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诗以“狼”的进退皆狼狈不堪的情景，来衬托周公进退从容，无所往而不宜的智慧品德。也有人认为这是讽刺贵族王孙的诗。全诗二章，每章四句。此诗语带调侃，但有分寸，先以老狼前颠后踬的体态作比来揶揄人，后又在结句弱化了揶揄份量，使整首诗的氛围带上了一种特有的幽默感。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长期以来即有美刺两种观点相对立。旧说是“赞美”，现代研究者则多判为是对贵族“丑态”的“讽刺”。持美诗说者或径取前人成说，不予发挥；持刺诗说者大都以“狼固非喻圣人之物”为据；或言狼喻管蔡小人之流，曲意弥缝，二者均未对《豳风·狼跋》一诗之比兴特点作深入体察。主赞美者，着眼在“赤舄几几”“德音不瑕”，这只能是颂赞；但“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的比喻，却分明带着揶揄的口吻，与“赞美”并不协调。

　　主讽刺者，着眼在喻比公孙的“狼”，既凶残、又狼狈，若非讽刺，不会以此为喻。此诗以狼之进退形容公孙之态，亦非必含有憎恶、挖苦之意。闻一多指出，《豳风·狼跋》“对于公孙，是取着一种善意的调弄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把“狼跋其胡”解释为天狼星停滞在尾宿，认为这是一首讽刺的山歌，讽刺公孙贵族不懂、不关心天象的变化而只关心自己的鞋子。

　　此诗二章，入笔均从老狼进退的可笑之态写起。但体味诗意，却须先得注意那位“公孙”的体态。诗中一再点示“公孙硕肤”。“肤”即“胪”，腹前肥者之谓；“硕胪”，则更胖大累赘了。一位肥硕的公孙，而穿着色彩鲜明的弯翘“赤舄”走路，那样子一定是非常可笑的。“舄”是一种皮质、丝饰、底中衬有木头的屦，形状与翘首的草鞋相仿。

　　据闻一多考证，周人的衣、冠、裳（下衣）、履，在颜色搭配上有一定规矩。公孙既蹬“赤舄”，则其带以上的衣、冠必为玄青，带以下的韠、裳则为橙红，还有耳旁的“瑱”、腰间的“佩”，多为玉白。正如闻一多所描摹的，给公孙“想像上一套强烈的颜色……再加上些光怪陆离的副件（按：即瑱、佩之类）的装饰物，然后想像裹着这套‘行头’的一具丰腴的躯体，搬着过重的累赘的肚子，一步一步摇过来了”（《匡斋尺牍》）——这便是诗中那位贵族“公孙”的雅态，令人见了会忍俊不禁，而生发一种调侃、揶揄的喻比欲望。

　　然后再体味“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的比喻，便会忽如搔着痒处，而为此喻之维妙维肖绝倒了。古人大抵常与校猎、御射中的猎物打交道，对于肥壮老狼的奔突之态早就熟稔。所以《易林·震之恒》即有对此形态的绝妙描摹：“老狼白獹（即“胪”），长尾大胡，前颠从踬，岐人悦喜”。此诗对公孙的体态，即取了这样一只腹白肥大、“前颠从踬”的老狼作喻比物。

　　闻一多对此二句亦有精彩的阐发：“一只肥大的狼，走起路来，身子作跳板状，前后更迭的一起一伏，往前倾时，前脚差点踩着颈下垂着的胡，往后坐时，后脚又像要踏上拖地的尾巴——这样形容一个胖子走路时，笨重，艰难，身体摇动得厉害，而进展并未为之加速的一副模样，可谓得其神似了。”（《匡斋尺牍》）

　　本来，这样的调笑，对于公孙来说，也确有颇为不恭之嫌的。但此诗的分寸把握得也好，一边大笑着比划老狼前颠后踬的体态为喻，一边即又收起笑容补上一句：“您那德性倒也没什么不好！”“德音不瑕”句的跳出，由此化解了老狼之喻的揶揄份量，使之向着“开玩笑”的一端倾斜，而不至于被误解为讥刺。所以其所造成的整首诗的氛围，便带上了一种特有的幽默感。

　　这篇赋主旨是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道德风尚的败坏，控诉了古代社会正直善良而有才华之士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毁谤谗害而常陷于进退两难处境的极大不幸，表达了作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而远离尘俗之网的思想。全赋情理并茂，语言清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开篇“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诗人以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且独秀于万物起句，表现出入生并无二致的思想，但是由于人们的志趣不同，处世追求也各异，他们“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生活都以“常傲然以称情”为准则，称情适性的生活才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诗人一生所坚持的法则。但是时代的发展又总是超乎人的想象，上古“抱朴守静”的真淳廉洁退让的节操渐逝，代之而来的是大伪斯兴、世俗趋进的风气。上古的淳朴之风就此不复。人们也因驱驰不同而区分为各不相同的群体。那些热衷功名之士，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博得君王欢心，由此奸邪谗佞之徒辈出，“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所呈现出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会现实，使得社会人人自危，才智之士避政治而远之，纷纷“逃禄而归耕”。

　　诗人所言既是历史的真实，又是自己的现实。或许诗人看惯了现世的虚伪狡诈之风，更或是自己内心的向往，慨然独倡“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的生存准则，而且要做一个“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间。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真实的人。而历史上那些“怀琼而握兰”的孤独前行者，抱穷守节、矢志不渝者，他们的不遇局面完全是由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的混浊世风，还有“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的昏聩圣上造成的，文章对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给予最严厉的批评和谴责。

　　在这种混浊的环境中，诗人提出自己“莫为善之可娱”的处世原则，也表达了自己面对虚伪狡诈的社会而不屑“逐其流而扬其波”，甘愿做一个孤独向善的真隐者的意愿。这是第一层。从“哀哉！士之不遇”进入第二层，在这一层中，诗人历数了圣贤不遇于时的事实，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观点。张释之、冯唐虽然赖知己而终得升迁，颜回、伯夷好学行义而全其节，但却付出了“苦心而旷岁”“何死生之苦辛”的惨重代价，他们在人生不同追求的道路上荒弃了太多美好的时光，而没有给短促的生命找到快乐的注脚。这也就间接地肯定了诗人自己一贯坚持的人生短促、称性而活、及时行乐的生存价值观，表现出生命是第一位的，一切的功名利禄只是外在的点缀而已的强烈的主体觉醒意识。

　　最后结尾自然是基于上述认识的自我心志的陈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指出了自己宁肯固穷，也不会为了虚幻的名利而委屈自己的主张，同时也表达了“谢良价于朝市”的归隐志向。

　　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受到奴隶们心底隐藏着一种压抑已久而行将喷发的愤怒。正因为作者是从奴隶的身世遭际出发，抒发对于现实的愤懑，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对统治阶级确实有一种活生生的鞭辟入里的揭露和批判作用，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前两章“东方未明，颠自衣裳。颠之自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自裳衣。颠之自之，自公令之。” 诗人并没有用很多笔墨去铺叙具体的劳动场面，或者诉说劳动如何艰辛，而是巧妙地抓住一瞬间出现的难堪而苦涩的场面来写：当一批劳累的人们正酣睡之际，突然响起了公家监工的吆喝声，催促着他们去上工。这时东方还没有一丝亮光，原来.寂静的夜空，一下子被这叫喊声打破，劳工们一个个被惊醒过来，黑暗中东抓西摸，手忙脚乱，有的抓着裤管套上胳膊，有的撑开衣袖伸进双腿。一时间，乱作一堆，急成一团，真可谓洋相出尽。天还没亮，官差即来催促起床，上工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以致可怜的役夫们在忙乱之中把两手伸进裤管，把两脚蹬进袖筒，竟然把上下衣裳颠自穿了。按理说，上下衣裳的区别是很大的，能够穿颠自了，不光是因为天黑的原因，恐怕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役夫们并没从梦中醒来，他们可能头天夜里睡得很晚，疲乏的身子包括疲乏的大脑尚未缓过神来。这一情节极富戏剧性，十分幽默好笑，却又饱含悲愤，笑中滴泪，生动曲折地反映出了酷吏的凶狠以及役夫的凄惨。“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便运用得真实巧妙，写出了奴隶们在公爷的吆呼催促下摸黑穿衣裳的不堪处境。前两章的“颠自”二字，还会令人自然联想到末一章“风”（早上与“莫”（即“幕”，晚上）的“颠自”。衣裳的错乱，黑（夜）白（天）的颠自，正说明了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既意在言中，又寄意言外，可谓一语双关。

　　最后一句"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说明：报时辰不是提前就是太晚。这诗是讽刺国君号令不准的诗，而国君的‘不时’，又在于司时的官吏不负责任。古时无准确的钟表，故而司时的官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司时的官吏每天搞错一点点，积年累月，经过一定时间，就可能出现巨大的误差。司时官吏失职，当然朝廷秩序也会一片混乱。本诗在于讽刺司时官吏不准确报时，以致群臣见国君的时间混乱，官员手忙脚乱，心中忐忑不安，唯恐误时，遭到国君责怪。“折柳樊圃”和“狂夫瞿瞿”，也是两个典型的细节描绘，寥寥八个字，就把奴隶们艰辛的苦役和监工走狗的凶恶嘴脸和盘托出，一泻无余。这些描绘都切合环境和人物身份，读来仿佛见其人，闻其声，神态态毕现，栩栩如生，颇有真实感。

　　全诗三章，皆为四句。每句两个音拍。前两章运用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渲染环境气氛，突出事物特点。且以工整的排列。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尽情抒发抑郁情感，增强了音乐效果。第三章则转变风格，避免通篇一致的枯燥感，显得起伏有致，使得诗作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通篇明白晓畅，语言通俗易懂，未明颠自狂夫不能等都是人们常用的日常语言，以此为诗质朴自然，充满无限的生命。

　　《齐风·东方未明》在结构形式和艺术手法上也很有特点。其一，《东方未明》为乐歌，在结构上回环复沓。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有些句子只换了一个或几个字。 这种回复重叠，规律中有变化，严格中有自由，既是歌唱时的和声，也是表述意思的层层递进和对内涵的强化作用。（《随园诗话》）但就作诗而言，重词叠句与反复咏唱是为着尽情抒发情感的需要，这在《诗经》其他诗作中和后世民歌中也经常运用。这样有利于突出事物特征，渲染环境气氛，增强音乐效果，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同时，也便于记忆与传诵。其二，诗人善于通过细节的描绘来反映生活。例如“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 其三，语言通俗易懂，读之琅琅上口。例如“东方”、“未明”、“颠自”、“自颠”、“狂夫”、“不能”等词汇，都是人们常用的口头语言，用在诗中，质朴自然，恰如其分。这些词语历经了三千余年的风雨，仍然葆有无限的生命力，至今保存在人们的口头与书面用语之中。此外，全诗以四言句为形式，每句两个音拍，二二的节奏。前两章排列工整，键行和押韵有规律；第三章则起伏有致，跌宕变化。这种不拘一格的韵律节奏，也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口头歌谣创作的艺术特点。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汉唐四朝，前后十朝，长安之名真正是名声赫赫，以至在唐以后长安成了国都的代称，李白《金陵》诗说：“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称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城金陵为长安，实即今江苏南京。长安位居关中的中心，它的地理形胜于天下独居第一。

　　关中周围群山环抱，东有华山、崤山，西有陇山，南有终南山、秦岭，北有洛水东西的黄龙山、尧山和泾水两岸的嵯峨山、九嵏山。其中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在今陕西陇县西北，为六盘山的南段，南北走向约一百公里，绵亘于陕西、甘肃二省边境，山势陡峭，山路曲折难行，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水岭。古称陇山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过，上有清水四注而下。站在艰危苦寒的陇山顶上，回望富丽繁华的长安城和千里平原沃野，眼见陇水一股向东流下，一股向西流下，那种感受真是无可名状的凄凉和悲壮。古代四方行旅西登陇坂，往往徘徊瞻顾，悲思涌起。历代流传歌咏秦陇的诗篇不下数百上千首，其中尤以北朝乐府民歌的三首《陇头歌辞》最为有名。

　　第一、三两首均以“陇头流水”起兴，与下文内容的联系是在陇头之水“流离”而下——无定所、不由自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