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主要是写花,写诗人惜花之情。诗从花香写起。“楸树馨香”四个字,把诗人的喜花、爱花之意透写了出来,为后面写惜花之情先垫写一笔。次句写诗人的惜花之情就应从花香的消歇着笔,但是诗人并没有这样直接写,而是变了一个角度,转了一个弯子,从花开花落立意。从花的飘落来写诗人的惜花情。 “斩新花蕊未应飞”七个字,说明他早已看见楸花纷纷飘落了。眼下,他猜想只有那刚开的花,大概还没有飘落。诗人明明早已看见楸花飘落,可是又不直说;明明是写诗人由花落引起的惜花之情,可是诗中又不把它点破。这样写来,情思表达得极为婉转含蓄。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只是含蓄地表达诗人的惜花之情,那么诗的后两句便是直抒这样感情: “不如醉里风吹尽,何未醒时雨打稀。”宁可自己在醉眠中不知不觉时,一阵狂风把花吹落,必然是不未心又亲眼看着一场暴雨将花打稀。人在落花时节本易伤情,再目睹花落,其情更难堪了。所以这两句中,一个“不如”,一个“何未”,将诗人在“醉里”与“醒时”对落花的感受进行对比,先退一步,后进一层,把诗人的惜花之情写细了,写深了,写活了。
花落而引人怜惜,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之一。这首诗虽然也是这样的主题,但构思上却有它的特色。诗人本来是由早开的花被风吹雨打尽,而引发出对新开的花蕊前景的担心;再由这种担心,而引发出诗人的惜花之情。但诗中并没有写“先见有谢者”(《读杜心解》),而是从“斩新花蕊”立意,从虚处着笔,暗写落花情景。将诗人的惜花之情,由暗到明,先退后进,写得十分深切。
第二首主要是写鸟,写诗人爱鸟的深情。人世间夫妻、朋友分离,相思情切。常常以梦幻为真实,以假为真。而一旦相见,却又往往以真实为梦幻,将真作假。如宋代词人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一词就这样写道:“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甫在《羌村三首》里,描写乱离中与亲人相聚也有这样的诗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首诗写的虽非尽为人世间情事,而是人与鸟的感情,但在构想上却与上举各句颇为相同。
门外沙滩上那鸬鹚走了许久,诗人无比思念。首句“去不来”三字,点出了这一背景,写出了诗人对久去的鸬鹚的思念情怀。也正因为诗人对鸬鹚思念情深,所以,诗的次句写他“沙头忽见”时,又不禁“眼相猜”,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一种去久忽见的惊喜之状跃然纸上,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他的以真疑假,正可见出他平素想念鸬鹚鸟时,以假当真的情景。这一句真可谓将诗人的情写痴了,写传神了。
这时,诗人对鸬鹚的一片深情再也抑制不住了。面对去久乍见的鸬鹚,不能让它再次飞去。在诗人的心灵里,又怎能再次承受鸬鹚“去不来”的痛苦。所以在诗的后两句中,诗人这样叮嘱道: “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从今以后,你应了解我愿意与你为友,很想常常能够见到你的心情,你就天天到这沙滩上来吧。后两句凌空一笔,将诗人对鸬鹚的深情写透了。
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少诗人在描写物我关系时,常常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给一些无情之物以人的感情。这首诗的后两句正是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诗人的笔下,那大自然中的鸬鹚鸟仿佛会思想,感情似乎可与人通。所以他要对那鸬鹚如此叮嘱,诉说衷情。
这首诗从写诗人对鸬鹚“去不来”的思念,到“沙头忽见”时的“眼相猜”;从去久乍见的惊喜,到担心它日后再“去不来”,而殷勤叮咛“一日须来一百回”,将诗人的爱鸟之心步步写来,十分真切。将诗人由此而展开的种种心理活动写得很深很细。全诗读来,语虽平淡似口头话,却富有韵味,很有情趣。
第三首是写竹,写诗人的爱竹之意。“无数春笋满林生”,诗一开始从春笋满林写起,又是“无数”,又是“满林”,把春笋生长繁茂的情景写了出来,给人们展示出一幅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画图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这自然景象的无比喜悦之情。
诗人知道,眼前这春笋,既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观赏的玩意儿,更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宴席桌上的美味佳肴。因为今日之春笋,正是他日之新竹;今日春笋满林,可知他日新竹万竿。此刻诗人必然是细心看护。所以,诗的次句这样写道: “柴门密掩断人行。”他要把柴门关得紧紧,谢绝一切客人。
写到这里,诗人的护笋之意已明。但是诗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诗的后两句中进一步申说: “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诗人一定要将这头批笋子看护好,使它长成新竹。宁可任客人责怪自己,也不对他的到来亲自出迎,诗的上句不仅点出了诗人细心护笋的原因,而且也写出了诗人对未来的憧憬。多么希望眼下这一根根春笋在不久的将来都能长成新竹。诗的下句“客至从嗔不出迎”,与“柴门密掩断人行”相照应。诗人在这里用“从嗔”二字贯于“不出迎”之前,深一层地写出了他那专心护笋的决心。
相传,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很爱竹,他听说吴中有一家人有好竹,便驱车前往,直到那家院内竹下观赏,“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他也不理睬。当他尽兴而去,主人才将门关上(见《晋书·王羲之传》)。因此,在唐诗中有“(竹何须问主人”的诗句)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杜甫在此却将主客关系颠倒过来,从“主不迎客”着笔,暗中反用了王徽之故事而又不露痕迹。巧妙的用意,写出了诗人对春笋,对新竹的一往情深。
全诗写竹,却从笋写起;写爱竹,却从爱笋着笔。由笋而竹,将诗人的爱竹之意写得不是浮泛,而是深沉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中写诗人的爱竹之意,不是用一些抽象的词语来表白,而是通过“柴门密掩断人行”,“客至从嗔不出迎”等具体行动来表现。这样写来,诗人的情怀显得格外实在,格外真切,也格外感人。
钱穆父曾写有《咏猩猩毛笔》,此诗为山谷和诗,借咏猩猩毛笔来说明为人处世应该有利于社会,而不应象杨朱一样。诗人从猩猩及毛笔想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深含着对人生命价值的追寻。这是因小见大的写法。“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之句极具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
全诗用了多个典故,有些典故的出处并不容易找到,因此读起来多少有些难懂。所以王若虚曾批评山谷的这首诗说:“此及俗子谜也,何足为诗哉!”但也应生到,山谷善于把故实剪裁到诗里,以表现新的内容。如“爱酒”、“能言”两个典故,把猩猩的生动活泼写了出来,此正所谓的“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平生”两句,王士祯谓曰:“超脱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最后两句又是用典,一边固是赞扬钱穆父文章了得,一边又以此毛喻杨朱之毛,怪不得纪昀说:“点化甚妙,笔有化工,可为咏物用事之法。”
这首散曲表达了作者对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的讽刺与激愤,同时还流露出了作者对仕途的高不可攀的无奈与悲哀之情。
“弄世界”用现在的习语来说,就是闯世界,在社会中立定。一个“弄”字,含有操纵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意味,当然要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了。但是,要周旋应付人生,立于不败之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机关识破”,人家阻挠了自己的企图,一切所做的努力也就白费了。从曲文的下句来看,作者对于所来到的这个“世界”的要求,不过是取得些许功名,干出一番事业。作者将自己的这种愿望和努力用上“弄”、“机关”的贬性词语,是一种自嘲和激愤,同时也表现了在一个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里,世途所充满的险恶艰难。“叩天门”本来是踌躇满志,结果却是“意气消磨”,立身扬名所遭受的挫折可想而知。前一句是反说,这一句是正说,领出了下句中的“人潦倒”。起首的这一联冷峭而悲凉,佗傺失意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句加重了这种自叹的意味。这一句将人的“潦倒”与青山的“嵯峨”绾联在一起,看似无理,却以这种兴象的“无理”显示了感情的强烈,以至不自禁地移情于无情之物。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就运用了这种移情手法。在该曲中,青山嵯峨难以攀登,令潦倒人联想起仕途的高不可攀,一个“漫”字,透现出强烈的无奈与悲哀。
结尾三句中,“半炊时”暗用了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故事:书生卢生在邯郸客店中一枕入梦,历尽富贵荣华,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炊煮的黄粱还未烧熟。半炊时极言人生的短暂,同“千古远”、“万年多”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三句若独立抽出,可视为睿智者的旷达;但安排在该曲中,同“弄世界”、“叩天门”的起笔对读,则明显是一种激愤与绝望了。
前面选了作者一首《朱履曲》,连同该篇在一起,都属于愤世嫉俗的内容。两首的风格不尽一致,但共同之处是感情强烈,述意直露,语言冷峭。这一切在该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元代叹世刺时题材的散曲,在语意露、透的同时,往往形淡实深,多有耐人咀嚼的余味;凡是达到这样的效果,都被视作是“当行”的表现之一。张养浩的这两首《朱履曲》,有助于读者体味这一点。
《葬花吟》是曹雪芹创作的章回小说《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诗。这首诗在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体,名为咏花,实则写人。全诗血泪怨怒凝聚,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暗淡而凄清的画面,浓烈而忧伤的情调,展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细微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其在生与死、爱与恨等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对自身存在焦虑不安的体验和对生命迷茫的情感。将花拟人,以花喻人,把花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紧相联系,有力地控诉了那些摧残花的自然界和扼杀人的黑暗社会恶势力。明写花,实写人,将人物的遭遇、命运、思想、感情融汇于景与物的描绘之中,创造出内涵丰富、形象鲜明生动的意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首诗是林黛玉生命理念和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全诗抒情淋漓尽致,语言如泣如诉,声声悲音,字字血泪,满篇无一字不是发自肺腑、无一字不是血泪凝成,把林黛玉对身世的遭遇和感叹表现得入木三分。《葬花吟》写出主人公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是为其思想价值。
此诗另一价值在于它为后人提供了探索曹雪芹笔下的宝黛悲剧的重要线索。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指出:没有看过“宝玉之后文”是无从对此诗加批的;批书人“停笔以待”的也正是与此诗有关的“后文”。所谓“后文”当然是指后半部佚稿冲写黛玉之死的文字。如果这首诗中仅仅一般地以落花象征红颜薄命,那也用不着非待后文不可;只有诗中所写非泛泛之言,而大都与后来黛玉之死情节声切相关时,才有必要强调指出,在看过后面文字以后,应回头来再重新加深对此诗的理解。由此可见,《葬花吟》实际上就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
为落花缝锦囊,为落花埋香冢;还要悲哭,还要作诗。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唐”举动,唯有痴情如宝黛者方能理解,也唯有发生在宝黛身上方能为世人所理解。和曹雪芹同时期的富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似谶成真”,这是只有知道了作者所写黛玉之死的情节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以前红学研究者还以为明义未必能如脂砚那样看到小说全书,从此绝句中可以看出,他读到过后半部部分稿子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至少也听作者交往的圈子里的人比较详尽地说起过后半部的主要情节。如果说,明义绝句中提到后来的事像“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之类,还可由推测而知的话;那么,写宝玉贫穷的“王孙瘦损骨嶙峋”,和写他因获罪致使他心中的人为他的不幸忧忿而死的“惭愧当年石季伦”等诗句,是再也无从凭想象而得的。
上面所引之诗中的后两句也是如此:明义说,他真希望有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能救活黛玉,让宝、黛两个有情人成为眷属,把已断绝的月下老人所牵的红丝绳再接续起来。可想而知,只要“沉痼”能起,“红丝”也就能续,这与后来续书者想象宝、黛悲剧的原因在于婚姻不自主极为不同。倘若一切都如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续书中所写的那样,则贾宝玉已有他属。起黛玉“沉痼”毫无作用。“续红丝”当然不是为了要她做宝二姨娘。
《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甚至通过写鹦鹉学吟诗也提到。可知红颜老死之日,确在春残花落之时,并非虚词作比。同时,这里说“他年葬侬知是谁”,前面又说“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飘泊难寻觅”等等,则黛玉亦如晴雯那样死于十分凄惨寂寞的境况之中可以。那时,并非大家都忙着为宝玉办喜事,因而无暇顾及,恰恰相反,宝玉、凤姐都因避祸流落在外,那正是“家亡莫论亲”、“各自须寻各自门”的日子,诗中“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或含此意。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几句,原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怜落花而怨及燕子归去,用意甚难把握贯通。倘作谶语看,就比较明确了。大概春天里宝黛的婚事已基本说定了,即所谓“香巢初垒成”,可是,到了秋天,发生了变故,就像梁间燕子无情地飞去那样,宝玉被迫离家出走了。因而,她悲叹“花魂鸟魂总难留”,幻想着自己能“胁下生双翼”也随之而去。她日夜悲啼,终至于“泪尽证前缘”了。
这样,“花落人亡两不知”,若以“花落”比黛玉,“人亡”(流亡也)说宝玉,正是完全切合的。贾宝玉凡遭所谓“丑祸”,总有别人要随之而倒霉的。先有金钏,后有晴雯,终于轮到了黛玉,所以诗中又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双关语可用来剖白和显示气节。“一别秋风又一年”,宝玉在次年秋天回到贾府,但所见怡红院已“红瘦绿稀”(脂评),潇湘馆更是一片“落叶萧萧,寒姻漠漠”(脂评)的凄凉景象,黛玉的闺房和宝玉的绛芸轩一样,只见“蛛丝儿结满雕梁”(脂评谓指宝黛住处),虽然还有薛宝钗在,而且以后还成其“金玉姻缘”,但这不能弥补他“对境悼颦儿”时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创痛。“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只是从脂评所提及的线索中可以得到印证的一些细节,所述未必都那么妥当。但此诗与宝黛悲剧情节必定有照应这一点,应不是主观臆断;其实,“似谶成真”的诗还不止于此,黛玉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和《桃花行》也有这种性质。前者仿佛不幸地言中了她后来离别宝玉的情景,后者则又像是她对自己“泪尽夭亡”(脂评)结局的预先写照。
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寅的两首诗中“脱胎”的(《红楼梦辨》)。诗歌当然是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把文艺创作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说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明人的集子中去找。唐初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熟知的诗句也足以借取利用。即如葬花情节,也未必径取唐寅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诗钞》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也不足以启发他的构思。但这些都是“流”,都仅仅是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也决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何况,如前所述,此诗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悱恻缠绵。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黛玉这首抒情诗,实际上也是隐示其命运的谶语。她如一朵馨香娇嫩的花朵,悄悄地开放,又在狂风骤雨中被折磨得枝枯叶败,从世界上悄悄消逝。说这首诗是谶语,是就其整体的思想而言,并不是说每字每句都隐示着黛玉的具体遭遇。
《葬花吟》中消极颓伤的情绪也是极其浓重且不容忽视的。它曾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
其实《葬花吟》不仅仅是黛玉一个人的诗谶,同时也是大观园群芳共同的诗谶。她们尽管未来的具体遭遇各不相同但在“有命无运”这一点上却没有两样,都是在“薄命司”注册的人物。随着贾家的败落,所有的大观园内的女孩儿都要陷于污淖、沟渠之中,都没有好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