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是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加以任用的，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之苦，以致肌肤消瘦，使他身处贫困之中，使他做事不顺，通过那样的途径来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情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
人常常犯错，这样以后才能改正；内心忧困，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言谈中，才能被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这样，就知道常处忧愁祸患之中可以使人生存，常处安逸快乐之中可以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注释
舜：姚姓，名重华。
发：兴起，这里指被任用。
畎亩：田亩，此处意为耕田。畎，田间水渠。
傅说：殷商时为胥靡（一种刑徒），筑于傅险（又作傅岩，在今山西平陆东）。
举：被选拔。
版筑：筑墙的时候在两块夹板中间放土，用杵捣土，使它坚实。筑，捣土用的杵。
胶鬲：商纣王大臣，与微子箕子王子比干同称贤人。
鱼盐：此处意为在海边捕鱼晒盐。
管夷吾：管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家贫困。
士：狱官。
孙叔敖：蒍姓，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时为楚国令尹（宰相）。本为“期思之鄙人”，期思在今河南固始，偏僻之地称为鄙。
海：海滨。
百里奚：又作百里傒。本为虞国大夫。
市：集市。
故：所以。
任：责任，担子。
是：代词，这，这些。
也：助词，用在前半句的末尾，表示停顿一下，后半句将要加以解说。
必：一定。
苦：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苦恼。
心志：意志。
劳：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劳累。
饿：动词的使动用法，使……饥饿。
体肤：肌肤。
空乏：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穷困。
拂乱：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颠倒错乱。拂，违背，不顺。乱，错乱。
所为：所行。
所以：用来（通过那样的途径来……）。
动：动词的使动用法，使……惊动。
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坚韧。
曾益：增加。曾，通“增”。
能：才干。
恒：常常，总是。
过：犯错误。
然后：这样以后。
困于心：心中有困苦。
衡于虑：思虑堵塞。衡，通“横”，梗塞，指不顺。
作：奋起，指有所作为。
征于色：面色上有征验，意为面容憔悴。征，征验，征兆。色，颜面，面色。
而后喻：然后人们才了解他。喻，知晓，明白。
入：动词活用作状语，在国内。
法家：有法度的世臣。
拂士：辅佐君主的贤士。拂，通“弼”，辅佐。
出：动词用作状语，在国外。
敌国：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
外患：来自国外的祸患。
恒：常常。
亡：灭亡。
生于忧患：忧患使人生存发展。
死于安乐：享受安乐使人萎靡死亡。
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炼篇短文不但立论晰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为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磨子在炼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为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为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炼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炼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炼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炼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磨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磨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为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忧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炼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磨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炼写的是生于忧患。炼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为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炼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忧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晰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晰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为所作为。人是为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炼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炼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炼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炼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为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为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为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炼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炼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炼就是人生的辩证法，炼就是生活的哲理。炼也是磨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为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炼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磨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炼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炼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炼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为炼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炼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为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为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磨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为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炼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全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1、2段）：举例论证人才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造就的道理。（分两层）
第1层（舜发于……举于市）：列举六位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的事例，说明成就大业者都曾经过一番艰苦磨炼。
第2层（故天降……其所不能）：论述人要担负重任，有所作为，成就大业，必须先在思想、生活和行为等方面经受一番艰苦的磨炼。
第二部分（第3、4段）：论述人处于困境才能奋发，国无忧患则往往遭灭亡的道理。点明中心论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分三层）
第1层（人恒过……而后喻）：从正面讲人必须经过挫折、困苦，才能长进和有所作为。
第2层（入则无……国恒亡）：由个人推论到治理国家，进一步论证艰苦磨炼的必要性。
第3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提出本文中心论点，总领全文，解决问题，做结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证明忧患可以激励人奋发有为，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接着，作者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全文采用列举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写法，逐层推论，使文章紧凑，论证缜密；此外，文章多用排比句和对仗句，即使语气错落有致，又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有力地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
文章开头，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艰苦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
然而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反过来，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孟子接着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
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指出：“昌黎（韩愈）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若不‘是’之‘异’，则妄而已。”这种主张，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孟子在提出“生于忧患”这一“是”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它的“异”命题： “死于安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扰。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这是精神上的死亡。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国恒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反一正，一是一异，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既娓娓动听，又给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特别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这一美学创作原则。这亦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
在修辞上，此文也很有特色。《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对于同一论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千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之称雄辩，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便采用了这种句式，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觉得“生于忧患”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历述圣贤面对艰难忧患的正确态度与处理方法，最终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一般说来，铺陈排比的写法，固可造成宏大气势；若处理不当，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其后的汉大赋，由于片面强调了这一特点，往往使人难以卒读。而孟子的这篇文章，虽通篇采用排比句式，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原因在于，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尽量扩充每一词语，尤其是动词的容量。以起首一段为例，共六句话，六个动词，包括一个“发”，五个“举”，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又暗示了人物身份：舜君子，是圣人，他的成功，固然因为尧的赏识，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故曰“发”；傅说等是臣，是贤人，他们的成功，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举”。
如同所有成就辉煌的文人学者一样，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此文写得如此出色，诚为“发愤抒情”的结果。
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秦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秦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秦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秦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
这首诗通过写二人一同出游，一起饮酒，畅谈至深夜的经历，写出作者对元稹的欣赏之情，以及对他们友谊的珍惜之情。诗句短小精悍，情真意切。
从这首诗可以见出，诗人在长安做官的这几年，在交友方面是有教训的，他曾真诚地想结交一些年相若道相近的同辈人，但在政治的风浪中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也曾为了事业、前途而去攀附过一些达官贵人，但人家时不时地给脸色看。正是在诗人处于交友的怪圈时，元稹出现了。
元稹是白居易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同登科，同署官，又有同样的文学观念，他们共同倡导了中唐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史称“元白”，是彼此一生的知己。这首诗写的就是作者与元稹的友情。唐诗中吟咏友情的诗很多，此诗当属其中佳作之一，诗中所谓“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的生活情状，是二人交游生活的生动描绘。只有相知甚深的朋友，才能如此不拘俗礼。这样的生活大有出世之感，充满了一种士大夫式的理想情致。在这样的描写之后，篇末突然一个简括的收笔，点出了二人友谊的实质：“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只有知心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这当是亘古不变的交友之道。
“有节秋竹竿”是全诗的主旨。元稹在后来的和诗中，也拈出此句着笔。这是元白彼此对“孤且直”的赞许，也是元白为人处世做官的原则，足以说明元白的相同志趣及其在当时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