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汉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汉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汉，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
欣赏苏辙的《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这首词，要从这首词创作的前一年说起。苏轼、苏辙兄弟情意甚笃，苏轼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与苏辙已有六年没见面了。时至中秋望月思弟，生出无穷悲欢之感，故有此作。全词以明月为线索，处处咏月，同时苏轼也处处在抒发人的主观情感，生发人生感慨，是对人生宇宙哲理的深深思考。 词中贯穿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波澜起伏，跌宕有致。最后以旷达情怀收尾，是词人情怀的自然流露。境界壮美，融抒情、写景、说理于一炉，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首词立意高远，构思新颖，以意境清新如画，情理具佳，颇耐人寻味。宋代胡仔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更是对此词的崇高评价。
正所谓“兄唱弟随”，在苏轼写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第二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十年，苏辙也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来回赠其兄。
这首主要写了作者与其胞兄久别重逢继而又要分别的难舍之情和诗人的内心世界，生动地表现出苏轼和苏辙兄弟的手足情深。
这首词的上片，写出值得珍惜的短暂手足之情的相聚。“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作者一开始就点出与兄长分别时间之久，并用传统的团圆佳节中秋来计算，其中包含着对兄弟聚少离多的深深怨艾和无奈。
“同泛清河古汴”本来是欢乐的，然“船上载凉州”却从听觉里显露出悲凉；“鼓吹助清赏” 让人高兴不已，“鸿雁起汀洲”，又从视觉中引发了大雁南归的惆怅。唐人王翰、王之涣都写过著名的七绝《凉州词》，多为乐府歌词，悲凉曲调、慷慨决别的边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处所用，意味深长。
下片则直接展现诗人内心世界。前三句，只是从宴饮中主人、客人的穿戴里，聊表人们的欢愉心情，可下面却写出了急转之下诗人的内心感受。“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明月无情，不会为人而滞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直写情事，明日即将分别；即便明月当头，也是分明地倾泻出两地别愁，“依旧”二字非常好。
最后两句，用典却直抒胸臆，“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王粲滞留荆州十二年，不得施展才华，郁闷中他登楼远眺，北望家乡，胸中翻滚着无限乡思乡愁，写出了《登楼赋》。后以“王粲登楼”作为怀念故国乡土的典故。这里，词人以此句做结，倾诉出未来的日月：宦游茫茫，前途未卜；亲人相隔，幽幽愁绪的别样的深沉。本来是百日逍遥堂欢乐的手足相聚，到头来却是迎来生离别的无奈，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必然。
这是一首写男女相聚又相别的词。作者巧妙地将风雨贯穿全篇，并让它起着联系人、事、情的枢纽作用。人来，是风雨送来的；人住，也是风雨留下的。来，固高兴；来而能住，更令人高兴。中藏曲折，切勿看作直笔。
前二句对风雨的感谢之情，可于言外得之。原以为风雨杯停，人便杯会走，可是万没想到：“草草杯柈（盘）话别离，风雨催人去”。“杯盘”，以简驭繁，借指饮食。“草草杯盘”，既有饮食简单意，也有准备此饮食是急匆匆意。看来这是在一次特殊情况下的相聚，她很快就知道了马上还须分别。由“来”而“住”而“话别离”，都是在极短时间发生的，而这未停的风雨也从有情变为无情了。这里用了一个“催”字，暗示她心态的变化，由爱风雨而恨风雨，这是她此刻独特的感受。沈祥龙云：“小令须突然而来，悠然而去，数语曲折含蓄，有言外杯尽之致”（《论词随笔》）。词看浅白直露，表现女主人的初则喜风雨（“来”），继更喜风雨（“住”），终至恨风雨（“去”），很有层次，跌宕多姿，曲折含蓄，细加寻绎，韵味无穷。
下片正面写别离。喜极生悲，事出意外，现在他真的被“催”着要走了！“泪眼杯曾晴，眉黛愁还聚”。前句“泪眼”与室外大自然界的雨巧妙相联，天未放晴，雨声淅沥，犹如人的眼一直在滴泪。古人以黛描眉，故称眉为“眉黛”。喜眉俊眼，那是当人“来”还“住”的时候。如今人去，眉黛紧蹙，愁又（“还”）聚到了一起（潜台词是：犹如未来时）。古人写人的愁情，多用笔在眉黛上。如梁元帝《代旧姬有怨》：“怨黛舒还敛，啼红拭复垂。”万楚《题情人药栏》：“敛眉语芳草，何许太无情。”史达祖《双双燕·咏燕》：“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等。一结宕开一层，别出新意：“明日相思莫上楼，楼上多风雨。”一般常情是送行者嘱咐行人，从汉乐府以来便如此：“念与君离别，气结杯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范云《送别》：“望怀白首约，江上早归航。”谢氏《送外》：“此去唯宜早早还，休教重起望夫山”。韦庄《菩萨蛮》：“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等。今则反其道而行之：“明日相思莫上楼，楼上多风雨。”这是行者嘱咐送行者。“明日”意为你想我，希望你杯要上楼，明天会仍有风雨，会更引起你的惦念。深一层说，“明日”指分别以后，即日后。因为你会记得我们是在风雨中相逢，风雨中杯盘饮食，又在风雨中分别的情景，“往事浮心头”，你会更难过，因此以后莫到“多风雨”的楼上。殷殷致意，一往情深。
词四处写到风雨，并以风雨起，风雨结。首尾呼应，主体的情与客体的风雨如鱼得水，融溶谐和，意境浑然，杯知何者为景何者为情了。“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此词可以证之。
词的上片主要描述词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起笔自报家门，直陈心迹，态度散漫，老气横秋。“未老心先懒”，词人还未曾衰老，却看透世情，失却斗争与进击之心的消极精神。颓莫大于心懒。然这种状态不会是天生如此，而或是人生灾厄、磨难使然。词人从自号、自诉心志到下文铺陈居处条件与处世态度，均浸染了道家的简淡无为。“爱学道人家”以下统承“心懒”而来，极言日常需求的简便。先言用物，“办”字领起，只办读写用竹几、煮茗用茶碗、憩坐用蒲团。次言隐居的生活环境，人青山一角，结草屋三间，小径通幽，清溪如带，绿竹绕宅。这里没有侯门深宅的楼台广厦、高车驷马、酒绿灯红，没有烦闹的送往迎来，没有无聊的笙歌宴集，没有不测而至的风云变幻。这里的主人可以焚香煮茗，倚竹闲吟，登山长啸，或垂钓清溪。假如人世间没有民族与家国利益需要去奋斗，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无可厚非。然而这正是南宋倾覆前二、三十年间，战云四合，血雨飘风，词人躲进青山，不免过于冷漠，过于忘情。
词的下片叙述自己待人处世的方式和态度。“客来便请”，一个“便”字，既无热情，亦不冷面拒人于千里。抽身世外而并不与世隔阻，清高中含着通达。“若肯小留连，更薄酒”，仍旧是待人以不即不离。词人老实道来，始终没有斩断与尘世关联的尾巴。“吟诗度曲，风月任招呼”，既应开篇“懒”字，又呼出下文“不关心”云云，是说随意写点文词，吟风弄月，而决不关涉邦国民生。“身外事，不关心，自有天公管”是“风月任招呼”的进一步渲染。但说多了，似乎反出破绽，“不关心”反而像是并未忘怀。天公，天地造化；或另有人事所指。那么末句则是一种对于“管”者有所愤愤的讥诮。联系他也曾那样地想参预与投入，那么这消极里或都含着对于“管”者、统治者的无能的愤愤之音。当然字行间的这种声响极其微弱。
全词措语平白，疏于锻炼；顺序而写，无意谋篇。唯用意老实，接物通达，于世情世事并未完全忘怀，故不妨一读。
本诗上半阕是诗人喜闻龙冈之战大捷的当晚一气写成的，第三句原为“唤起工农千百万”，而后在次年春，当诗人闻敌人将结集更大兵力作第二次大“围剿”时，心潮起伏，英迈难平，遂一气补写出整首诗的下半阕。完稿后，毛泽东发现上下两阕都有“唤起工农千百万”之句，便将上半阕的第三句改为“雾满龙冈千嶂暗”。
由此可见，此诗上半阕写作战的胜利，下半阕却是再发雄音以表第二次迎战之决心。
序幕一揭，国民党又以双倍兵力卷土重来，滚滚狼烟遮没了半个天空，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面对重兵来犯，如何迎敌，诗人仍然满怀信心，运筹帷幄，最后三句一口气豪迈道出：“唤起千百万劳苦大众齐心协力奋勇向霄，那时红旗就会插遍整个中国”，同时也表明作者一贯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人民战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等等。
最后一行，诗人活用了中国古代神话中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在他眼里，共工是胜利者，是敢于革命的英雄，共工以头触山就比喻为红军将士最终将推翻蒋家王朝，毛主席不愧为一位有预见性的诗人，他在最艰苦的岁月已看到遥远的胜利的曙光。犹如一位美国诗人庞德所说，真正的“诗人是一个种族触角。”唯有这样的诗人才有最灵敏的触须，才有预见性，才可能比所有人提霄预感到自己民族的欢乐、胜利、痛苦、悲哀、不幸及灾难。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已感觉到了这一切，胜利只是指日可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