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击鼓的声音震响(耳旁),兵将奋勇操练。(人们)留在国内筑漕城,只有我向南方行去。
跟随孙子仲,平定陈与宋(两国)。不允许我回家,(使我)忧心忡忡。
(我却)身在何方,身处何地? 我的马儿丢失在哪里? 到哪里(才能)将它寻觅? 到那(山间的)林泉之地。
一同生死不分离,我们早已立誓言。与你的双手交相执握,伴着你一起垂垂老去。
叹息与你久离别,再难与你来会面。叹息相隔太遥远,难以实现我誓言。
注释
镗:鼓声。其镗,即“镗镗”。
踊跃:双声连绵词,犹言鼓舞。
兵:武器,刀枪之类。
土国城漕:土:挖土。城:修城。国:指都城。漕:卫国的城市。
孙子仲:即公孙文仲,字子仲,邶国将领。
平:平定两国纠纷。谓救陈以调和陈宋关系。
陈、宋:诸侯国名。
我我以归:是我以我归的倒装,有家我让回。
有忡:忡忡,忧虑我安的样子。
爰:哪里。
丧:丧失,此处言跑失。
于以:在哪里。
契阔:聚散、离合的意思。契,合;阔,离。
成说:约定、成议、盟约。
于嗟:叹词。
活:借为“佸”,相会。
洵:久远。
信:守信,守约。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关于这首诗的背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国公子州吁(前人亦称“卫州吁”)联合宋、陈、蔡三国伐郑。另一种是清代姚际恒认为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而被晋所伐之事。今人多以为姚说较为合理。
这是一首怀人词。上片主要写自己,下片侧重李氏。该词由追忆曩昔欢娱更进而遥念李氏此时之孤寂痛苦,写想象中的思妇独处,本由已之处境所生,却反怜惜他人,可见其爱之深,其思之切。该诗转折运用“念”、“想”、“便”及“争忍见”等领头字句,让层次分明,更增词情之美。
词以直抒胸臆开句。
一个“闷”字,点明此时心情,统摄全篇。“无那(nuò)”,犹无可奈何也。“暗数尽”句,一夜之凄迷境况如犹在眼前。“念楚馆香车”句,回忆当年爱情生活,写出“闷”之根源。楚馆、吴溪,指江南昔日曾游之处。香车兰棹,赏心乐目,皆与李氏共之。然而好景不长。少年的风流韵事,转眼都成为愁云恨水。他们由于社会环境所迫,不得不分居两地。“虽富贵,忍弃平生荆布!”(《念奴娇》)可见孝祥当时矛盾和痛苦的心情。“多少愁云恨水!”乃是词人十几年来郁结心中的愁闷和悔恨的倾吐。多少辛酸往事,只有两心暗知,如此点到即止,正说明其不堪回首,难以尽言。
“阵阵回风”两句,描写自己当前处境之凄凉。时近严冬,寒夜萧条,但闻朔风吹霰,呼啸回旋;旅雁宵惊,哀鸣沙际。两句看似写景,实则以景衬情。孝祥起知潭州,原非所愿。曾奏请“于江淮间易一小郡”。他自比为南来的北雁,从一“旅”字可略见其当日心情。如此风雪之夜,由追忆曩昔欢娱更进而遥念李氏此时之孤寂痛苦:“想静拥孤衾,频挑寒灺(xiè,灯花、烛烬),数行珠泪”,一句话,也是“孤灯挑尽未成眠”吧.写想象中的思妇独处,本由已之处境所生,却反怜惜他人,可见其爱之深,其思之切。
词的下片,开始转用思妇口吻。
“凝睇”二字,承上启下,与“傍人笑我,终朝如醉”互为照应,其意味与柳永的“故人千里,竟日空凝睇”(《诉衷情近》)基本相同。“便锦织回鸾”句,用窦滔妻织锦为回文诗以寄其夫的故事,易“文”为“鸾”,取其与下句“鲤”字对仗更工;鸾凤一类字,尤常用于情人之间。从用典上也可证明此词确系怀念李氏之作。
“素传双鲤”,源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本是常用典,在这里却有言外之意。孝祥与李氏为避外人闲话,谅少有书信往来。著一个“便”字,已道出其中苦衷,此时即便能这么做,也无法尽“衷肠密意”了,因为,这毕竟是积累了十几年感情上的欠债!接着,词人又合写双方:一个是“绿鬓点霜”,一个是“玉肌消雪”,彼此都才三十几岁,年未老而人先衰。这正是感情长期受折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十分”,见憔悴程度之深,语带隐痛。
最后说“争忍见、旧时娟娟素月,照人千里”,乍看像是写月,与雪夜情景相背,倘理解作者此时激情驰骋,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则又觉得在情理之中。处此风雪寒宵,自会令人闷损。若在月明之夜,又当如何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见月如见人,还是不能聊以自慰的。旧时明月相照,无论在楚馆,还是吴溪,月好人亦好。此时却不同了,月儿依旧,而人已两鬓斑白,玉肌消损,无复有乐。触景生情,倍添离恨。写月亦即写人,“娟娟素月”,是李氏少年风采的再现,而此时山川远隔,又怎忍见此时月色,千里相照呢?全词如此作结,自然是情思飘逸,有悠然不尽之妙。反复吟唱此词,深觉作者神驰千里,而笔触甚细。
诗人高展艺术想象的翅膀,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自由飞翔。去悬揣对方心理,设想不同环境下的人物心态,都能曲尽其妙。在章法上,上片主要写自己,下片侧重李氏。但每片中又曾涉及双方,或单写,或并列。把情与景、人与事,往日与当前、追忆与设想等等,组织融合起来。转折较大处便运用“念”、“想”、“便”及“争忍见”等领头字句,层次分明,更增词情灵活之美。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即作者在怀念李氏其他几首词中,多有重圆、再见的希望。不仅早期的两首《木兰花慢》里有“鸾鉴分收”、“断魂双鹜南州”及“拟把菱花一半,试寻高价皇州”等句;比这首词早几个月写的《雨中花慢》还说:“犹自待、青鸾传信,乌鹊成桥”。只有此首不再提及,可能作者已经感觉到那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晏殊《玉楼春》词句)。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
此诗以泪为主题,专言人世悲伤洒泪之事,八句言七事,前六句分别言:失宠、忆远、感逝、怀德、悲秋、伤败(朱彝尊批注语)等典故,七八句写青袍寒士送玉珂贵胄。“未抵”二字乃全诗关键,意谓前六句所述古之伤心泪,皆不及青袍送玉珂之泪感伤深重。
前六句所写之事看似情况都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含有诗题的一个“泪”字。首句长门宫怨之泪,次句黯然送别之泪,三句自伤孀独之泪,四句有怀睛德之泪,五句身陷异域之泪,六句国破强兵之泪。程梦星说:“泪至于此,可谓尽矣,极矣,无以加矣。然而坎坷失职之伤心,较之更有甚焉。故欲问灞水桥边,凡落拓青袍者饯送显达,其刺心刺骨之泪,竟非以上六等之泪所可抵敌也。”陈永正《李商隐诗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云:“末两句点出全诗主题。作者把身世之感融进诗中,表现地位低微的读书人的精神痛苦。义山是个卑官,经常要送迎贵客,……此外对令狐綯低声下气,恳切陈情,还是被冷遇,被排斥。这种强烈的屈辱感,好比牙齿被打折了,还得和血吞在肚里,不能作声。……前六句是正面咏泪,用了六个有关泪的伤心典故,以衬托出末句。而末句所写的却是流不出的泪,那是滴在心灵的创口上的苦涩的泪啊!”此诗可谓是诗人感伤身世的血泪的结晶。
李商隐诗用典较多,此诗可谓代表之一。北宋前期诗坛有“西昆体”,刻意学李商隐,其代表人物杨亿、钱惟演、刘筠曾专效此《泪》诗,各作《泪》二首,句句尽用前代感伤涕泣之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