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上天造就岐山高，大王开始来开荒。百姓在此盖新房，文王让民享安康。民众奔往岐山旁，岐山大道坦荡荡。子孙永保这地方。
注释
作：生，造就。
高山：指岐山，在今陕西岐山东北。
大王：即太王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
荒：开荒垦田。
作：治理。一说始。
康：安康。
徂：往，指百姓来归附。
夷：平坦易通。
行：道路。
保：守住。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
《周颂·天作》是周颂中少有的提及具体地点的作品（另一篇是《周颂·潜》），它写出了岐山。《毛诗序》说它是“祀先王先公”，朱熹《诗集传》则指为“祭大王之诗”，都认为祭祀的对象是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季明德语，认为是“岐山之祭”，即《周颂·天作》的祭祀对象是岐山。
此诗大约作于李白赐金还山后,与杜甫高适分手以后,来四明山镜湖看望老朋友贺知章,但此时贺老已经去世.
此时李白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炼金丹了.当然,李白到天台山的次数很多,在26岁的时候就来过这里.但是从用词与修仙的愿望看,比较符合40多岁以后的事.
从诗的情绪看是很高涨的,李白一上来就是四句对仗: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接下来对证也不少: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等。可见天台山给李白的感觉是相当的好(如此看来,也有可能是初次到天台山的时候写的,次数去去多了,感觉应该会迟钝一些的).
《郑伯克段于鄢》是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一个片段，却俨然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文章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仿佛真的进入了时间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历史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从而，不仅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感悟到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郑伯克段于鄢》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记叙得法。此文并不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紧紧抓住相关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及其言行展开记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决定着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同时又使我们在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
通过《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也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即如我们所说的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好的叙事体作品，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此事是春秋开篇的第一则故事，除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还讲说了兄弟的悌，以及后面颍考叔劝君，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薛昭蕴不是画家，但他的这首《浣溪沙》却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苍凉寂寞的秋雨渡头待人图。
词的上片写沙滩上秋雨中的渡头，水边长着紫红色的蓼花鸥迹成行，描绘出渡头的苍凉、寂寞。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孤零零地站着一个盛装的佳人。这三句给读者在听觉上的是风雨声，在视觉上的是热色的红蓼花，成行的沙鸥足迹和盛装的佳人，在嗅觉上的是佳人和野花的芳香。但这些并没有使画面热闹起来。秋风、秋雨、红蓼、鸥迹、孤独佳人，使人突出地感觉到的是渡头环境的苍凉和寂寞。第三句“整鬟飘袖野风香”还给读者留下了这佳人站在渡头要干什么的悬念。“整鬟”，在这里不仅有盛装的意思，还包含着“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
过片“不自含嚬深浦里”承上启下。“不自含嚬”的人就是上片“整鬟飘袖”的佳人，这是承上。为什么“不自含嚬”，这是启下，也是词人安排的又一个悬念。紧接着“几回愁煞棹船郎”写佳人心事重重地皱着眉，默默地立在渡头，又不要摆渡、放舟，所以“愁煞”船夫。这里并没有有些注家所讲的要“放船自适”、“临流往返”的意思。“煞”是表示极甚之辞，不过“愁煞”在这里是“为难了”、“难坏了”的意思，愁的分量是很轻很轻的。词的最后一句，拓开一层讲：“燕归帆尽水茫茫。”说在佳人默望中，燕子归去了，江上的征帆过尽了，剩下的只有茫茫江水。至此，方点明了怀人的主题，暗示了佳人的痴情和痛苦，也解开了上文一个又一个的悬念，结束了全词。最后一句，从表面上看来，燕归、帆尽、水茫茫，都是写景，而深含着的至真至切的怀人之情，却紧扣读者的心扉，一切都在“不自”中。这样以一个饶有余味的画面结尾，既合水乡秋景，又关人物心情，景情俱佳。
这是一首写离情别绪的词。上片以江边送别所见的景物烘托别离时的愁绪。下片进一步分写别前、别时，别后的心理活动。这首词没有采用夸张的手法，基本上用白描，只四十八个字，便将别离的愁绪倾诉得相当充分，很有感染力。透过悲切凄清的愁绪，可以感受到送别人与远行者之间深挚的感情。
上片以江边送别所见的景物烘托别离时的愁绪。饯行的酒席大约是设在江畔，只见江上芦苇都已开满了白花，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那无可奈何地随风晃动的姿态，萧萧瑟瑟的凄切声响，好像是有意做弄出许多忧愁的样子，给已经愁肠百结的离人平添了许多愁思。抬眼望去，那西沉的太阳，恹恹地在落下去，只剩半根竹竿那么高了；那从天际飞来的两行新雁，愈飞愈远，飞往南方的老家去了；眼前停靠着的这一条船，就要载着词人的朋友（也许是心上人）别去了。
下片进一步分写别前、别时，别后的心理活动。词人说：我们之间的别离一直是我担心的事情，我常常怕你离我先去。眼下，别离，无情地来临了，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刻，只有拼一醉才能暂时解除心中的烦忧。今天晚上，我的眼前还是一个活泼泼的你；到了明天，你的模样就只能活在我的心里；到了后天啊，想你、念你而又看不见你、喊不应你，我只能紧蹙双眉，忍受无休止的离愁的煎熬了，这怎能不教人心酸肠断呢！
这首词没有采用夸张的手法，基本上用白描，只四十八个字，便将别离的愁绪倾诉得相当充分，很有感染力。透过悲切凄清的愁绪，可以感受到送别人与远行者之间深挚的感情。
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