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章,每章的意思都差不多,反复吟咏,突出主题:女子遇人不淑,最终痛苦、悲伤、愤怒。妇女在春秋时代被男子遗弃的情况,说明男权主义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社会伦理观念的主流。女子择偶不慎,嫁了个忘恩绝情的丈夫,最终被抛弃,落得个自怨自艾的下场。可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低微,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诗歌每节开头,都用山谷中的益母草起兴。益母草是中草药,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益母草对妇女有明目益神的功效,现代也常用益母草作妇女病治疗调养之用。益母草有益于妇女养生育子。诗歌用益母草起兴,作用有二:一是这种植物与妇女关系密切,提起益母草,可以使人联想到妇女的婚恋、生育、家庭、夫妻,由草及人,充分发挥诗歌联想作用;二是益母草已经干枯了,益母草晒干,可入药。妇女被抛弃,入药的益母草的意义在于:促进夫妻感情和有益于生儿育女的药草,与被离弃的妇女摆在一块,对比强烈,给人的感觉是这位妇女命运真太悲惨。因此,“中谷有蓷”一句,是起了隐喻作用、感情引导作用和启发联想作用。
每章最后一句,都是妇女自身觉悟的感叹。被薄幸丈夫抛弃,她不仅仅是一昧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得出了“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结论。这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小结,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诫。吟唱出来,当然是对更多已婚未婚妇女的提醒和劝告。在这位被抛弃的妇女身上,仍然保留着妇女自重自觉的品格,这正是她灵魂中清醒而坚强的一面,启迪着人们。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首句点题,次句一个“空”字,统领全篇。此“空”,既是对邺都故址败落凄清环境的概括,又是诗人身临其境所产生的茫然无着心情的流露,悲戚怀古之情寓于其中。“复何见”三字,以一设问,自然引出中间四句的具体描绘。东风,在古诗中尤为常见,如李商隐《无题》:“东风无力百花残,”如李煜《虞美人》“小春风吹醒万物,百花欣欣向荣。楼昨夜又东风”等等,暗示出春天已到来,呼应结句“春色”。飞云殿,从名称上可以使作者想见当年的气势。而今,在这样一个暮春的傍晚,却只有东风薛阵,野火飘飘,通过凄凉景象,写出“人去尽’。这两句例重从人事方面写“空”。
以下两句侧重从事业方面写“空’。望陵台,为曹操当年饮酒作乐的地方,曾为曹操事业兴盛的标志,而如今漳水依然东流,高台却只与曹操陵墓空对,如诗人《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中所写:“邺都唯见古时丘,漳水还如旧日流”,城角的高台与城北的流水这种种形象之间的对照和映衬,便透露出事业付流水之意。上文说“城空”,本不该再有所见,但实际上,这四句所见更突出了“城空”,并且使“空”的内容更具体化。诗的最后两句用“人去尽”总承上顶四句,再度强调“空”,回应诗的开头,使“空”字成为首尾贯串的线索。春色依然,人事惧非,这两句又是对春色的感叹,实际是对古人不常在,事业不常在的感叹。开头说“复何见”,结尾说“为谁来”,两处问句迢迢呼应,加深了这种感叹的分量,全诗遂在不尽的感叹中结束。
这首诗以“空”为主线,通过总括、细描、抒慨三个层次的渲染烘托,写出古都邺城的“四空”,凭吊古迹,惋叹人生,寓情于景。全诗语言素淡自然,朴茂浑涵,颇有汉魏古诗的悲凉慷慨的风格。诗篇前四句五言,后四句七言,五、七言并用,不拘一格,依物事的描写、感情的起伏而选择变化,使诗歌既有潇洒明快的格调,很适于表现怀古的主题并具饱满深厚的力度,为岑参早期诗歌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