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借赞扬古代贤明之士来表达对同情者的仰慕之情。 “徐邈能中酒圣贤”，是隐喻徐得之的直言相谅，秉性修甚，颇有徐邈能识酒的清浊（世道清浊），醉而不问公事的洒脱气质。“刘伶席地幕青天”，是隐喻刘唐年隐居乡间，简从陋出的生活和贤明放达的性格，如同“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屋无室庐，幕天席地”的旷达胸怀。“潘郎白璧为谁连”，是隐喻诗人潘大临与挚友的友善。两者分离，苏轼发出“潘郎白璧为谁连”的哀叹。苏轼有意将古之徐、刘、潘三贤才与今之徐、刘、潘三贤才同姓偶合，为的是表达苏轼向慕贤明，追求旷达的处世观。
下片，直抒欲回朝不成，真做隐士又无奈的仕宦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点明苏轼目前的“无可奈何”的政治处境和“新白发”的衰老生命。苏轼离开黄州友善的人后感到寂寞孤独。即是死后，不如归葬于家乡的青山秀水边。这是苏轼视死如归的坦荡的生死观。“恨无人借买山钱”，进一步写自己欲回朝不得，欲隐居不能的无奈愁绪。一个“恨”字道出了这种只能退步、安居现状的随缘心态。
全词，运用三个历史人物来隐喻三个现实人物，再由三个现实人物而联想到苏轼自己的政治处境与适应心境，可谓借古喻今的绝妙构想。文字含蓄精练，蕴涵着丰厚的思想情感，是苏轼感旧词作中的佳作。
这首令词，是作者前期的作品。李珣共有《南乡子》词17首，描绘南国水乡的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民歌风味。这是其中的一首，写的是南国水乡少女的一个生活片断，写春女游莲塘，触景生情，相与戏谑，煞是动人。
前三句：“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写春女漫游莲塘。
春日里，芰荷满塘，碧水渌波，晴空夕照，景色融融。一群少女乘坐着彩饰华丽的游船，悠然地荡着桨儿，信船而游。她们陶然自乐，和棹而歌，一派优雅静谧的气象，令人沉醉。无意之中，那悠扬的歌声惊动了莲叶间沉睡的鸳鸯。这一来，则打破了那宁静的局面，勾起了春女们的绮思遐想，逗出无限情趣，引出了下文。
常言道：哪个少女不怀春！后三句正是游女们触景生情、敞露春心之态。
“游女带香偎伴笑”一句，紧承“惊起睡鸳鸯”而来，工笔绘出一幅少女喜春图。游女们惊动了结伴而居的鸳鸯，而鸳鸯又震颤了少女的春心，憧憬着幸福的爱情。“带香”也者，给人以“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的感受，是对妙龄少女的真实写照。她们看看眼前偶居不离的鸳鸯，想着心上的人儿，彼此心照不宣，只是依偎在女伴身上出神，凭借着嫣然倩笑，流露出心底里的柔情蜜意，散发出少女的幽香，沁人肺腑。
沉浸在追味甜美爱情之中的少女们，一个比一个地娇羞艳丽，在一首短短的小词中，不允许逐个描状。亏作者想得出“争窈窕”一句，尽写出怀春少女的娇美。给读者留下无穷想象，
少女们的异样情态，可能引起了其他游人的注目，觉得难以为情。她们羞中生智，急忙从水中采摘下一片圆圆的荷叶，以遮挡夕阳的照射为防身，避开游人的围观，只自己消受那向往爱情的甜蜜滋味儿。“竞折团荷遮晚照”一句，既刻画出少女们活泼的举止，也揭示出她们害羞的神态。灿烂的阳光、绽绿的团荷与羞红的脸庞构成了一幅鲜亮美妙的画面。
这首小令，绘出一幅活泼俏丽的风俗画，卷面绚丽而明快，状景则景致秀美，状人则形神兼备，更兼妙语传神，丽而不妖，艳而能质，颇得民歌韵味。
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