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大约是作者北宋首都汴京留别友人之作。全词以别易会难为主旨，上片写留饮，下片写惜别。

　　开篇写作者满斟绿色的美酒，劝友人暂留，且不要匆匆归去。继而，词中又写作者纵酒高歌，劝友人钧，切切絮絮倾诉离情。这里，用春色、离愁、风雨，构成了一幅离别图：阳春佳月，风雨凄凄，离愁万绪，为下片抒情作了有力的铺垫。“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虽然还是以词家习惯运用的情景交融的手法来描写离愁，但设想奇特，不落俗套，给人以新颖巧妙的感觉。词人设想“春色”总体为“三分”，而其中的“二分”是“愁”，“一分”是“风雨”。这样，此时此刻的“春色”就成了“愁”与“风雨”的集合体。而此处的“风雨”，只是表象，实质上是明写风雨暗写愁。

　　这里写“风雨”，用的就是这种以景写情的笔法。所谓三分春色实际上都是愁。词人用全部的春色来写与挚友分手时的离愁别绪，其友情之深，离别之难，不言而喻。作者用笔，貌轻实重，饱和了作者的全部感情，确实是情景交融、情深意长。苏轼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大约即是从此处脱胎。

　　上片，由举杯挽留写到离别情怀，由外部行动而至内心感情，多为顺笔。下片则转折颇多。过片“花开”两句，紧承上片的离愁别绪，并进一步预写别后的相思。“花开”句，用韩偓《谪仙怨》“花开花谢相思”句意，但作者只写“花开花谢”而不说“相思”，实际上“相思”已包容上片的离愁别绪之中。“都来几许”，是说这种相思总的算来会有多少，由挚友不得长聚而引起的时序更迭、流年暗换的慨叹与迷惘，亦暗寓其中。这两句深化了上片的离愁。但作者马上又冲破了感伤缠绵的氛围，用“且高歌休诉”句一变而为高亢旷达。这是对友人的劝慰，也是作者的自我排遣，表现出作者开朗豁达的胸怀。可是一想到别易会难，明年此际不知能否重逢，心里不免又泛起怅惘之情，使全词再见波折。这首词先写离愁，继而排解宽慰，终写怅惘之情，曲折细致，语短情长。

　　这首词笔法简洁细腻，以女子的口吻，写主人公与情人分别后的相思之情，情极深挚，非至情者莫能道出。写法上，运用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交织，在对花的爱与恨以及对于相思的怕而又不得不相思的矛盾交织中，体现其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幸福的向往。该词化用了范仲淹《御街行》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及李清照《一剪梅》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片从“花”字生发，鲜花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代表着纯真的爱情，并常常被用来比喻美丽的女子。“折花枝”尽管只是写了女主人公的一个动作，但也自然会使人联想到青春少女美丽的面庞及折花枝时的优美姿态，联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唐崔护《题都城南庄》）的艺术境界。“恨花枝”三字接得突兀，词人着一“恨”字，准确地刻划了折花人心灵深处的悲苦，这首词即以盈盈春色反衬人的失意。“准拟花开人共卮，开时人去时”，令人仿佛看到折花人流下相思泪，含情凝睇着伊入离去的方向。女主人公本来打算同恋人在花开时节共同饮酒赏花，可是花开之日却是人去之时，离愁既生，迁恨于花枝也是必然的。其实“花枝”并没有什么过错，“恨花枝”，说到底就是恨自己的恋人，本来说好的事情，为何能轻易违约匆匆离去。不过，这“恨”中也包含着爱的成份。

　　下片紧承上片意脉，娓娓道来，生动地写出自己的刻骨相思。这“相思”二字所包容的巨大能量，曾使古今中外的多少有情男女愁苦不已，损心伤神。回想昔日花好月圆共饮时，湖边柳下细和语，卿卿我我蜜意时，女子惧怕孤独、不甘寂寞， “怕相思，已相思”将女主人公怨恨、思念、爱怜的感情，细腻、逼真地表达出来，直抒胸臆。但“怕”又有何用，谁能摆脱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但当心里有了“相思”的想法时，就已经在相思了。“怕”和“恨”连起来，正是白居易所描绘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同义语。对一位感情丰富，情窦已开的女子来说，“恨”是“爱”的折光·，“怕”是“恋”的延伸，相思之苦，难遣胸怀。“轮到”，表明主人公过去还未曾品尝过相思之苦，正因为是初尝，才更能体会到相思是那样的折磨人，纠缠人，让人没法回避，无法推辞。心中所思，形诸面容，“眉间”自然会“露一丝”，这“一丝”凝聚着主人公对恋人的无限深情与怀念，其中有恨，有爱，有失望，有希望，有痛苦，有幸福，个中滋味难以表达。以“丝”谐“思”，采用民歌抒情惯用手法，清新含蓄，娇态可怜。

　　该词上片写实记事，下片抒情展怀。上下片虚实结合，相映相衬，情味浓郁，完美地塑造了一位多情女的形象。上下片打头的两个三字句，有很别致的形式：第二，三两字相互重复，句首第一字相互对照。例如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思悠悠，恨悠悠”，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君泪盈，妾泪盈”，俞彦这首词颇具匠心地借助了这种形式上的奇突。“折花枝，恨花枝”和“怕相思，已相思”，前者是心理与行为，后者是心理与情势的比照和冲突，两者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出词的主旋律——情绪上的双重体验（眷恋与痛苦），由此超越了语言结构的外壳，成为构成作品内在完整的有机因素。

　　此诗通过对仲夏时节，诗人闲适生活的描述，表达了诗人安贫乐道，恬淡自甘的心境。诗的前四句写景，堂前林木茂盛，所以虽时至仲夏，堂上仍很清凉。南风不时吹来，拂动着我的衣襟。这几句把诗人在炎热的仲夏，坐在阴凉的堂前，悠闲舒适的情态刻画出来。

　　此诗最大的特点是平淡冲和，意境浑成，令人感到淳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通篇展现的都是人们习见熟知的日常生活，“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曾《诗谱》）虽如叙家常，然皆一一从胸中流出，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因而使人倍感亲切。无论写景、叙事、抒情，都无不紧扣一个“乐”字。你看，堂前夏木荫荫，南风（凯风）清凉习习，这是乡村景物之乐；既无公衙之役，又无车马之喧，杜门谢客，读书弹琴，起卧自由，这是精神生活之乐；园地蔬菜有余，往年存粮犹储，维持生活之需其实有限，够吃即可，过分的富足并非诗人所钦羡，这是物质满足之乐；有粘稻舂捣酿酒，诗人尽可自斟自酌，比起官场玉液琼浆的虚伪应酬，更见淳朴实惠，这是嗜好满足之乐；与妻室儿女团聚，尤其有小儿子不时偎倚嬉戏身边，那呀呀学语的神态，真是天真可爱，这是天伦之乐。有此数乐，即可忘却那些仕宦富贵及其乌烟瘴气，这又是隐逸恬淡之乐。总之，景是乐景，事皆乐事，则情趣之乐不言而喻；这就构成了情景交融，物我浑成的意境。诗人襟怀坦率，无隐避，无虚浮，无夸张，纯以淳朴的真情动人。读者仿佛随着诗人的笔端走进那宁静、清幽的村庄，领略那繁木林荫之下凉风吹襟的惬意，聆听那朗朗的书声和悠然的琴韵，看到小康和谐的农家、自斟自酌的酒翁和那父子嬉戏的乐趣，并体会到诗人那返璞归真、陶然自得的心态。

　　这首诗用的是白描手法和本色无华的语言。全诗未用典故，不施藻绘，既无比兴对偶，亦未渲染铺张，只用疏淡自然的笔调精炼地勾勒，形象却十分生动鲜明。正如唐顺之所评：“陶彭泽未尝较音律，雕文句，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答茅鹿门知县》）当然，这种“本色高”，并非率尔脱口而成，乃是千锤百炼之后，落尽芬华，方可归于本色自然。所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只有“大匠运斤”，才能无斧凿痕迹。本色无华，并非质木浅陋。试看首二句写景，未用丽词奇语，但着一平常“贮”字，就仿佛仲夏清幽凉爽的林荫下贮存了一瓮清泉，伸手可掬一般，则平淡中有醇味，朴素中见奇趣。又如“卧起弄书琴”，“弄”字本亦寻常，但用在此处，却微妙地写出了那种悠然自得、逍遥无拘的乐趣，而又与上句“闲业”相应。再有，全诗虽未用比兴，几乎都是写实，但从意象上看，那蔼蔼的林荫，清凉的凯风，悠悠的白云，再联系结尾的“怀古”（怀念古人不慕名利的高尚行迹，亦自申己志），不可能与诗人那纯真的品格，坦荡的襟怀，高洁的节操，全无相关、全无象征之类的联系。这正是不工而工的艺术化境之奥妙所在。所以苏轼评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刘克庄说它“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系灼见。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是一首咏月词。

　　开篇“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以问句起。这份奇丽“月上柳梢头”的景象恰是躺柳下“藤床”纳凉仰看天宇者才能产生的幻觉：“翠柳”伸向天空，而“明月”不知不觉便出现了，如同被推上去一样。加之月夜如水一般的凉意，更会引起美妙的幻想，于是纳凉赏月的词人飘飘然“飞入瑶台琼阙”。“雾冷笙箫”以下写词人凭幻想飞入月宫后所闻、所见及所感。这里雾冷风轻，隐隐可闻“笙箫”，和仙子的“环佩”之声，大约她们正随音乐伴奏而飘飘起舞吧。然而“玉锁”当门而“无人掣”，说明月宫清静，不受外界干扰，原本打算寻声暗问的词人不觉感到怅然。回顾天空，是“闲云收尽”，海光与月光交映生辉，炼成一片令人眩惑的景象。

　　过片：“谁信有药长生？”则针对关于月宫的传说，抒发自己的见解。据说有玉兔捣药，这药可以使人延寿的。然而“长生”的念头，只不过是世俗的妄想。月中，只有“素娥新炼就”的“飞霜凝雪”而已，并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词人看来，人间那些“打碎珊瑚”之类的夸豪斗富之举，远比不上赏玩月中枝叶扶疏的仙桂来得超凡脱俗。“打碎珊瑚”出于《世说新语。汰侈》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这里信手拈来，反衬月中桂树之可爱，自然惬意。作者通过如此清空的笔墨，勾画出一个美丽、纯洁、没有贪欲的境界。这里，他两袖清风，“满身清露，冷浸萧萧发”，感到凡心洗尽，有脱胎换骨之感。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月下的梦，尽管美丽动人，却又无从对证，只能自得于胸怀，不可为俗人说。故结云：“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深沉的感喟和对尘世的深切厌倦见于言外。

　　这首词写藤床上神游月宫之趣，其间融入了月的传说，其境优美清寂，塑造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似乎有意与充满烽烟势焰的人间对立。故前人或谓其为“不食烟火人语”。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