜屈尊下跪，求张良帮助。最后，她就按张良的主意，让刘盈去巴结当时的四大名士“商山四皓”。这四个老头儿正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这四位是顶尖的世外高人，人称“四皓”，即四颗明星。张良就让四个老头儿当太子的老师。“四皓”曾拒绝过刘邦的遨请，不肯出山做官，如今却同刘盈同车四游，使刘邦误以为刘盈有才能，孚众望。

　　“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刘邦面对戚夫人的哭泣，表达出自己爱莫能助、无可奈何的心情。刘邦病重以后，自知大限不远，曾又一次和大臣们提到接班人问题。大臣们除了陈说利害以外，都对刘盈极口称赞，使刘邦最终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当他把这一情况告知戚夫人时．戚夫人十分悲伤，泣不成声。刘邦宽慰她说：“为我兹舞，吾为若楚歌。”《鸿鹄歌》，就是这样一首忧心忡忡、情意绵绵的歌。

　　刘邦不无忧虑地死去，活着的戚夫人和她的儿子刘如意却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双双被狠毒的吕雉害死。得宠的戚夫人一门全让吕雉给收拾了，如意被毒死，戚夫人被砍了手脚，挖眼熏耳，扔到茅房里.看到戚夫人被吕雉变成“人彘”的惨相，连吕雉的亲生儿子刘盈都愤怒地大骂：“此非人所为！”

　　《鸿鹄歌》情真意切，巧用比喻，仍是楚辞遗风，联系史实去读．不乏感人的艺术力量。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这首词上片写登临极目的所见所感，有景生情，融情于景。下片也写登楼所见，从“望”字生出切盼之心，景为情设，情由景生。这首词上下紧接，一气呵成，写景处豁人耳目，情真语真，浑朴苍凉。这首词不事藻饰，以化虚为实的手法，真切地袒露出他被逐出宫、行止华州时的悲苦之情。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末动荡不安的政局。

　　全词的思想内容虽无足论，可是艺术上却有可取之处，即写景处豁人耳目，言情处动人心态。

　　“登楼遥望秦宫殿”，起调写景入手，直笔陡起，因景入情，渲染气氛。古人登楼，自王粲写作《登楼赋》之后，往往与无穷的忧愁联系在一起。此时贵为天子的李晔，仓皇避难华州，其内心忧愤危惧，亟盼返回京师。但京师尚在叛臣控制之中，欲归不得。因此“登楼遥望”所见何如，作者不好明写，也不忍明说。而承之以“茫茫只见双飞燕”，言外之意是说，长安宫殿可望而不可及，则能看到似乎是“旧时堂前”构巢停息的“双飞燕”，也是慰情聊胜于无了。

　　以下两句“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融情于景。渭水连接着长安与华州两地，相距并不很远，但“千山万丘”蔽掩阻挡，因而长安宫殿无由得见。言“千山万丘”是比况政治上的障碍。

　　“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过片承上接下，从“望”字生出切盼之心，景为情设，情由景生。从字面看，仍然是写登楼所见，其实新意别具。作者由遥望宫殿，转向探寻出路，力图从无可奈何的忧愤中挣脱出来。然而惟见“烟笼碧树”“行人去”，徒增空寂无依之感，“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结拍两句，则是作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凄楚悲怆。

　　全词上下紧接，一气呵成。怆怀国事，寄意深沉。看来这位在政治上一筹莫展的晦气天子，其词作的艺术价值却不减唐宋词名家之作，为后人所称道。

　　关于《明河篇》这首诗有个典故。《唐诗纪事》载：“之问求为北门学士，天后不许，故此篇有乘槎访卜之语。后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过耳。’之问终身耻之。”这条记载虽颇类小说家言，似未必可靠，但这首诗中的确蕴含着某种怨愤情绪。诗人以神奇瑰丽的笔调，咏赞了秋夜银河的美好，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抒写了天上、人间的离愁别恨。全诗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流溢出凄迷、伤感的情调，隐隐透露出志不得扬的怅惘。

　　开头四句，以写景河笔。这里的“南楼”“西山”借用了两个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另《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像魏晋名士那样，纵情山水的心愿，寄寓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短短的四句诗中，先是以风凉、气清和万里无云，来衬托河汉的“明”；接着，把银河比作一条清浅的河流，还赋予它以“纵复横”的动势，使之更显清莹可爱，而典故的运用，使诗意更为深厚，所抒之情更加含蓄、婉转。

　　接着八句，诗人描绘在洛阳城中观看明河的情景。在这八句中，诗人以“画堂琼户”“云母帐”“水晶帘”等华美的辞藻，使各种富丽堂皇的景象接连呈现，既表现了帝都特有的风物，也与明澈的银河相映照，在一片柔光中，给帝都蒙上了一层朦胧、幽深而又神秘的色彩，使天上、人间连为一体。作者是富有创造力的宫廷诗人。他在诗中出色地运用了河的比喻：云母帐前反射的月光变成“泛滥”的“河水”。

　　接着诗人在以下的八句中，想象在银河的映照下，“南陌”思妇对于征人的思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慨。诗人从万户捣衣声中，想到了一去不归的征人，并进而想到了正在“鸳鸯机”上刺绣的女子。正在思妇思念征人时，一只孤雁正从牛郎、织女相会过的“乌鹊桥”边飞过，发出哀怨悲鸣，更使思妇的离愁难以平息，她痴痴地坐望天河，默念征人，直到银河渐渐地隐没。这明河似乎懂得舒卷屈伸、出处进退之道。《关尹子·三极》：“云之卷舒，禽之飞翔，皆在虚空中，所以变化无穷，圣人之道则然。”明河在黎明渐晓之时，任由浮云的遮蔽，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光辉让给那晓月的流光，悄然隐去；而思妇的眷怀之情，却无法停歇。这一段，是上文的转折和深入，它由单纯对明河的赞美，转入对人事的感叹，进一步把人间、天上融为一体。那捣衣之声与雁飞萤度相交织，冷清、凄切之感，无穷的相思之情，将伴着耿耿长河，无终无了。特别是诗人在“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两句中，赋予明河以人的崇高感情，使得它本来就美好的风彩更为美好。这里采用十分婉曲的手法，进一步赞美了明河，也为最后四句埋下了伏笔。

　　最后四句，诗人以神话故事，作了精彩而又富有深意的收结。如此美好的明河“可望不可亲”，因此，诗人要到天上去。晋张华《博物志》卷十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有人乘槎而去。遇一丈夫牵牛而饮。遂问此是何处。牵牛人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按严是汉代术士）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又据《太平御览》卷八引刘义庆《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支机石也。’”诗人把这两个故事糅合到一起，自然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执着地追求美好明河的强烈意愿。同时，诗情几经曲折，终于从地下跃升到了渺远的空中，天上、人间，到此合而为一，使诗歌充满了神奇、幽远的艺术魅力。自己终究希望离开那城阙阻障、复道蔽空的帝都洛阳，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字里行间深深地隐含着诗人难以言喻的怨愤。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下，蕴含着诗人因仕途失意而产生的苦闷与忧愁，以及对于当时政治的不满情绪。

　　这首诗虽然充满了典故和传统寓意，却仍然生动地描写出京城上空的银河景象。全诗疏密有致，摇曳生姿，既有跨越天上人间的宏大境界，又有对思妇之情的细致剖析。在结构上变化波澜，恰到好处地使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如“复出东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归”，“乌鹊桥边一雁飞。雁飞萤度愁难歇”，使得转接自然，气势流走。另外，全诗以散行为主，但却穿插了一些对句，如昏见晓河、云母水晶句，在自然中表现出精工，显得从容整练，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技巧。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