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这首散曲表达了作者对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的讽刺与激愤，同时还流露出了作者对仕途的高不可攀的无奈与悲哀之情。
“弄世界”用现在的习语来说，就是闯世界，在社会中立定。一个“弄”字，含有操纵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意味，当然要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了。但是，要周旋应付人生，立于不败之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机关识破”，人家阻挠了自己的企图，一切所做的努力也就白费了。从曲文的下句来看，作者对于所来到的这个“世界”的要求，不过是取得些许功名，干出一番事业。作者将自己的这种愿望和努力用上“弄”、“机关”的贬性词语，是一种自嘲和激愤，同时也表现了在一个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里，世途所充满的险恶艰难。“叩天门”本来是踌躇满志，结果却是“意气消磨”，立身扬名所遭受的挫折可想而知。前一句是反说，这一句是正说，领出了下句中的“人潦倒”。起首的这一联冷峭而悲凉，佗傺失意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句加重了这种自叹的意味。这一句将人的“潦倒”与青山的“嵯峨”绾联在一起，看似无理，却以这种兴象的“无理”显示了感情的强烈，以至不自禁地移情于无情之物。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就运用了这种移情手法。在该曲中，青山嵯峨难以攀登，令潦倒人联想起仕途的高不可攀，一个“漫”字，透现出强烈的无奈与悲哀。
结尾三句中，“半炊时”暗用了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故事：书生卢生在邯郸客店中一枕入梦，历尽富贵荣华，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炊煮的黄粱还未烧熟。半炊时极言人生的短暂，同“千古远”、“万年多”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三句若独立抽出，可视为睿智者的旷达；但安排在该曲中，同“弄世界”、“叩天门”的起笔对读，则明显是一种激愤与绝望了。
前面选了作者一首《朱履曲》，连同该篇在一起，都属于愤世嫉俗的内容。两首的风格不尽一致，但共同之处是感情强烈，述意直露，语言冷峭。这一切在该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元代叹世刺时题材的散曲，在语意露、透的同时，往往形淡实深，多有耐人咀嚼的余味；凡是达到这样的效果，都被视作是“当行”的表现之一。张养浩的这两首《朱履曲》，有助于读者体味这一点。
该诗着重抒写诗人赴湘水途中的感受。首句说：“湘流绕南岳”，展示出一幅气势壮阔的山水图画，同时在写景中暗寓行旅的路线。该句虽不事刻画，但着一“绕”字便可使人想见山形的曲折、水流的婉蜒。次句承上写舟行所见，极目望去，进入视野的都是青青的山色。一个“转”字颇值得玩味，它既与“绕”字呼应，传达出舟绕山而行的逼真感受，而且隐约透露出诗人的内心情绪。因为青青山色固然令人赏心悦目，但如果一路行来，转过一山又是一山，眼前唯见青山白水，久而久之，自不免觉得单调乏味，更何况从下文可知诗人此行并非为着游山玩水，所以开头两句虽只是写景叙事，已为全诗奠定了倦游的基调。
“怀禄未能已，瞻途屡所经。”是该诗的主旨，全诗的写景抒情都从这两句生发。上句揭示了行旅“未能已”的原因乃在于“怀禄”，具体到该首诗不过是作官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从中可见诗人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处境。下句接着说因“屡所终”之故，旅途的自然山水在他的眼里统统失去了新鲜感和吸引力。这两句诗语调低沉，其中不仅流露出诗人的羁旅之感、飘泊之叹，还有诗人对宦游生涯的厌倦。
正因为诗人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并且移情于物，所以湘江上的一切景物便都蒙上了一层凄清黯淡的色彩。“烟屿”以下四句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处处渗透着诗人主观感情的图景。五、六两句，一从视觉着笔，一从听觉入手，传达出旅人白天、夜晚的不同感受，运笔极为简练。“烟屿”本是美景，惜乎只“禄春望”，言外之意是眼下却不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猿啼本自凄哀，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格外显得凄厉，使人伤情。这两句一“禄”一“莫”，正反成对，使诗意跌宕不平。接着两句继续写旅途情景，但变换了一种角度。江水迢迢，长途漫漫，一叶孤舟从日出到日落，从黄昏到夜晚，日复一日，简直不知何日是归期、何处是尽头！如果说上两句侧重抒发的是诗人凄凉感伤的情怀，那么这两句更多地带有孤寂苦闷的意味。
以上八句层层蓄势，结末的抒慨虽语气直露却情真意切、水到渠成。“浮没”一词，语意双关，既指行舟的随波逐流，也喻宦海的沉浮，“浮没从此去”一句似乎很旷达，但紧接着便是一声嗟叹：“嗟嗟劳我形。”并在此沉重的叹息中收束全诗。
该诗将山水同行旅结合起来写，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山水行旅诗。它没有对沿途风光多作刻画，而主要用赋的手法抒写行旅感受，即或写到景物，也是为这一主旨服务。联系诗人的际遇，不难理解，这行旅中的种种感受，正是他屡遭迁谪的经历和他厌仕途的心结在诗中的折射。诗人将它们不露痕迹而又富于启示地融进长途跋涉的体验中，从而创造出既真实动人又含蓄蕴藉的独特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