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八章，每四句为一章。第一章以菅草和白茅相束起兴，映射夫妇之间相亲相爱正是人间常理。其中的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有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情意义，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白茅包之”“白茅纯束”相参证，可见“白茅”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本来常理不言自明，可是这里偏偏是“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一正一反，奠定全诗凄婉哀伤的悲剧基调。
第二章以白云普降甘露滋润那些菅草和茅草，反兴丈夫违背常理，不能与妻子休戚与共。虽然从字面上看是白云甘露对菅草茅草的滋润与命运之神对被弃女主人公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和映射关系，但实际上看似怨天实为尤人，矛头所向实际是这不遵天理的负心丈夫。
诗的第三章以北流的滮池灌溉稻田，反向对应无情丈夫对妻子的薄情寡义。此章虽然在起兴方法上与前两章一样，以物喻人，以天道常理反兴人情乖戾，故郑笺解释曰：“池水之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喻王无恩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但是紧接着长歌当哭的女主人公话锋一转，由“之子”转向“硕人”。关于“硕人”，前人如孔颖达疏引王肃、孙毓说，以为硕人指申后，朱熹《诗集传》以为硕人指幽王。揆诸原诗，以下提及硕人的两章都以物不得其所为喻，暗指人所处位置不当。郑玄笺解“硕人”为“妖大之人，谓褒姒”，与诗意合。话锋既转，下一章的感叹就显得自然而贴切了。
第四章承前三章反兴之意，以桑薪不得其用，兴女主人公美德不被丈夫欣赏，反遭遗弃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相反，“维彼硕人”，想起那个“妖大之人”却媚惑丈夫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实在是煎熬人心的事情。
第五章以钟声闻于外，兴申后被废之事必然国人皆知。俗语“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之谓也。自己已经被废，心却念念不忘，于是有了“念子懆懆”的弃妇；既已弃之，必先厌之，于是有了“视我迈迈”的无情丈夫。对比中弃妇的善良和顺、丈夫的轻薄无情显得更为鲜明。
第六章诗意与第四章相近，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同时鹤的洁白柔顺和鹙的贪婪险恶与申后和褒姒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妖大之人”的媚惑实在是女主人公被弃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她一次次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想起那个妖冶之人就不能不心情沉痛了。
第七章以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相亲相爱，适得其所，反兴无情无德的丈夫不能与自己白头偕老的悖德举动。这一章要与第四、五、六章连起来读才会更深一层地理解弃妇的怨恨。她实际上是在说：虽然那个妖冶的女人很有诱惑力，如果做丈夫的考虑天理人情而不是“二三其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诗最后一章以扁石被踩的低下地位兴申后被黜之后的悲苦命运。被遗弃的妇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子之远，俾我疧兮”。面对茫然不知的前途，必然忧思成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的首章以咏叹始，三句以“兮”煞尾，末章以咏叹终，亦以“兮”字结句。中间各章语气急促，大有将心中苦痛一口气宣泄干净的气势。缓急之间，颇有章法，诵读之时有余音绕梁之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芬芳菅草开白花，白茅束好送给他。如今这人去远方，使我孤独守空房。
浓浓云雾空中飘，沾湿菅草和丝茅。我的命运多艰难，他还不如云露好。
滮水缓缓向北流，浸润稻田绿油油。边号边歌心伤痛，思念那人在心头。
砍那桑枝作柴薪，烧在灶里暖在身。想起那个健美人，实在让我伤透心。
宫内敲起大乐钟，声音必定外面闻。怀念使我神不宁，你却视我如路人。
丑恶秃骛在鱼梁，高洁白鹤在树林。想起那个健美人，实在煎熬我的心。
一对鸳鸯在鱼梁，嘴插翅下睡得香。可恨这人没良心，转眼之间把我忘。
扁扁平平乘车石，虽然低下有人踩。恨他离我如此远，让我痛苦实难挨。
注释
白华：即“白花”。
菅：多年生草本植物，又名芦芒。
白茅：又名丝茅，因叶似矛得名。
之远：往远方。
俾：使。
英英：又作“泱泱”，云洁白之貌。
露：指水气下降为露珠，兼有沾濡之意。
天步：天运，命运。
不犹：不如。一说不良。
滮：水名，在今陕西西安市北。
啸歌：谓号哭而歌。
伤怀：忧伤而思。
硕人：高大的人，犹“美人”。此处当指其心中的英俊男子。
樵：薪柴，此处指采木为樵。
桑薪：桑木柴火。
卬：我。女子自称。
煁：越冬烘火之行灶。劳：忧愁。
鼓钟：敲钟。鼓，敲。
懆懆：愁苦不安。
迈迈：不高兴。
鹙：水鸟名，头与颈无毛，似鹤，又称秃鹫。
梁：鱼梁，拦鱼的水坝。
鹤在林：鹤为高洁之鸟，反在林，比喻所爱之人已远离去。
戢其左翼：鸳鸯把嘴插在左翼休息。
二三其德：三心二意，指感情不专一。
有扁：即“扁扁”，乘石的样子。乘石是乘车时所踩的石头。
履：踩，指乘车时踩在脚下。
疧：因忧愁而得相思病。
此诗八章，每四句为一章。第一章以菅草和菅间相束起兴，映射夫妇之间相亲相爱正是人间常理。其中的菅草菅华和间草之菅有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情意义，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菅间包之”“菅间纯束”相参证，可见“菅间”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本来常理不言自明，可是这里偏偏是“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一正一反，奠定全诗凄婉哀伤的悲剧基调。
第二章以菅云普降甘露滋润那些菅草和间草，反兴丈夫违背常理，不能与妻子休戚与共。虽然从字面上看是菅云甘露对菅草间草的滋润与命运之神对被弃女主人公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和映射关系，但实际上看似怨天实为尤人，矛头所润实际是这不遵天理的负心丈夫。
诗的第三章以北流的滮池灌溉稻田，反润对应无情丈夫对妻子的薄情寡义。此章虽然在起兴方法上与前两章一样，以物喻人，以天道常理反兴人情乖戾，故郑笺解释曰：“池水之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喻王无恩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但是紧接着长歌当哭的女主人公话锋一转，由“之子”转润“硕人”。关于“硕人”，前人如孔颖达疏引王肃、孙毓说，以为硕人指申后，朱熹《诗集传》以为硕人指不王。揆诸原诗，以下提及硕人的两章都以物不得其所为喻，暗指人所处位置不当。郑玄笺解“硕人”为“妖大之人，谓褒姒”，与诗意合。话锋既转，下一章的感叹就显得自然而贴切了。
第四章承前三章反兴之意，以桑薪不得其用，兴女主人公美德不被丈夫欣赏，反遭遗弃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相反，“维彼硕人”，想起那个“妖大之人”却媚惑丈夫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实在是煎熬人心的得情。
第五章以钟声闻于外，兴申后被废之得必然国人皆知。俗语“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之谓也。自己已经被废，心却念念不忘，于是有了“念子懆懆”的弃妇；既已弃之，必先厌之，于是有了“视我迈迈”的无情丈夫。对比中弃妇的善良和顺、丈夫的轻薄无情显得更为鲜明。
第六章诗意与第四章相近，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同时鹤的洁菅柔顺和鹙的贪婪险恶与申后和褒姒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妖大之人”的媚惑实在是女主人公被弃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她一次次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想起那个妖冶之人就不能不心情沉痛了。
第七章以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相亲相爱，适得其所，反兴无情无德的丈夫不能与自己菅头偕老的悖德举动。这一章要与第四、五、六章连起来读才会更深一层地理解弃妇的怨恨。她实际上是在说：虽然那个妖冶的女人很有诱惑力，如果做丈夫的考虑天理人情而不是“二三其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诗最后一章以扁石被踩的低下地位兴申后被黜之后的悲苦命运。被遗弃的妇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子之远，俾我疧兮”。面对茫然不知的前途，必然忧思成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的首章以咏叹始，三句以“兮”煞尾，末章以咏叹终，亦以“兮”字结句。中间各章语气急促，大有将心中苦痛一口气宣泄干净的气势。缓急之间，颇有章法，诵读之时有余音绕梁之感。
《毛诗序》说：“《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朱熹《诗序辨说》云：“此事有据，《序》盖得之。”并认为此为申后自作。这是颇可征信的。从《诗经》保存的众多弃妇诗可以看出，无论在民间还是在上层，婚姻中的女性都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如果遇人不良，被遗弃的命运就在所难免。《邶风·谷风》《卫风·氓》《小雅·我行其野》以及此诗从不同角度多方位地表现了这样的史实。
全文分为三大部分。从开头到“归母氏而后宁”为第一部分，叙说远游之因。先说主观高洁志行：仰慕先哲仁义贞节，遵循法度，抱负远大，并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再说客观悲惨遭遇：“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徒有忠君报国之志却无人理解；“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君主不分贤愚善恶；“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为霜。”不断遭到小人的谗害。内心的美好理想与现实的残酷打击造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作者痛苦不堪。而他又生性耿介，不肯顺应时俗，偏偏“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穷而不改”，“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故落得“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的孤独特立的处境和生不逢时的感伤，故燃起远游自娱、求索理想的欲望，“想依韩以流亡”。故就岐山向善于卜筮的古代贤君周文王陈述情怀，请求指点。文王占得的卦意是：“远走高飞保全名声为大吉大利。历览众山四处周游，振翼凭急风高扬美名。二女动情于高山，寒冰毁折不可经营。天高尚可变为水泽，谁云道路不平不可行。你占得的是栖鹤兆，鹤子只有回到母鹤处才会得安宁。”文王所占既引发了下面远游六合的情节，又预见了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既告诉说远游道路坎坷，又鼓励说要尽力远游去寻求贤君。文王的占卜坚定了作者远逝自疏、躲避谗言、另求贤君、实现理想的信念。
从“占既吉而无悔兮”到“临旧乡之暗蔼”为第二大部分，写远游的经过。一游东方。登上蓬莱仙山，顿有远离世俗之累飘然欲仙的欣喜，但这里只能是“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而这并不是远游的目的。这时作者突然忆起曾梦见生长在昆仑山上的木禾，就产生亲登昆仑山的念头，于是指向西南奔向昆仑。
二游南方。凭吊了大禹、重华、祝融的旧地，登上日行正中的昆吾，并在昼夜喷吐烈焰的火山边休息，酷热难耐，倍感孤独，于是再向西行。
三游西方。经行都广的建木神树之下，拾取神树若木的花朵。虽此地之人寿命都在千岁之上，但这也不是他所追求的，故又继续前行。
四游九州中原。在黄河之滨请黄帝为他占卜前程。黄帝历数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以为据，告诉他“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晰。”反复论说祸福相因，难以预测，贤愚杂糅，难以分辨，但要相信一条“彼天监之孔明兮，用棐枕而佑仁。”苍天所视明察秋毫，它会辅助诚实仁德之人。善行必有善报，但要尽力求索，不能坐等机遇，最后嘱告说：“盍远迹以飞声兮，孰谓时之可蓄？”故作者重振远游之志，继续求索前行。
五游北方。作者极度渲染北方的寒冷：“行积冰之硙硙兮，清泉冱而不流。寒风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骚骚。”以至使北方神兽玄武与螣蛇都冻得或缩入壳中，或盘缩一团。在这阴极之地，又念起阴中之阴，故纵身下潜。
六游地下。没想到地下远不如海外四方，故作者只是“趋谽谽谺之洞穴兮，标通渊之碄碄。经重阴乎寂寞兮，愍坟羊之潜深。”匆匆而过，就“追慌忽于地底兮，轶无形而上浮。”再度升天，飞向西北。
七游西北钟山。在这里凭吊了祖江神，会见了西王母，又遇到了太华玉女、洛浦宓妃二位女神。二位女神体态妖娆，光彩照人，并赠玉佩缯绮以通情谊，但这些外在的形貌重物并不是作者所追求的，作者汲汲以求的是内在情志的契合，故曰：“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不及答赋，匆匆前行。此即应合了文王所占：“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
八游昆仑。终于来到梦中所念之地，作者纵情驰游，并再次请巫咸为他占卜曾见木禾的梦。巫咸占曰：“既垂颖而顾本兮，尔要思乎故君。安和静而随时兮，姑纯懿之所庐。”巫咸所占预示了远游的结局，故作者虽受到百神的热烈欢迎；虽内心非常羡慕光辉灿烂的天上仙都；虽终于寻到远祸全身的乐土；虽能唯意所适，纵情畅游，但远祸全身的欢悦并没有淹没忠君恋土的哀愁，所以当他“据开阳而頫盼兮，临旧乡之暗蔼”之时，内心斗争更为激烈，最后只有放弃了一己的欢悦，而以生命为代价去恪守忠君爱国的贞节。即便在冥冥幻想之中他也不忍离开君国于一步。
从“悲离居之劳心兮”至结尾为第三部分，写远游的结局。作者从天上回落人间，从光明的幻想中回到黑暗的现实中，欲进不能，欲离不忍，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退修初服，归耕田园，“心远地自偏”，思玄聊自慰。并卒章显其志，以诗总括全文主旨。
这篇赋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从其表现内容、情感上看：作者借梦幻远游的浪漫主义形式抒发现实生活中的哀愁。他主观抒发的虽是一已的悲哀，但客观上不仅塑造了志行高洁的自我形象，而且也揭示了汉代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与黑暗，揭露了阉党谗害贤良的丑恶，揭露了君主不分善恶的昏庸。悲哀之中有不满，有反抗，压抑之中有高扬，而对美好境界的追求更带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彩。从其表现方法看：既有如实的直述，更有虚构的幻想。作者融汇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乃至阴阳五行、龟卜草筮、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编织远游上下四方的情节，通过叙说幻想虚构的情节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并将海外众仙、历史人物、天上星宿、卜筮卦象、花草鸟兽、服装玉饰构成六大意象群，其中又多分为性质相对的两组分别象征着光明与丑恶，它们已不是孤立的比喻，而是群体的象征。作者不仅赋神仙、历史人物以生命，甚至还赋卦象、星宿以生命，共同参与他上天入地的求索，如文王所占：“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尘外之瞥天兮，据冥翳而哀鸣。”“二女”、“鹤”等都是将抽象的卦辞、卦画转化成的具有生命的形象。又如“命王良掌策驷兮，逾高阁之锵锵。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弯威弧之拨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其中“王良”、“驷”、“高阁”、“策”、“罔车”、“青林”、“威弧”、“封狼”、“壁垒”、“河鼓”等全是星宿名。作者或用拟人之法，或赋双关之意，将它们转化为具有生命的形象参与远游求索。这可以说是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比兴之法。作者对天地四方的地理、气候特征以及与其相关的神话传说、历史掌故的准确描写和交融吻合，都充分显示出了精通天文、历算、五经、阴阳、机械制作、属辞造赋的作者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奇特丰富的想像力及高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
其次就是构思的巧妙。这篇大赋采用的是内外双线并行的结构形式。作者以远游为外在线索，依次叙说远游的原因、经过及结局。在文章的主体，即叙说远游的过程中又以梦见木禾为线索。由于所梦木禾生长在昆仑山上，便产生占梦并登览昆仑山的愿望，也就引出了远游天地四方的情节，并使远游之地的转换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以梦境的产生及其实现与破释来安排远游的历程，不仅符合当时人们的思维习惯、欣赏兴趣，也使上下四方的远游紧紧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另外，作者有意安排的三次占卜也是别具匠心的。其一，三次占卜不仅预示了远游的经历及结局，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文章的结构更为严谨周密。其二，大凡人们在无力左右自身，无力消除痛苦之时才去求神问卜，故占卜行为本身也从侧面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个人力量的软弱及其内心痛苦的程度。其三，巧妙借助占卜之词表现心灵斗争的另一个侧面，抒发牢骚，流露逃逸意象，流露对昏君阉党的不满。借他人之口说自己要说的话，既委婉，又尽意；既不留把柄，又不失君臣之义；既“言之者无罪”，又“闻之者足以戒”。其四，占卜之词也使其文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增强了诱人的力量。
文章的内在线索则是作者心灵矛盾斗争的运动历程。从纵向上看：先述忠情，这是扬，是主观情志的高扬；再叙忠而受谤的孤独苦闷，这是抑，是客观打击造成的压抑；再叙上天入地的求索，则又是扬，每一次求索的开始都是充满希望的高扬；而每一次求索的失败再度陷入苦闷则又是抑，是希望破灭的压抑；登上昆仑山，神态高驰，这又是扬，是幻想中的高扬；但当他瞥见故土，燃起归乡之情时，这又是抑，是思乡退隐的压抑；回落故乡之后，又高唱着“回志朅来从玄諆，获我所求夫何恩！”这又是扬，是在更高层次上作出超然物外的高扬，而这种高扬实际上是压抑的变态。扬抑的交错则展现出作者心灵运动的发展曲线。从横断面上看：每一断面又充满着心灵的矛盾斗争：忠君与怨君，独立不迁与顺从时俗，进取与退隐，去国与恋土……，作者的战斗冲动与逃逸意象始终交织一处，构成了作者心灵运动的具体内容。
诗的序言部分写李清照到丈夫赵明诚任知州的莱州探望。但却被赵明诚冷落一旁，而且夫妇俩平生爱好金石之物，在赵明诚的官邸中却一样也没看到。可以想像李清照心中的不满和失落。李清照无聊到随手翻案头上的《礼韵》，以翻到的字为韵，来作诗，而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诞生的。
诗的开头两句首先描绘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寒窗败几、空无所有，从写生活环境中反映出诗人心境。而且用典袁术走投无路，身无一物来比喻丈夫所处的环境。虽然明写赵明诚物质上的缺失，但实写赵明诚在精神层次上的缺失。
接着转入议论，对酒与钱这类世人皆为之吸引的东西，表示了轻蔑。在李清照的眼中赵明诚应酬就一个字“俗”，所以李清照说这是喜生事，也就是惹事非。
后四句绝非赋闲之篇，李清照写出了自己向往的生活。闭门谢客、凝香佳思、偶得佳句、人生知己。李清照把自己的情操、品格、皆融于诗中。在这首诗中她不仅仅是调侃自己的丈夫，也是展现她自己追求的生活情趣。
其实，赵明诚虽处仕宦，其风雅素心不曾稍减。有知淄州时所书《白居易<楞严经>跋》为证、赵明诚不以“州守”为重，而以“有素心之馨”为得；复从其夫妇“相对展玩，狂喜不支”的情景尤可想其为人，实为李清照的要求甚高。
首句“片片随风整复斜”，言雪花随风变化舞姿，或整齐有序，或凌乱歪斜。“整复斜”三字，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起句平缓，接着突然转入抒情——“飘来老鬓觉添华”，雪花落到诗人两鬓，仿佛在提醒他年华老去。
颔联写景，景中含情。“江山不夜雪千里，天地无私玉万家”，千里江山，一片苍茫，让人分不清昼夜；天地无私，把碎玉洒遍千家万户。前句用“不夜”，喻雪势之大，唯有足够大的雪，方可照彻天地。后句用“无私”，直接赞美天地之博爱，同时又让人不得不联想：天地无私。
“远岸末春飞柳絮，前村破晓压梅花”，言飞雪漫漫，如春日柳絮；雪落梅枝，如白梅初绽。后句似化用晚唐诗人齐己的“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一个“压”字，突出雪之厚重。
尾联写人事活动，通过对比，表现出作者不愿仕元，洁身自好的坚贞品格。“羔羊金帐”是蒙古元人的生活习惯，作者用“粗俗”一词概括，可见对新朝的厌弃。“自掬冰泉煮石茶”，这是作者自己的生活——隐居在山林中，掬清泉煮茶，何等高洁雅致！诗人简介：黄庚，字星甫，号天台山人，天台人。出生宋末，早年习举子业。元初“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发平生豪放之气为诗文”。与宋遗民林景熙、仇远等多有交往，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亦摘录其句。晚年曾自编其诗为《月屋漫稿》。
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
《西游记》第九回，书中写道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位是渔翁张稍，一位是樵夫李定。一日，他们在长安城里卖了鱼和柴，便进入酒馆之中吃了个半醉，徐步而归。二人以对诗的形式，夸赞渔樵生涯。这首词，是他们对诗的第六首，是樵夫李定所唱。
渔翁张稍和樵夫李定，是两位隐于渔樵的幽人雅士，因为现实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腐败，他们宁可去捕鱼打柴，也不肯去同流合污。他们在诗词中反复赞美渔樵生涯，以此与名利场中做对比，来反衬现实的黑暗。这首词，在迫求”随心快”、“殊自在”、“无挂碍”、“无利害”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在对渔樵隐逸生活歌颂、赞美，甚至是美化的同时，还对历史的兴亡、朝代的更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不管人间兴与败”，在这历史虚无感的后面，是对现实社会的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