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本篇选自《白居易集》。长庆二年(822)至四年,作者任杭州刺史。这篇题记即作于长庆三年(823)八月十三日。作者以杭州现任长官身分赞扬前任长官修筑胜景,旨在阐发山水佳境有益身心、陶冶性情的美育作用,符合教化。所以他不对冷泉亭本身作具体描写,而是强调杭州、灵隐寺本属形胜,指出冷泉亭的位置选择得很好,集中抒写在冷泉亭所感受的情趣和所获得的启发。它结构简洁,层次清楚,夹叙夹议,重在议论,而论从景出,情理交融,读来富于情致和理趣。尤其是第二段从冷泉亭春日夏夜的情趣,写到它在山下水中的地位所具有的形胜和情怀,以及坐卧其上的异趣,然后归结于情操的潜移默化,有情有景,有理有致,清婉美净,娓娓动听,有条不紊,确属一种优美的游记笔墨。这篇题记虽然得体地赞扬了前任的政绩,却更富游记的情趣,而对美好的山水风景给人以健康的情操熏陶,作者的见地显然至今仍是有所教益的。
文中所说"五亭"1.虚白亭是 相里君 造的 2.候仙亭是 韩皋 造的 3.观风亭是 裴棠棣 造的 4.见山亭是 卢元辅 造的 5.冷泉亭是 元藇(xu)造的
这首词写作者夏日游览颍州西湖的情景。上片抒写游湖之乐,下片描写夕照之美。
此词写夏日生活小景,由两个内容不甚相关的画面组成,而联系这两个画面的线索是时间,一个在白昼,一个在傍晚,还可能是同一个人物。
上片是游湖之乐。游船在湖里飘荡,船上设有精美的筵席。有“红粉佳人”,她的身份或者是佐酒的歌女,或者是主人;有“白玉杯”,夸饰筵宴的华贵。一阵阵清风吹拂着荷叶,送来一阵阵荷香,也送来一阵阵欢快的笑声。碧水蓝天,环境优美;欢声笑语,气氛松快。这是令人难忘的清夏游赏之乐,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皆具了。下片描写的是夕照之美。突出在镜头前的主景是“楼台”。这楼台有斜桥曲水环绕着,有轻烟细棹之中的草树掩映着,幽美而又宁静。这是在夏季里,倏忽而至,骤然而止,是夏棹的特点。“夕阳”句正是写阵棹初霁,一抹夕阳照进闺房床头的画屏。画屏顿时明亮起来,屏上的山水花鸟熠熠生辉,生气勃勃,格外美丽,也给闺房增添了许多温馨。闺中人的形象则在影影绰绰之间。
全词运用明丽的辞藻、独特的构思写夏景,别具一格。“夕阳”句尤富想象力,余韵无穷。
这是一篇借物托讽的文言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猎状企图用竹管吹奏出鹿鸣的声音来诱杀鹿,结果招来了其他野兽,最后被熊吃点的故事。主要是讽刺那些没有真正本领却只凭侥幸混日子的状,并直接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文生动的故事与严肃的立论两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个状本领不够,却怀着侥幸的心理,想着依靠华而不实的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状格化,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文中出现了形象,有鹿、貙、虎、熊,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熊是猎状的主要敌状,所以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状立,绝有力而甚害状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作者对其专长也进行了交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及由此而生发、展开。猎状吹竹为鹿鸣,本来是想要猎鹿,但结果与想法相反,先引来貙,吹作虎吼以惊貙,又引来了虎;作熊叫又引来的熊,弄巧成拙,猎状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熊撕碎吃掉。
猎状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完全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状。
整篇文章的寓意很深刻,主要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缺少真本领的状。这种状虽然能依靠欺骗手段蒙混一时,但在紧要关头,难免原形毕露,害了自己。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寓言也暗示着对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讽刺。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日趋膨胀,朝廷为了牵制那些跋扈的强藩,就有意识地扶植另一些节度使,企图以藩制藩。结果是甲藩未平,乙藩更强,对中央的威胁更为严重。柳宗元不赞成“以藩制藩”论,此文末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的告诫,道出此文的寓意,讥讽唐统治者不修内政、依赖外力的各种政策的弊害,隐喻朝廷如不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做法,必将招致像文中猎状一样的覆灭命运。
这篇寓言是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