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鼠》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承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诗经》中写到“鼠”的有五首(《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通癙,未计),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鼠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卫国“在位者”作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刺的“在位者”是谁,所刺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卫国的史册,在位者卑鄙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州吁弑兄桓公自立为卫君;宣公强娶太子伋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伋;惠公与兄黔牟为争位而开战;懿公好鹤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立,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之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反复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足,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且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诘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你看这黄鼠还有皮,做人怎能没威仪。做人如果没威仪,为什么不早早死去?
你看这黄鼠还有牙齿,人却不顾德行。人要没有德行,不去死还等什么。
你看这黄鼠还有肢体,做人反而不守礼。做人如果不守礼,为何不快快死去?
注释
,为什么不早早死去?
止:假借为“耻”,郑笺释为“容止”,也可通。
俟:等。“不死何俟”为“俟何”宾语前置。
体:肢体。
礼:礼仪,指知礼仪,或指有教养。
胡:何,为何,为什么,怎么。
遄:快,速速,赶快。
《相鼠》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承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诗经》中写到“鼠”的有五首(《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通癙,未计),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鼠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卫国“在位者”作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刺的“在位者”是谁,所刺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卫国的史册,在位者卑鄙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州吁弑兄桓公自立为卫君;宣公强娶太子伋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伋;惠公与兄黔牟为争位而开战;懿公好鹤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立,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之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反复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足,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且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诘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
这是一首讽刺诗,其讽刺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白虎通义·谏诤篇》承此说。
秦观和苏轼这对师生在落难中相会,却没有一丝相逢的喜悦。相向无言,愁容满面,两鬓苍苍。他们或许已经预感到“后会不知何处是”,也许今生无望!所以只有一再劝酒:“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词中弥漫着一股凄凉的气氛。
起句“南来飞燕北归鸿”,套用古诗句式,作为比兴,似乎有点喜,但接下去说:“偶相逢,惨愁容。”可见二人相见之初,即愁容满面。他们远谪南荒,历尽艰辛,自然容颜憔悴,十分愁苦。此刻贬所逐步内徙,虽是好事,但并未带来欢悦,他们仍有重重顾虑,甚至都自作了挽词和墓志文,准备一死。“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涵盖面极广,从青年时代,一直写到老年。此时,政治上的无情打击,已断送了他们的前途,断送了他们的青春,所以他们觉得老了,成了“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三句,尤其沉痛。在别后的六年中,二人罪名一再增加,贬所不断迁徙。这中间,该有多少苦楚,然而作者仅用“无限事,不言中”六字概括,非不言也,是不能也。北宋森严的党禁,于此可见一斑。
词的下阕,乃写饯别。当时雷州,地处蛮荒,经济十分落后,在迁谪中的秦观能够备酒为乃师饯行,已属不易。“小槽春酒滴珠红”虽然用典,但出语自然,形象逼真,更兼词人殷勤劝酒,倍觉感人。“莫匆匆,满金钟”六字,写出了当时迁臣所处的环境,一边有部使者(犹后世的监差)在旁,王命不可延迟,苏轼要匆匆上路;一边是秦观借酒挽留,哪怕是多留一会儿也是好的,师生情谊,何其深永。“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一句用比喻,化用李煜、柳永词成句,非常恰切,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三句,以景结情,蕴含深远。苏轼西去廉州,关山远隔,前途未卜,秦观不由地担起心来。此刻他望着烟雾腾腾的江面和重重叠叠的暮云,怅然出神。虽未言情,而无限深情,自寓景中。
所谓“形胜地”,指的是“锦水居止”内外的形胜之地。就成都草堂本身的形胜看;它位置在“万里险西”与“百花潭北”之间,这一方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万里之行,始于今日。”诸葛亮对费祎的送行辞似乎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勾起对民间习俗的雅兴,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往于浣花溪边,尽情游宴。草堂的“柴门”前是不是停泊过东吴的客船,那“面水层轩”有没有反映着西山的雪影,看看那些“经霜老树”:童童青盖的“倚天柟树”、浓荫铺地的桤木、疏柯昂藏的苍松,等等,莫不洋溢着豪纵自然的风光和峻峭挺拔的气势。
其实,对草堂形胜的描绘,杜甫写《怀锦水居止二首》之前,曾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即《绝句三首》其二云: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王嗣奭说: “言草堂形胜,又思留住。”仇兆鳌亦说: “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可见这块形胜之地,很值得“居止”。不过,在这诗里,王嗣奭也有未弄清之处: “但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水槛亦不相及,不解所谓”(《杜臆》卷之六)。其所以“不解”,就在于他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草堂形胜,没有看到与之相连属的其他形胜之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杜甫具有“视通万里”的创作本领,善于在相距遥远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牵线搭险,塑造一个又一个的立体浮雕。这里,诗人巧妙地不仅把草堂形胜与成都形胜挂钩,同时又与蜀中一些形胜之地连在一起。水槛与温江相距不过“四五十里”,而“锦水居止”与之“相及”的就更加辽阔了: “西山白雪”与“锦城曛黄”遥遥相映, “巫峡水”与“锦江波”千里来相会。这是绝妙的蜀中形胜图。杜甫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形胜地”,其一的首二句揭示了严峻的重大因素。玄宗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历史由统一进入了分裂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一些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吏,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不息,使人民处于一场浩劫之中。蜀中也不例外。
前人多认为:杜甫因崔旰乱蜀而怀思草堂。这是不错的。不过,倘若从诗中提到的“军旅”、“天险”、“雪岭”、“锦城曛黄”等句看,所谓“风尘战伐多”,显然不仅针对崔旰之乱而言,可以说此句概括了杜甫入蜀后所遭遇的各种战乱,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例如,宝应元年(762年)年诗人在成都草堂写道: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广德元年(765年)十月在阆州写道: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街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永泰元年(765年)在云安写道: “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射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跟《怀锦水居止二首》同时同地所作的《将晓二首》其一云: “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边。”《杜诗详注》引黄鹤说:“‘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山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所谓“常小梗”与“战伐多”,正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此外,“常小梗”的“梗”,还应包括吐蕃。据《唐书·郭正一传》:“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梗寇指强悍的吐蕃,所以赵次公解释“天险”为“忧吐蜀能犯蜀之险也”,解释“雪岭”为“吐蕃中山”(《九家集注杜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观此可知,那些形胜之地面临如此频繁的各种战乱,使诗人牵肠挂肚。 “雪岭白”和“锦城黄”在诗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杜甫对草堂有过多次的怀念。避乱梓州时,他深恐草堂遭到焚毁,焦虑着绿竹和小松难以成长;一旦战乱稍有平息,便在重返草堂途中,想象着如何过几天安定的生活。而这最后一次在云安的怀念,又比前几次的怀念内涵更加深刻得多;诗人似乎察觉到:日趋没落的唐帝国,对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已经难以控制了。蜀中“形胜地”无日不在战乱中受到严峻威胁。 “回首”固然“茫茫”,深重的灾难却依然蔓延。杜甫对草堂的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居止”的依依眷恋,同时是对其他形胜之地的衷心爱护,这是诗人从另一角度来倾吐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