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的主旨，历代学者看法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毛诗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官人”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意谓善于选取人才并授以适当官职。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曰：“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谓‘文王能官人’，差些，盖袭《左传》释《卷耳》之说。”“作士”一语直接取自此诗的“遐不作人”。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朱熹《诗集传》：“作人，谓变化鼓舞之也。”概而言之，即为培育造就人才及鼓舞振作人心。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大异，小序着眼的是前三章，故得出“官人”的结论，姚氏着眼的是后二章，故得出“作士”的结论。“官人”也罢，“作士”也罢，都离不开周王的盛德。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除第二章外，其余四章均以兴为发端，这在《大雅》中是罕见的。
首章以“棫朴”起兴。毛传释曰：“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此是将棫朴喻贤人。而《诗集传》释曰：“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意为灌木茂盛，则为人所乐用，君王美好，则为人所乐从。此是将棫朴喻君王。毛传释兴，每每孤立地就兴论兴，所以兴与下文的关系往往显得牵强附会。朱熹释兴，总是将起兴句与被兴句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合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定义。就此章而言，朱熹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首章是总述，总述周王有德，众士所归。而士分文、武，故二、三篇又分而述之，以补足深化首章之意。
二章四句皆为赋。前两句“济济辟王，左右左璋”承上两句“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而来，而又启出下两句：“左璋峨峨，髦士攸宜。”“璋”有二解，一为“牙璋”，发兵所用；一为“璋瓒”，祭祀所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左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据此，此章则与下章一样，均与武士有关。但马瑞辰注意了下章的“六师”而疏忽了此章的“髦士”。“髦士”在《诗经）中凡二见，另一为《小雅·甫田》中的“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的髦士肯定为文士（多以为是田畯，即农官），故此诗恐亦不例外。所以璋还是训“璋瓒”为好。
三章以“泾舟”起兴。朱熹《诗集传》以为舟中之人自觉划动船桨实喻六师之众自觉跟随周王出征，云：“言‘淠彼泾舟’，则舟中之人无不楫之。‘周王于迈’，则六师之众追而及之。盖众归其德，不令而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文王征伐，六师扈从，有似烝徒楫舟，则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见。”齐诗根据此章末两句“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而断定此诗是言文王伐崇之事，后人多有从之者。其实以诗证史可信，以史证诗难信，况且把诗中所言一一坐实并无多大意义，所以还是把此章看作泛言为好。
如果说前三章是以众望所归来烘托周王的话，那么后两章则转为直接的歌颂了。
四章以“云汉”起兴。郑笺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诸家多认为“云汉”乃喻周王。末句“遐不作人（何不培养人）”虽是问句，实则是肯定周王能培育人。严粲《诗缉》云：“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类似的用法还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末章的兴义较难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曰：“追之琢之，则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则所以美其质者至矣。勉勉我王，则所以纲纪乎四方者至矣。”他还在《诗传遗说》中补充道：“功夫细密处，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线索内牵著都动。”他答人问“勉勉即是纯一不已否？”又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二者合而言之，也就是说：精雕细刻到极致，是最美的外表，纯金碧玉到极致，是最好的质地，周王勤勉至极，有如雕琢的文彩和金玉的质地，是天下最好的管理者。如此释诗，似太迂曲，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前两句视作兴，他们认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其”指的就是周王，意谓周王既有美好的装饰，又有优秀的内质，而又勤勉不已，所以能治理好四方。
这组诗的第一首，写侠少的欢聚痛饮。
“新丰美酒斗十千”。是说新丰出产的美酒十分名贵，一斗酒价值十千钱。新丰，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新丰镇，古代那里盛产美酒。斗酒十千，使用这个数目字，目的在于强调酒的名贵，为下文的“咸阳游侠”作映衬。
“咸阳游侠多少年”。意思是说：咸阳城里的游侠们多半是青春少年。咸阳，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秦朝时曾作国都，这里实际是以它代指唐朝京都长安。游侠，古时候称那种重义轻生死、勇于救人危难的人为游侠。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游侠都是英雄豪杰，倍受尊重和赞扬。作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纵死犹闻侠骨香”，说即便侠客死了，他们的骨头也是香的。可见侠客的社会地位之尊贵。作者特别地点出“少年”二字，写出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英雄，这些少年游侠在“新丰美酒”的映衬下，越发显得豪纵不羁，风流倜傥。
“相逢意气为君饮”。意思是说：这些少年侠客偶然相逢，为彼此的意气所感动，都愿意为对方干上一杯。“意气”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仗义疏财，除暴安良，轻生重义，都是侠客们所注重的意气。这句把饮酒的性质强调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取乐而饮酒，而是为了彼此的侠义行为而庆功；他们不是熟人聚会而饮酒，而是偶然相逢，一见倾心，便不惜花费重金买酒，相互勉励。这句诗把少年侠客的精神世界揭示得十分鲜明，足以令人敬慕。
“系马高楼垂柳边”。意思是说：他们把自己的高头大马，拴在那高高酒楼前的垂柳旁边。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走上了酒楼，把“为君饮”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这句景物描写不仅勾画出酒楼的风光，而且对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写“马”，烘托出少年侠客的奔放、刚健；写“高楼”，烘托出少年侠客的豪迈气概；写“垂柳”，则烘托出少年侠客的风流、飘逸。可谓一箭双雕。
这首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者注意选用一系列美好的形象，如美酒，游侠，骏马，高楼等，构成画面，洋溢着一种昂扬振作的精神，具有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第二首，写游侠的出征边塞。
这首诗里所说的“仕汉”“骠骑”，以及下面两首诗里出现的“五单于”“汉家君臣”等，都是借汉事喻唐，这在唐诗中几乎是习闻熟见的惯例。这里说少年委身事君，入仕之初便担任了羽林郎的职务。由于羽林郎宿仗卫内、亲近帷幄，地位十分重要，故非一般等闲之辈可以入选。《后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由此即可见一斑。骠骑指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曾多次统率大军反击匈奴侵扰，战功显赫。少年报国心切，一心想效功当世，一旦国家有事，便毫不犹豫地随军出征。边关是遥远荒寒的，沙场的搏杀更是出生入死，而主人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和曹植的《白马篇》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少年英雄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曹诗通篇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加以客观的描述和赞颂，这里却借少年自己的口吻直抒胸臆：第三句以自诘的口气反挑，使文势陡起波澜，末句则以斩截之语收束，而“孰”“不”“纵”“犹”等虚词的连用，又在接二连三的转折中不断加强语气，活脱地传达出少年从容朱毅的神情和义无返顾的决心。这种借顿挫的用笔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不仅很有力度，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游侠“意气”的内涵。
第三首，写少年的勇武杀敌。
诗人将主人公置于孤危险恶的战争情势之中。“虏骑千重”指敌人大军压境，形成包围之势；“众敌酋倾巢出动，来势汹汹，企图以优势兵力取胜。而少年以“一身”对“千重”之敌，竟能左右驰突于敌阵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且能擒贼先擒王，将凶蛮剽悍的敌酋“纷纷射杀”，其过人的胆略和武艺已分明可见。这里把少年写成孤胆英雄，意在突出他的勇冠三军、战功卓著。诗的一、三两句，以特写镜头为少年英武矫健的身姿写照：“擘两雕弧”言其多力善射，能左右开弓；“偏坐金鞍”言其鞍马功夫娴熟，能在疾驰的马背上自如地变换各种姿势；“调白羽”则是善于在运动中瞄准目标，箭无虚发。
二、四两句，从对方着笔来反衬少年的艺高胆大。敌我双方的力量愈是悬殊，也就愈能表现主人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气概，又正来自于其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这样，这首诗就和上一首彼此呼应，并为下一首写功高不赏张本。诗中所出现的雕弧、金鞍和白羽，均是以着色之笔略加点染，本来是爱其人而及其物，这里的物又为人增色，人与物原不妨是互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盛唐诗人每喜表现尚武精神，如李白自称“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杜甫自述“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壮游》）王维则称赞他的一位族弟说：“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送从弟蕃游淮南》）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诗中理想形象的现实依据。
第四首，写游侠的功成无赏。
上一首诗既已写到少年游侠的勇却群敌，那么这一首写朝廷论功行赏，他也理应是受奖的主角了。诗的前三句，极写庆功仪式的隆重和气氛的热烈：君臣欢宴、云台论功、天子临轩、封侯赐爵，正当期待中的主角出场时，领赏者却突然变成了“将军”。
这里的“将军”和第二首“初随骠骑战渔阳”里的“骠骑”当是一人，指军中的主帅。“将军佩出明光宫”，也即李白《塞下曲》其三所云：“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意谓受皇帝宠信的权贵坐享其成而血战的勇士反遭冷落。诗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反复渲染，到头来却翻作他人；而活跃在前三首诗里的主角被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局外。这种欲抑故扬的艺术处理，使诗中的不平之鸣得以强有力的表现，这里再加申说反而是多余的了。
王维的《少年行四首》，以浪漫的笔调讴歌了豪荡使气、舍身报国、崇尚事功和功成不居的任侠精神，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笔下的少年游侠形象，和盛唐其他诗人创造的形象一样，实际上是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这四首绝句独自成篇，各有侧重，但又蝉联而下，互相补充和照应。用笔或实或虚，或显或隐，舒卷自如，不拘一格，成功地谱写了一支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旋律的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