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这是一首抒发思乡之情的小令,借秋夜的月光、桂香、砧声、雁鸣等意象写游子思乡的离愁别恨。全曲通过色、香、声、感,将“秋夜”与“客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情景一体,清丽秀美,口语自然而又有韵律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曲写景主要写动景,月光桂香在随风飘荡,砧声雁声打破了秋夜的沉寂。它们从视觉、听觉、嗅觉上勾起了游子的离愁别绪,描绘了秋夜月色朦胧、桂花飘香的寂静而温情的画面;营造了怀乡的氛围,为抒发思乡情做铺垫。雁鸣可以敲打愁绪,“叫起”“敲残”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离愁写得可闻可感,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游子内心的愁苦。
“月光”“桂香”“砧声”“雁鸣”这些意象,读者再熟悉不过。此曲能从众多写思乡情怀抒旅愁绪的诗词脱颖而出并被后人传诵,不在于选用了新奇的意象,而是得益于高超技法的运用:巧妙对比,极尽曲折。“月光,桂香,趁者风飘荡。”开篇呈现出一幅银辉泻地、微微闻到风中飘荡的桂香的美妙场景。“桂香”在古代多容易引起人的思乡之情,因为“桂”音同“归”,在这里作用是巧妙地衬托出作者思乡的情绪,于自然中入景入情,就好像把愁绪写活了,自己飘到了作者的眼前。漂泊在外的文人士子除了要受风餐露宿、舟车劳顿之苦还有功业未成前途未知的精神折磨。应该说,清风朗月多少能除却作者的颠沛流离的疲乏,稍稍能舒展连日的愁眉。但毕竟,孤身在外,不是金榜高中之时,不是衣锦还乡之时,不是知音相聚之时,所谓“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眼前美景在作者眼中不免静幽清冷,秋风秋月,让作者感到不是清爽畅适,而是寒意袭人。与其对月伤怀,不如回屋休息。乡愁终是一段挥之不去的情感纠葛,并不会随作者安顿而消散,这种愁怀在作者的梦里如约而至。现实中不得归家的作者在睡梦中如愿以偿“梦家山”。作者应有“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的感觉。但天不假缘,恼人无情的砧声雁鸣惊扰了作者的好梦,将其拉回现实。
古诗有以砧声写相思的传统。关于“捣衣”,一说,古时衣服常用纨素一类织物制成,质地较硬,须先置于捶布石上反复舂捣,使之柔软。一说,洗衣时用木杵在砧上捶击衣服,使之干净。无论制衣也好,洗衣也好,女子都藉以传递对在外征战应第或者行商的丈夫的相思。捣衣多在夜晚,是因为白天光线充足,需侍弄田地,烧饭喂猪,捣衣是不需要很强的光线的,利用夜晚月光即可。皓月当空,既照亮家人,也照亮远方亲人。阵阵捣衣之声,更引发作者的乡愁,家乡的妻子此时怕也正在对月伤怀赶制冬衣吧。本是先有天霜(天气变凉),后有砧声,作者却反弹琵琶,说是“砧声催动一天霜”,用语新奇。“一天”即“漫天”,漫天霜既写出秋夜之寒,又写出作者内心透凉。在古代大雁是用来传书的,采用了“大雁”这个意向,用在这里是写归感。大雁的鸣叫本身是不带任何感情的,但是落在作者耳里就带了离愁别绪,叫得人心震荡,一声声敲打着作者脆弱的心,引动带着离愁况味的情,作者对情的打磨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故这雁声让作者意识到候鸟已在归途,旅人归乡日期却无从得知。这夜深人静时的砧声雁鸣不啻惊雷,在作者耳边炸响,敲击寂寞苦愁的内心。外面的世界,月如,夜更凉。而作者身上,“罗衾不耐五更寒”,“夜凉,枕凉,不许愁人强”。再想入梦以成奢。清冷幽静寒气逼人的寂寞世界,只剩下一个愁苦旅人哀伤怀乡。
作者本想一抒寂寞和乡愁,但开篇却从清爽宜人的夜景写起,这与下文作者内心的愁苦哀伤构成一层对比;中间写梦里还乡,以梦中的团聚写形单影只构成第二层对比。两重对比将孤苦寂寞表现的淋漓尽致。作者的情感也多次变化,未置身朗月清风桂相袅袅的夜景应是寂寞;当受桂香涤荡,不免有淡淡的喜悦;这种喜悦随梦里还乡升至顶点,梦中醒来,听到砧声雁鸣,感到夜凉枕凉,情感跌至冰点。一波三折,感人肺腑。
此词作于作者贬谪黄州时期,是他当时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上片写景,下片刻画人物形象,全词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词中所表现的,是作者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词人先写游赏时所见村景,接着才点明词中所写之游赏和游赏所见均因昨夜之雨而引起,抒发自己雨后得新凉的喜悦。这种写法,避免了平铺直叙,读来婉转蕴藉,回味无穷。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林尽头。有耸立的高山。近处竹林围绕的屋舍边,有长满衰草的小池塘,蝉鸣缭乱。在这两句词中,竟然写出了林、山、竹、墙、蝉、草、池塘七种景物,容量如此之大,堪为妙笔。这里呈现的景象,是一派幽狭的气氛。词人身为罪官,才能无从施展,只有过着幽人的生活。这首《鹧鸪天》即若隐若现的表现出他的此种境遇。
开头两句,作者用推移镜头,由远而近,描绘自己身处的具体环境。这所墙院,正是作者的居所。
“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三、四句是说,空中不时有白色的小鸟飞过,塘中红色的荷花散发幽香。
三、四两句,含意更为深邃。意境如此清新淡雅,似乎颇有些诗情画意。芙蕖是荷花的别名。“细细香”,描写得颇为细腻,是说荷花散出的香味,不是扑鼻的浓烈的香气,而是宜人的淡淡芳香。如果不是别的原因,生活在这样的境界中,的确是修身养性的乐土。然而对于词人来说,他并非安于现状,着意流连这里的景致。在这里透过此等画面,便能隐隐约约的看到词人那种百无聊懒、自寻安慰、无可奈何的心境。词的下片作者又用自己的形象,对此作了生动的说明。
下片前三句,是写太阳在即将落山的时候,词人拄着藜杖在村边小道上徐徐漫步。这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但他表现的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呢?是老态龙钟,还是病后的神态?是表现自得其乐的隐者生活,还是百无聊赖、消磨时光的失意情绪?读者仔细玩味,自然会得出正确的答案。
最后两句,是画龙点睛之笔。词句的表面是说:天公想得挺周到,昨天夜里三更时分,下了一场好雨,又使得词人度过了一天凉爽的日子。“殷勤”二字,犹言“多承”。细细品评,在这两个字里,还含有某些意外之意,即是说:有谁还能想到几经贬谪的词人呢?大概世人早已把我忘却了,唯有天公还想到我,为我降下“三更雨”。所以,在“殷勤”两字中还隐藏着词人的无限感慨。“又得浮生一日凉”,是词中最显露的一句。“浮生”,是说人生飘忽不定,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庄子·刻意》篇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苏轼的这种消极思想,就是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又得浮生一日凉”中的“又”字,分量很重,对揭示主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表现词人得过且过、日复一日地消磨岁月的消极情绪。
总观全词,从词作对特定环境的描写和作者形象的刻画,就可以看到一个抑郁不得志的隐者形象。
“洛桥”,一作“上洛桥”,即天津桥,在唐代河南府河南县(今河南洛阳市)。当大唐盛世,阳春时节,这里是贵达士女云集游春的繁华胜地。但在安史之乱后,已无往日盛况。河南县还有一处名园遗址,即西晋门阀豪富石崇的别庐金谷园,在洛桥北望,约略可见。人春日独上洛阳桥,北望金谷园,即景咏怀,以寄感慨。
它先写目中景。眺望金谷园遗址,只见柳条在春风中摆动,婀娜多姿,仿佛一群苗条的伎女在翩翩起舞,一派春色繁荣的好风景。然后写心中情。面对这一派好景,此时只有诗人孤零零地站在往昔繁华的洛阳桥上,觉得分外冷落,不胜感慨系之。
诗的主题思想是抒发好景不长、繁华消歇的历史盛衰的感慨,新意无多。它的妙处在于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所造成的独特意境和情调。
以金谷园引出洛阳桥,用消失了的历史豪奢比照正在消逝的现时繁华,这样的构思是为了激发人们对现实的关注,而不陷于历史的感慨,发人深省。用柳姿舞腰的轻快形象起兴,仿佛要引起人们对盛世欢乐的神往,却以独上洛桥的忧伤,切实引起人们对时世衰微的关切,这样的手法是含蓄深长的。换句话说,它从现实看历史,以历史照现实,从欢乐到忧伤,由轻快入深沉,巧妙地把历史的一时繁华和大自然的眼前春色溶为一体,意境浪漫而真实,情调遐远而深峻,相当典型地表现出由盛入衰的中唐时代脉搏。应当说,在中唐前期的山水诗中,它是别具一格的即兴佳作。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