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两章，脉络极清楚，每章的前二句极写卿大夫的服饰之威和对故旧的侮慢之态；后二句则通过自问自答，表现了原为友人的那位先生的怨愤不平的情绪，而诗句的语气显得“怨而不怒”，很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

　　此诗一开头，描述了卿大夫的服饰，可见，这位卿大夫是一位政治新秀，刚刚步入了从政的圈子。但他很不低调，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立马就显出来了：“自我人居居。”活画出衣服傲慢无礼的神情。但他的故旧老友，虽然没有他的官阶高，但一点也不气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

　　从结构上来看，此诗显得十分简单，艺术上也没有太多的特色，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反复吟咏、反复唱叹、回环往复的手法。这种手法实际上在《诗经》中已相当普遍，有着民歌民谣的风味，从这也正说明了《诗经》与民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该诗中所用的设问和作答的形式，在《诗经》中也时而可见。这种修辞方法作为讽刺或表现一种强烈的情绪是很合适的。

　　这是一首歌咏自然景观的诗，该诗描绘了钱塘江汹涌澎湃的声势。诗人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极力描写潮声之大，水势之猛，写实中渗透想象，描摹形象生动，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最后把钱塘江的滔天巨浪及其排山倒海的不凡气势，想象成是伍子胥充满遗恨，表达了作者对伍子胥充满深深的同情、惋惜与慨叹。

　　首联，紧扣雨中观潮之特点，以雨为背景，突出“涛飞江上台”，为下文进一步描绘钱塘江潮的磅礴声势作铺垫。

　　颔联，以千万匹骏马飞驰而来比喻钱塘江潮震天动地的涛声，以其仿佛席卷着群山奔腾而来比喻江潮不可抵挡的气势，与宋代词人潘阆的词句“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酒泉子》“长忆观潮”）有异曲同工之妙。

　　颈联，将状写潮涌之声势与吟咏弄潮儿的弄潮之气魄结合起来。宋代词人周密的散文《观潮》有一段描写弄潮儿的文字：“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着墨无多，却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弄潮儿披发纹身、手持彩旗、涛头弄潮的情景，令人拍案叫绝。施闰章的这两句诗描写弄潮儿，用语更少，别具一格。它写弄潮儿，却不明言，而以“轻舟”借代。驾驭“轻舟”的正是勇敢矫健的弄潮儿，故写“轻舟”，也即写弄潮儿。不写斯人，而斯人自见，这是其精妙之处。江潮汹涌澎湃，“绝岸愁倾覆”，可“轻舟”偏要投身急流之中，“故溯洄”。这里，诗人未具体描写弄潮之场面，而以“愁”与“故”相对照，突出了钱塘江潮惊涛拍岸的气势，更衬托出了弄潮儿迎潮而上、不畏艰险的气魄，可谓这两句诗的又一妙处。

　　尾联，发诗人观潮之慨。史载，春秋时楚国人伍子胥，其父伍奢、兄伍尚都被楚平王杀 害，他逃奔吴国，先佐吴王阖闾伐楚国，后又佐吴王夫差（阖闾之子）打败越国。最终，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迫伍子胥自杀，并下令将其尸首装入“鸱夷革”抛进江中。后来传说伍子胥怨恨吴王夫差，死后驱水为涛，因而，钱塘江潮又有“子婿朝”之称，诗伟联发诗人观潮之后的感慨，由观潮联想到伍子胥及其传说，为伍子胥的冤死而鸣不平，笔墨焕然，耐人寻味。

　　此文开篇直奔主题，季氏将要对颛事发起进攻，冉有、季路来见孔子，说：“季氏将要对颛事展开军事行动。”孔子回答得很直接，很明显，孔子反对季氏侵略颛事，理由充分，态度也很坚决。听到孔子的质问，冉有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辩护，他说：“是季康子想要发兵，作为家臣，我们也不希望他这样做。”

　　冉有急于为自己开脱，于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季康子身上，但是孔子没有就此作罢，继续说“冉有啊，古时的史官周任有一句话：‘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任职，不能胜任的便不要担任。’站不稳却不扶着，要跌倒了却不搀着，那么扶着瞎子走路的人还有什么用处呢？况且，你的话不正确。老虎和独角犀从笼子里出来了，龟板和玉器在盒子里被毁坏了，这又是谁的责任呢？”孔子引经据典，以两个问句的句式对弟子发出请问，以比拟的修辞方式责备了弟子。在孔子眼中，他的两位弟子没有辅佐好季氏，就是严重的失职。

　　在孔子的责问之下，冉有开始为季康子侵略颛事寻找合适的理由，这一次，孔子不再留情面，严厉斥责道了冉有，孔子明确知道，季氏想要对颛事动武，一定会为自己找一个借口，但他不会被这样的借口蒙蔽。

　　揭穿了季氏讨伐颛事的真相，孔子没有直接地加以痛斥，而是开始论述正确的治国之道，借此来反衬季氏的无道。一席话道尽了孔子的政治理念，彰显了他所主张的礼义制度。

　　孔子最后又将话锋转向两位弟子，此话意在提醒季氏不要贸然行动，否则将会引起鲁哀公的猜疑，进而引发内乱。联系鲁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可知孔子的一番驳斥和规诫具有现实意义。当年，季氏权倾朝野，是鲁国政权的实际掌控者，鲁国国君哀公心有不满，意欲收回季氏的封地以削弱他的权力季氏之所以想要攻占颛事，是为了先下手为强，他担心哀公会联合颛事一起讨伐自己。这样看来，孔子对鲁国的政治形势有着冷静的体察，对季氏的盘算也心知肚明。孔子反对季氏发兵，是为了不使季氏与哀公的矛盾公开化、激化，进而造成国家的内战。孔子批评两位弟子，也是希望他们要以国家的大局为重这篇文章记述了师生之间的一场辩论，篇幅虽然简短，却形象地写出了孔子的义正词严和冉有等人的理屈词穷。对于如何通过对话塑造人物这一文学技巧，这篇文章具有示范意义，是后学者可以学习、模仿的典范之作。

　　这两首诗是情辞并茂的悼友诗。李商隐是一代才人。李商隐的诗辞采精工富丽，韵调婉转，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由于政治宗派斗争的原因，这样的大诗人于病死荥阳后，文坛竟然出奇地沉默，极少有人赋诗撰文来纪念他。现存的当时悼念李商隐的诗仅有两首。这珍贵的两首《哭李商隐》诗出自李的挚友、诗人崔珏之手。

　　第一首诗表达对亡友李商隐的深切悼念，同时赞叹其文学奇才，感慨其不幸的命运遭遇。

　　第二首，崔珏说李商隐有“才”且“凌云万丈”，可知其才之高，而冠以“虚负”二字，便写出了对世情的不平。有“襟抱”且终生不泯，可知其志之坚，而以“未曾开”收句，便表现了对世事的鞭辟和对才人的叹惜。首联貌似平淡，实则包含数层跌宕，高度概括了李商隐坎坷世途、怀才不遇的一生。

　　中间两联，承首联而写“哭”。李商隐有《流莺》诗：“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以伤春苦啼的流莺，因花落而无枝可栖，自喻政治上的失意。崔诗“鸟啼花落人何在”，则用“鸟啼花落”烘托成一幅伤感色调的虚景，唤起人们对李商隐身世的联想，以虚托实，使“哭”出来的“人何在”三个字更实在，更有劲，悲悼的意味更浓。

　　第四句以“桐枯凤死”暗喻李商隐的去世。《庄子·秋水》：“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足见其高贵。这鹓雏即是凤一类的鸟。李商隐在科第失意时，曾把排抑他的人比作嗜食腐鼠的鸱鸟，而自喻为鹓雏（《安定城楼》：“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当时凤在，就无桐可栖，无竹可食。此时竹死，桐枯，凤亡，就更令人悲怆了。此句用字平易、精审，可谓一哭三叹也。

　　“良马足因无主踠”，良马不遇其主，致使腿脚屈曲，步履维艰，这是喻示造成李商隐悲剧的根本原因，要归之于压制人材的黑暗的政治现实。一般人都为此深感悲愤，何况作为李商隐的旧交和知音呢。“旧交心为绝弦哀”，明哭一声，哀得恸切。春秋时，俞伯牙鼓琴，只有钟子期闻琴音而知雅意，子期死后，伯牙因痛失知音而绝弦罢弹。作者借此故事，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对亡友真挚的情谊和沉痛的哀思。

　　尾联作者独运匠心，采用了“欲进故退”的手法，荡开笔触，不说自己的悲哀，却用劝慰的语气说：“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意思是说：莫要悲叹九泉之下见不到日月星三光吧，现在您的逝去，就是送入冥间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文星”啊！这其实既不是安慰亡友，也不是诗人自慰。李商隐潦倒一生，郁郁而逝，人世既不达，冥间不可期。因此说，这只不过是作者极度悲痛的别一种表达方式，是“反进一层”之法。

　　撼动人心的悲恸，是对着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两这首诗就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把誉才、惜才和哭才结合起来写，由誉而惜，由惜而哭，以哭寓愤。誉得愈高，惜得愈深，哭得愈痛，感情的抒发就愈加浓烈，对黑暗现实的控诉愈有力，诗篇感染力就愈强。互为依存，层层相生，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上片写的是梦境。一开头就渲染了一幅有声有色的边塞风光画面：雪、笳、铁骑等都是特定的北方事物，放在秋声乱起和如水奔泻的动态中写，有力地把读者吸引到作者的词境里来。让读者一下子把联想融于作者的描绘之中。中间突出一句点明这是梦游所在。先说是迷离惝恍的梦，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然后才又进一步引出联想——是在梦中的联想；这样的关何，必然是雁门、青海一带了。这里，是单举两个地方以代表广阔的西北领土。但是，这样苍莽雄伟的关何当时落在谁的手里呢？那就不忍说了。那作者为何有这样的“梦游”呢？只因王师还未北定中原，收复故土。这压着作者的心病，迟迟未能解除。作者深厚的爱国感情，凝聚在短短的九个字中，给人以非恢复何山不可的激励，从而过渡到下片。

　　下片写梦醒后的感想。首先描写了冷清孤寂的环境：漏尽更残，寒灯一点，西沉斜照的月色映在窗前。这样的环境，既和清笳乱起、铁骑似水的梦境相对照，又和作者从戎报国、封侯万里的雄心相映衬，使得全词增添了抑扬起伏的情致。梦境中军旅戎马生涯逼真，而现实中理想抱负却是一场幻梦。梦境何等的雄拔，现实却是何等的凄凉。梦内梦外的这种反差和错位，令人顿生英雄陌路之慨。虚实对比，形成巨大反差，凸现了词人的失落情怀。“有谁知”三字，照应“寄师伯浑”的题目，婉转地表示了把对方视为知己挚友的意思。篇末直抒感慨，身虽老而雄心仍在，于苍凉悲愤之中更见豪壮之气，从而振起全篇，激扬着高亢的情调。

　　人老而心不死，自己虽然离开南郑前线回到后方，可是始终不忘要继续参加抗金事业。“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即使是死了，也念念不忘收复故土。如此爱国热情，是多么伟大！梦境和实感，上下片呵成一气，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五十七字中的笔调，具有壮阔的境界和教育人们为国献身的思想内涵。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