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全词以飘泊的柳絮自比，抒发了林黛玉寄人篱下感怀伤逝的悲苦之情。这首词以“粉堕’‘香残”开篇，借柳絮的飘零映射自身的漂泊；用柳絮的“逐对成毡”对应自身团自缠绵而伤心绝望的爱情。过片将愁生白发的郁闷移注给柳絮。移情于物的运用有力烘托了“我”的哀愁。结尾在“凭尔去，忍淹留”以及“谁舍谁收”的无奈叹息中道出了自身的凄惨结局及其周围人物的冷酷无情。自比柳絮，托物感怀，物我交融，意蕴浑厚。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两句均非实指其事，而是即景吟咏，但已将眼前的景和心中的情融合在一起了。《大清一统志》称：“百花洲在姑苏山上”，黛玉正是姑苏人。而燕子楼的典故又常被前代文人用来泛说女子的孤独悲愁，与黛玉以泪洗面的心境相合。因而这两句的自况之意十分明显，她 以“粉”、“香”暗指自己人格品质的洁白与芬芳，而以“坠”、“残”隐喻自己任凭命运簸弄的不幸。

　　“一团团，逐对成球”，既是写眼前柳絮粘连飘飞的实景，又语带双关，暗示出自己渴求和珍视的爱情。宝、黛二人情投意合，以心相知的爱情给黛玉以慰藉，但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痛苦。他们的爱情没有得到家庭统治者的认可，缺乏稳固的现实基础，随时都有被牺牲的可能。这与漂泊无定的柳絮多么相似。想到这些， 黛玉不禁发出“飘泊亦如人命薄，团缱绻，说风流”的悲叹。这表面上象是说柳絮命薄，随风飘流，实际上却是自叹命薄，担心情好虽难分，心事总成团。

　　下片的自伤之意就更浓了。黛玉曾自称“草木之人”，而此处则承接上片嗟叹命薄的愁苦之情径说：“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看似写杨柳草木之质也知愁，当美好春光即将结束的时候，白茫茫的柳絮挂满树冠，犹如愁白了头；而诗行后面却透露出自伤青春终将逝去的哀怨之情。她感到自己和柳絮一样无法逆料最终的结局，因而“叹今生、谁舍谁收！”柳絮飘坠， 无人收拾自比。如果说飘流无依的不幸已经苦不堪言，那么，与知己的生离死别则将更会令人心碎。

　　“嫁与东风春不管”，既是说柳絮被东风吹落，春光不管；更是担忧自己将来不知被命运抛向何处，而知己无法过问。试想其时其境，相知无力保护所爱，也只能“凭尔去，忍淹留”而已。这种被强逼着割舍所爱的悲剧该是很凄惨的。

　　雪芹为黛玉拟的这首词以物我合一的手法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而又浑然无迹，表现出精美的艺术技巧。无怪乎“众人看了，俱点头感叹说：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

　　《酌》是《大武》五成的歌诗，《毛诗序》云：“《酌》，告成《大武》也。”（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周颂·我将》一篇的鉴赏文字）《大武》五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平定东南叛乱回镐京以后，成王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的史实。当时天下虽然稳定，但仍不能令人放心，所以成王任命周公治左、召公治右，周公负责镇守东南、召公镇守西北，即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楚先祖熊绎此时受封于丹阳（今秭归附近），为子爵，盖亦有协助镇守江南的用意。就《酌》诗的内容而言，前五句是成王歌颂王师的战绩，并对统兵出征的统帅表示感激之情，也就是感激和歌颂周公。后三句是成王任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当然，这时仍是周公摄政，但任命之事则不能不以成王的名义，告庙仪式的主人公也不能不是成王。故该诗的主人公表面上是成王，而实际上还是周公。《酌》向来多被认为是周公的乐舞（如郑笺云：“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也可证实这一点。前人或以为此诗是颂武王伐殷的，但武王并无“周公左召公右”的任命，而且诗中的“晦”也是泛指，不一定特指殷纣王。故不从。诗名为“酌”，《毛序》以为是“斟酌”之意（即“斟酌文武之道”），云：“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恐不妥。“酌”亦可作汋、彴、勺等，就是以勺舀酒灌祭祖先神灵，说明该诗是灌祭祖先时所唱的歌。以歌诗而言则曰《酌》，以乐舞而言则曰《勺》，《仪礼》、《礼记》皆言舞《勺》，《勺》即《酌》。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礼记》）《内则》曰：‘十三舞《勺》。’又：‘成童舞《勺》舞《象》。’……《勺》为武舞，其诗为《酌》之章。按诗歌之节以为舞，列为学校普通教科，故曰成童则舞《勺》舞《象》。”可见《酌》作为乐舞，在当时是与《象》舞一样颇具代表性的。它可以作为《大武》的一成与其他五成合起来表演，就像现代舞剧中的一场，也可以单独表演。具体的舞蹈动作，参见《周颂·我将》一篇对《大武》的全面介绍。

　　此诗文句古奥，今人读来多不解其妙。若拈出孙鑛“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原为《孙子》中语）的评语以为启发，恐怕读者对其前半部分弦乐柔板般的从容与后半部分铜管乐进行曲般的激昂就会有一定的感悟。欣赏《颂》诗，所当留意之处，就在这如斑驳的古鼎彝纹饰的字句后所涵蕴的文化张力。

　　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名将，大将军卫青姊子。年十八，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初从卫青击匈奴，屡立战功，封冠军侯，三年后为骠骑将军。曾与卫青一起击败匈奴主力，对安定边界做出卓绝贡献。此诗咏霍将军北伐，与齐梁之际南北对峙的形势有关，例如南齐武帝欲北伐，多次临琅邪城讲武；又如公元505年（天监四年），梁武帝命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率众北伐。但诗歌的具体作年难于考订。诗人借歌咏霍去病击败匈奴事，抒发了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尽管凭借当时南方政权的国力希冀北伐成功并非易事，但诗歌所表现的进取精神，在那个时代却是难能可贵的。

　　秦始皇派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北方和西北边患又变得严重了。汉武帝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才基本确保了边地的安全。霍将军曾多次与匈奴接战，长驱二千余里，击败左贤王，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建功而还。诗歌首四句记出征，并描绘长城地势的险要。霍将军仗节拥旄，肩负国家重托，率部北伐，远出长城。“汗马”，或释为战功，似不确。据诗意，汗马当是西域名贵汗血马的省称。将军乘骑高大的汗血马、拥旄使节，军威何其雄壮！“万里与云（一作阴）平”，承“地势险”，不仅写出长城的气势，长城外地域的广漠辽阔，而且创造出一种悲壮苍凉的氛围。“凉秋八九月”六句追叙师出长城之由。秋高气爽，马肥人壮，正是匈奴用兵的大好季节。敌骑南践幽、并两州，严重威胁西汉边地。飞狐战云密布，日色格外昏暗；瀚海兵事迭起，云雾阴霾若愁。“飞狐”，塞名，其地约在今河北蔚县东南;“瀚海”，又写作翰海，一般认为在今蒙古高原。此诗所用地名均为泛指，不必坐实。“白日晚”、“愁云生”，以边地之景渲染战事的紧急，并跌出“羽书”、“刁斗”。羽书不时断绝，军情不达，足见道路已为敌人所阻。“刁斗”，昼炊之具，夜则击之以警戒，为行军两用之物，此言昼夜为敌所惊。敌入之速，来势之猛，战事之急迫，由此可见。霍将军就是在这样警急的形势下出师长城的，他系国家安危于一己之身，责任何其重大！

　　“乘墉挥宝剑”八句，描绘破敌，慷慨淋漓，扣人心弦，用笔高壮。在这严峻的关头，霍将军从容不迫，登城指挥将士却敌。宝剑所向，旌旗遮空蔽日，勇士良将，无一不奋勇争先；兵法阵法，出奇制胜。“挥宝剑”，生动地描绘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主帅形象，同时还暗用楚王登城挥太阿宝剑，晋、郑之师围楚三年一朝破败的典故，已寓克敌制胜之意。“七萃士”，周代禁军，此指勇士。“云屯”，如云屯聚，一状士多将广，二形容全军上下凝聚一心。“鱼丽”，古兵阵，见《左传·桓公五年》。“六郡”，据《汉书·地理志》，汉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多出名将。真是将精卒勇，锐不可当。“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这两句是破敌过程的小插曲。“胡笳”、“羌笛”，边地少数民族乐器。“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吴均《胡无人行》），远离中原，北出边关，深入荒漠，羌笛一曲，胡笳数声，未免牵动征战将士的乡思之情。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更见将士对国家的忠良气节。在铺叙紧张的战事中插入“胡笳”两句，文势起伏，回肠荡气，避免了行文的平板，更能打动人心。“骨都”、“日逐”，均匈奴侯王名。“自詟”，自惊慑；“亡精”，丧精亡魄，丢魂失胆。在霍将军的指挥下，击败了匈奴，北伐获得全胜。“自詟”、“亡精”，反衬霍将军的胆威及非凡的军事才能。上一节用“羽书”、“刁斗”，这一节用“胡笳”、“羌笳”，上一节用“飞狐”、“瀚海”，这一节用“骨都”、“日逐”，步步相为映发，相互照应，遣词谋篇用心良苦。

　　“玉门”至篇终，回师后事。“斥候”，今言侦察兵。玉门一带，战火已停。武帝为霍将军营造最好的住宅，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遂传为千古美谈。“万庾积”，言其位尊禄厚;“百行成”，言其才高望重。“玉门”四句，极形容霍将军屡建功勋后受到国家的优宠。天长地久，但是人生短暂；将军虽然功成名就，但享福未多，人已迁化（死时年仅二十四）。“激楚”，楚歌曲;“高台倾”，指霍去病之死。“位登”，“功立”后嵌入“天长”四句，沉郁低回，紧接着又用“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两句振起作结，先抑后扬，顿挫跌宕，情调慷慨激昂，高亢有力。“麟阁”，即“麒麟阁”，在未央宫中，汉武帝获麒麟时作此阁，图画其像于阁，遂名为麒麟阁。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曾图画股肱之臣的形貌，署其官爵姓名于阁，以思其美。此诗借宣帝事，指出骠骑虽然过早谢世，但名雄千古，为后人所敬慕。

　　虞羲作品今存不多，但其诗作在南齐时就以其独特的“清拔”风格受到永明代表诗人谢朓的嗟赏称颂。后人评此诗曰：“高壮开唐人之先，巳稍洗尔时纤卑习气矣”（《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八）；“不为纤靡之习所困，居然杰作”（《古诗源》卷十三），都较准确地指出它与齐梁之际众作不同的特色在于不纤弱，在于高壮有气势。的确，齐梁间诗坛上能结合时事，寄寓作者高怀壮志，昂奋激发人心的诗作并不多见。此诗《文选》归入“咏史”类，篇幅还是较长的，何焯云：“妙在起伏，非徒铺叙为工”（《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由于诗人善于驾驭，避免咏史诗较常见的平铺直叙，写得起伏跌宕。诗中描写边塞的一些语词、典故，多可回味，有的甚至为后代边塞诗所习用。此诗上承鲍照描写边塞的诗作（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下开唐人边塞诗之先，虽然情调尚不及唐人的俊快刚健，但如何焯所指出，实为杜甫《前后出塞》所祖，在边塞诗的发展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