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三章。首章起笔雍容大方，“福彼洛矣，维水泱泱”，两句点明天子会诸侯讲武的地点，乃在周的东都——洛阳（今属河南）。且以洛水之既深且广，暗喻天子睿智圣明，亦如洛水之长流，深广有度。接着以“君子至止，福禄如茨”两句，表明天子之莅临洛水，会合诸侯，讲习武事，乃天子勤于大政的表现。昔人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天子能亲临戎政，御军服以起六师，故能“福禄如茨”，使天下皆受其赐。此章后两句“韎韐有奭，以作六师”，补足前意，“韎韐”为皮革制成的军事之服，意如今之皮蔽膝。“以作六师”，犹言发动六军讲习武事。明示天子此会的目的，在于习武练兵。故天子亲御戎服，以示其隆重。
二章旨在加深赞美。起二句同首章。“君子至止，鞸琫有珌”，鞸为剑鞘，琫珌分指剑鞘上下端之玉饰，表明天子讲武视师时，军容整肃，天子亲佩宝剑，剑鞘也装饰得非常堂皇，威仪崇隆。故而诗人以“君子万年，保其家室”，作欢呼性的赞颂。
三章句型基本上与二章相同，但意义有别。“君子至止，福禄既同”两句，既与首章之“福禄如茨”相应，兼以示天子在讲武检阅六师之后，赏赐有加，使与会的诸侯及军旅，皆能得到鼓励，众心归向，一片欢欣，紧接着在“君子万年，保其家邦”的欢呼声中，结束全诗。而“保其家邦”的意义，较之前章的“保其家室”，更进一层，深刻地表明此次讲习武事的主要目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望着眼前那洛水，水势茫茫在流淌。周王来到洛水滨，福禄多如茅茨样。蔽膝闪着赤色光，六军统帅检阅忙。
望着眼前那洛水，水势茫茫在流淌。周王来到洛水滨，剑鞘饰玉真堂皇。周王将享万年福，保他家室永兴旺。
望着眼前那洛水，水势茫茫在流淌。周王来到洛水滨，福禄全聚他身上。周王将享万年福，保其国家用安康。
注释
洛：洛水。古有二洛水，一发源于陕西西北，流入渭水；一发源于陕西南部，经洛阳而流入黄河。朱熹认为此诗所指为经洛阳而流入黄河的洛水。
泱泱：水势盛大的样子。
君子：指周王。
止：语助词。
茨：茅草屋盖，有多层。如茨，形容其多。
韎：用茜草染成赤黄色的革制品。
韐：蔽膝。此为天子有兵事时所穿。
奭：赤色貌。有奭，形容韎韐之色鲜红。
作：起也。
六师：六军。古时天子六师，每师二千五百人。
鞸：刀鞘，古代又名刀室。
琫：刀鞘口周围的玉饰。
有珌：即珌珌，玉饰花纹美丽貌。
家室：此处犹言“家邦”，即国家。
既同：指福气聚集。既，完全。同，汇聚。
此诗共三章。首章起笔雍容大方，“瞻彼洛矣，点水泱泱”，两句点明天子会诸侯讲武的地点，乃在周的东都——洛阳（今属河南）。且以洛水之既深且广，暗喻天子睿智圣明，亦如洛水之长流，深广有度。接着以“君子至天，福禄如茨”两句，表明天子之莅临洛水，会合诸侯，讲习武事，乃天子勤于大政的表现。昔人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天子能亲临戎政，御军服以起六师，故能“福禄如茨”，使天下皆受其赐。此章后两句“韎韐有奭，以作六师”，补足前意，“韎韐”为皮革制成的军事之服，意如今之皮蔽膝。“以作六师”，犹言发动六军讲习武事。明示天子此会的目的，在于习武练兵。故天子亲御戎服，以示其隆”。
二章旨在加深赞美。起二句同首章。“君子至天，鞸琫有珌”，鞸为剑鞘，琫珌分指剑鞘上下端之玉饰，表明天子讲武视师时，军容整肃，天子亲佩宝剑，剑鞘也装饰得非常堂皇，威仪崇隆。故而诗人以“君子万年，保其家室”，作欢呼性的赞颂。
三章句型基本上与二章相同，但意义有别。“君子至天，福禄既同”两句，既与首章之“福禄如茨”相应，兼以示天子在讲武检阅六师之后，赏赐有加，使与会的诸侯及军旅，皆能得到鼓励，众心归向，一片欢欣，紧接着在“君子万年，保其家邦”的欢呼声中，结束全诗。而“保其家邦”的意义，较之前章的“保其家室”，更进一层，深刻地表明此次讲习武事的主要目的。
此诗当作于周宣王统治时期。周宣王到洛水之滨会同诸侯检阅六军，诸侯赞美周宣王福德无疆而作此诗。但《毛诗序》以为“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也。”可见平时必以讲武为务，在其会诸侯于东都讲武之际，诗人以诗赞美之。
在揭傒斯早年的汉、湘之游中，武昌是他居留最久、印象最深的城市。诗的首联，只交代了梦中来到黄鹤楼、鹦鹉洲这二处昔日游历之地，连用二地名，毫不修饰，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用浑厚的笔法，把景物浑然推出（还有意无意地带了一个“浑”字），这正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他深知此际绝不容精雕细刻，不然下二句便不能自然引出了。
正是站在浑朴无饰的黄鹤楼头，鹦鹉州前，才能放眼望去，全是雄浑之景。“苍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时七泽流”。巍然的苍山，鲜红的落日，武昌具有极其浑成的气象。三湘，指洞庭湖南北、湘江流域；七泽，指楚地诸湖、云梦古泽：这是武昌开阔的视野。苍山深入到三湘的大路间，落日时满了七泽的水面上：这是武昌壮阔的形势。苍山有连绵的走势，故是斜斜地蜿蜒深入；落日已贴到了地平，故是平平地四面时展：这又是非常生动的措词。更重要的是这二句一前一后，用力铢两悉称（对仗亦工力悉敌），富有均衡感；叙法全用赋体，平添了凝重感。
武昌的山川之胜既已写足，颈联便转向武昌的风土之奇。“鼓角沉雄遥动地，帆樯高下乱维舟。”武昌是长江上游战略要地，城墙高厚。当傍晚的城头鼓角声齐响之际，那深沉、雄健的馀音，真能遥传四方、撼动大地；武昌又是九省通衢、商贾云集的重镇。当傍晚人们系舟江浜之时，那千帆万樯排列得高下参差，真能令人目不暇接，眼前一片迷乱。这二句，前句的森远、后句的繁闹，在气象上都堪与山川的雄伟相符；而“遥”、“乱”而字，对于鼓声的绵绵不绝、帆樯的如林如织，都是点睛之笔，足使全句跃动生辉，也毫不逊色于上联的“斜”、“平”二字的用力。
诗的尾联，已是梦醒时分：“故人虽在多分散，独向南池看白鸥”。武昌是诗人交游广多的城市。梦到武昌而不提故人，未免对不住昔日的朋友。因此，在梦后才为故人的分散难聚发一句感叹，是很恰当、很道地的布局。白鸥在古诗中，通常是陪伴诗人隐栖故园的盟友，所以在南池上独看白鸥，也暗中点到了自己的处境。梦醒后的气象很萧条，不过，这份萧条，也正足以反衬出上文的宏大与昔日的壮游。
李白创作此诗时正处于危难的境地，他因为皇室政治突变而被送入死牢。他在诗中用四言的句式与大量的典故说明自己跟随永王完全是为了平灭叛乱，并恳请当时的宰相崔涣能够理解他的做法，免除自己的罪名。
全诗可分为三部分。开头十六句为第一部分，诗人运用神话传说作比喻，写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国土板荡，生灵涂炭，自己也蒙冤入狱。“共工”以下八句，概括出安史之乱造成严重局面，有如凶神恶煞摧折天柱，鲲鲸鱼龙兴风作浪，战乱中生灵涂炭，玉石俱焚。“仰希”以下四句，盼望早日平定叛乱，解民倒悬。连用了李广射石、鲁阳挥戈的典故，非常切合当时冠军平叛战争紧急而艰苦的形势。“邹衍”以下四句，暗喻自己尽忠保国反而蒙受冤狱。诗人不敢正面抗争，而以邹衍含冤、六月飞霜的历史传说和自己的“微诚不感”，身陷囹圄的悲惨遭遇作鲜明对照，委婉曲折地表达悲愤的心情和希望对方为之昭雪的意愿。
中间十二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慨叹自己未能效法先贤见机行事，及时引退，以致蒙受屈辱，备尝铁窗系囚之苦。“苍鹰”以下四句，将当时法律烦酷、狱吏森严和贤才凋敝、朝政衰败现象对比出之，讽喻之意，言外可见。“斯文”以下八句，惋惜自己没有能及时隐退。其中“斯文未丧，东岳岂颓”两句是借孔子来比喻朝中贤臣。接着以穆生和邹阳两位先哲因能见机而退，终于摆脱灾难的事迹，对照自己的困境，发出“二公所咍”之叹。感叹之余，颇含愧悔之意。“骥不骤进”，典出宋玉《九辩》，“麟何来哉”典出《家语·辩物篇》。李白用此二典一方面是表白自己出山从政本意是出于爱国，并不是趋炎附势、搞政治投机；另一方面也是痛惜自己参加永王幕府不是时候，触犯了当局。
最后十六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诗人联系家庭妻离子散的悲惨情况，表达自己内心深沉的哀愤和忧愁；同时也表达了对崔涣的希望。“星离”八句，抒写变乱中家室离散，内心如焚的情景。李白在浔阳狱中时，其妻宗氏在豫章（今南昌），女平阳，儿伯禽流落穆陵关（今山东沂山北），其他亲戚也散于各地，所谓“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万愤词投魏郎中》，就是当时境遇的写实。这使他十分忧愤，因此即使有金瑟奏乐，玉壶斟酒，也只能成为忧愁的媒介物。“台星”八句，则希望崔涣等朝廷大臣执法量刑，宽大为怀，能为自己昭雪伸冤，使自己这块有瑕之材，为李唐王朝效力；使自己这堆覆盆下的寒灰，能再沐三光，重新燃烧发热。
作者在诗中以大量典故申诉自己的冤情，这是此诗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全诗用典二十来处，举凡古代神话、历史故事、名人轶事、成语警句等，莫不拈以为诗，而且都显得十分精确贴切。
叙事简洁，抒情委婉，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是此诗的第二个艺术特色。诗中以“见机苦迟”四字表达自己懊悔就李璘之辟入幕，并以穆生、邹阳的故事来反衬，联系自然，显得十分真实，没有丝毫虚伪做作。诗写个人遭遇时，联想到一家离乱的悲惨处境，用“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两句来概括，既洗练简明，又婉转悱恻，催人泪下。紧接着“万愤”一下六句继以强烈的抒情，倾吐自己内心的悲愤忧愁，已达到饮食奏乐“尽为愁媒”的地步。其忧愤之深，可以想见。简洁的叙事结合强烈的抒情，使此诗具有感人肺腑的魅力。
全诗感情悲愤，沉郁典雅，节奏急促，用典切当，在李诗中较为少见，体现了李白诗歌风格的另一侧面。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