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起句擒题,“沧江泝流归”,谓沿长江逆流而上,起自金陵,云“归”而未道及终点,恐怕大抵不出太平府(今安徽当涂、芜湖)一带。在归途中过白壁山,此山之三峰,本已是“中起如垩”,加以秋月郎照,当然更见其白了,“白壁见秋月”,此句看似平实,却深得自然风致。在白壁山下看见秋月,一“见”字,悠然自得,不期而遇,正如陶渊明《饮酒》中的“悠然见南山”,自然无为之中,意与境会,真味盎然。上句“白壁见秋月”,下句“秋月照白壁”,非仅是上下句连的顶真句式,而且二句中仅换当中一字,余为“白壁”与“秋月”的词序颠倒,颇饶民歌风味。“秋月照白壁”,在平淡自然之中,作者由“见秋月”的无心而得,转为凝心观照,注视月色下的白壁山。山色之白更得月色之白,“皓如山阴雪”,此句足传月光下白壁山的迷人风采了。晋人在山水赏会之中,对自然风光一往情深,李白形容月下山色如“山阴雪”,不仅出于《世说》,而且亦如晋人那样,怀有对山水的无比热爱。李白不仅对此景色深为留连,而且推己及人,以自己之心为他人之意,用“幽人停宵征,贾客忘早发”,进一步渲染月色、山色之美。《诗经》中有“肃肃宵征”之句,李白云“幽人停宵征”。商贾逐利而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却也“忘早发”。幽人与贾客之所以驻足不行,是因为被自然界的动人美景深深吸引住了。
在“溯流”的过程中,“白壁山玩月”是第一个高潮,虽然幽人停其宵征,贾客亦忘早发,但“林无静树,川无停波”,总不能容与江中忘其所归,何况还总有“行舟催发”一幕吧,于是,船又继续泝流而上,“达天门”而成第二个高潮。
“进帆天门山”,一“进”字足见体物之妙,既是进发之意,又是因地形而言。由于江东的博望山(东梁山)与江西的梁山(西梁山)夹江对峙,形似天门,船行至此,有入门之感,故“进帆”二字确是传神之笔。“回首牛渚没”,因天门耸峙,遮断视线,回首眺望,已不见牛渚山踪影了。李白《望天门山》写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此处的江山形势可见。前句“进帆”,后句“回首”,一进一回,极得生动之致,物色与人之精神皆治。夜间已去,曙色渐现,“川长信风来,日出宿雾歇”。此二句描绘了天门山一带的江间美景:江风沾着长川吹拂,日出而宿雾渐歇。杜甫曾称道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日出宿雾歇”,就是化用鲍照诗句“江寒雾未歇”而来,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亦云:“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可见李白虽推尊汉魏风骨,却也不废六朝的清词丽句,对其有所汲取和熔铸。
诗至于此,“白壁山玩月”与“达天门”两个内容均已完成,前者的山色与月色,后者的山势与风、雾,均传其神韵,得其气象。于是,再转为“寄句容王主簿”的第三个内容。“故人在咫尺,新赏成胡、越。”据《唐书·地理志》可知,江南东道昇州江宁郡有句容县,离此地不远,“在咫尺”并非夸张过甚。然而,咫尺之遥竟成胡、越之远,胡地在北,越地在南,其间距离遥远为一义;另一义则如《吴越春秋》所说“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同类相亲之义也。”李白为人傲岸,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平交诸侯,长揖君主,王主簿以九品官当“故人”之称,如非深知,必与李白为人有相似之处,胡越之叹的同类相亲之义,或许不是妄加。诗人并未说出咫尺成胡越的原因,而深切地表达了作者诗人对王主簿的一片深情:“寄君青兰花,惠好庶不绝。”这未免令人想起《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也令人想起陆凯的《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礼轻情重,诗虽止而情未止。
李白喜游山水,“凡江、汉、荆、襄、吴、楚、巴、蜀,与夫秦、晋、齐、鲁山水名胜之区,亦何所不登眺。”(刘楚登《太白酒楼记》)李白尤爱月亮,其字为太白,孩子叫明月奴,诗中常写明月,这是他向往光明、纯洁,痛恨污浊、庸俗所致。此诗之大江、明月、白壁如雪,既是诗人所见之处境,又是诗人所发之内心,堪称情与景融,意与境合。
“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明月下的白壁山,如山阴雪景的皎然洁白,悬照大江之上,似一幅静止的图画。而“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川长信风来,日出宿雾歇。”却是四个活动画面的转换。进、回、来、出、歇五字,皆极平常,又恰到好处,入天门、望牛渚,风来、日出、雾歇,时间推移,行程亦变,景物变换,极其自然。白壁玩月为静,天门行舟为动,分则各得其宜,合观互为映衬,在李白的笔下,有郢匠运斤之妙,转接自如,毫不费力。
此诗以写景为主,却又不乏抒情妙笔。前面的“幽人停宵征,贾客忘早发”,是将己情移之于人,以停征,忘发言秋月白壁之景色迷人,加深对大自然美景的热爱。后面的咫尺之叹、胡越之慨,足见李白与友人的一片深情,而寄君青兰之举,惠好不绝之想,更翻新了古诗意境,使人有情韵不竭之感。
其一
“一尺深红蒙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首二句,感物起兴。眼见一块原来是极鲜亮的红丝绸,却因蒙上了灰尘,颜色变得暗淡了,旧如“曲尘”,而这“一尺深红”的丝绸,好像不是一般的妇人之饰,很可能它就是女子新婚时用过的方幅红绸“盖头”。这“一尺深红”,应是女子眼中的不寻常之物,她一直把那约一尺宽的红绸作为自己婚姻的象征,看到红绸,就引起对幸福的憧憬。可如今,眼前的红绸却已经蒙上尘土,还有了不少“曲尘”似的霉斑。
睹物思人,不由感慨万端。唉,还是俗话说得对,物品天生的都是旧不如新。然而,就爱情而言,则不能“喜新厌旧”,而应是“日久长新”才好,否则情不专而怨恨必生。窦玄妻《古怨歌》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诗人这里正是以“衣不如新”反衬“人不如故”。看来是丈夫又有了新欢,才引起女主人公幽怨的情思。这二句运用了比喻,虽然手法委宛,语言却很直白,就意蕴而论,显然缺乏含蓄之美感。
“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这二句,仍然运用了比喻,抒发被弃女子的“恨”意。“合欢桃核”,本来那是夫妇好合恩爱的象征物,旧日婚俗在“新人”家中,也常常摆放枣、栗子、桂枝、桃核等果物,预示喜兆。想当初,女主人公在与丈夫两情欢娱的时候,她是那样相信她们用桃核来表示的永远好合的誓言,现在明白,原来那“合欢桃核”里面,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了。“人”是“仁”的谐音,说“合欢桃核”另有“人”,就是说她的丈夫内心里另有新欢的“人”了。
所以,这是借鉴了民歌中常用的谐音双关的手法写桃核内有“仁”以隐喻合欢之人心中原来别有“人”,富有民间的生活气息。既然对方心中已有他人,故第二句曰“旧物不如新”;虽前有“合欢桃核”之约,然“终堪恨”也。这就既巧妙地讽刺了爱情上的喜新厌旧者,又曲折地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对所爱者的执着追求,那“恨”字流露出一种难言的幽恨之情。面对负心人,诗人委婉地提出自己的劝戒,言有尽而意无穷,反映了甜蜜爱情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
这首词,在艺术方面,采用比兴、暗示、谐音双关的手法,加强了抒情效果。但从词的整体意境看,仍然是“意伤于太尽”(张戒《岁寒堂诗话》),缺乏余韵远致。像“天生旧物不如新”、 “里许元来别有人”这样的内心触悟,也过于直浅了些。
其二
此篇是以女子口吻,抒写她对情郎的眷恋。
“井底点灯深烛伊”,这“井底点灯”四字,谓在井底点上灯。何以偏在井底点灯呢?原来这井底之灯,必是深处之烛。而“深烛”,隐喻“深嘱”。“伊”是人称代词,在此代“你”。 “深烛伊”也就是“非常诚恳地嘱咐你。”显然,是作者刻意运用谐音双关的手法叙事。因而使词意隐晦了。既云“深嘱”,嘱咐些什么呢?即次句“共郎长行莫围棋”。共,介词,犹同;跟。 “共郎”二字,明示女主人公正与郎相聚。
而紧跟“长行”二字,又暗示着这是离别的时刻。所以她才对他叮嘱再三、情意绵绵。此“长行”与“围棋”,又作谐音双关。长行,是一种博戏的名称。据唐人笔记记载,用掷骰子来博“长行局”,因简单易行,唐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唐国史补》卷下),是一种低俗的赌博。而“围棋”,是中国传统的棋艺,棋理高深,可谓文人雅士的游戏。可她为什么“深嘱”将要出门的丈夫,让他记住:我可以与你玩长行,但不同你下围棋呢?原来,她的这番叮嘱中另有深意。她是用“长行”这种博戏的名称来双关“长途旅行”,又用“围棋”来双关“违误归期”。她这是告诉丈夫“远行一定不要误了归期”!在生活中,人们要把某件事情告诉对方,却又不便于明白说出,往往会用这种谐音双关的方式来暗示。这里的“长行”、“围棋”,也是女主人公将她深隐的心曲,婉转托出;虽然可见女子的柔情蜜意,但由于其中的隐语,过于隐晦。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这后两句从“长行”引出“骰子”,说那种制造精巧的骰子上的颗颗红点,有如最为相思的红豆,而且深入骨中,表达着我对你深入骨髓的相思,你知道吗?这样一来,自然又深化了第二句深嘱“长行莫围棋”的用意,原来她“共郎长行”,也是有意要用“长行”这种博戏所用的“骰子”来提醒丈夫:当你玩“长行”使用骰子时,知不知道,那骰子上的红点,颗颗都是入骨的红豆,代表着我对你的入骨相思?所以,你千万不要违误了归期。这一句,非常准确地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惦念,对丈夫的那种难舍难离的强烈的爱!
“入骨相思”,一语双关,其中缠绵之意,教人不由魂销。在章法上,则是对前二句“深嘱”早归“莫违期”的对应。诗中,女子“共郎长行”时“深嘱”于前,客子“违期”未归时又“入骨相思”于后,最后以“知不知”设问寄意的口吻轻轻将全诗兜住,然后再表现出这位多情的闺中人亟盼游子早归的焦虑心情。“知不知”三字,把女子离别之久、会合之难、相思之深之苦,乃至欲说无人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可谓收得自然,余味不尽。而读者所感受到的正是女主人公内心深处诚挚而火热的爱情。有女钟情如此,令人读来倍觉感人。“入骨相思知不知”七个字,乃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这首词最精粹之笔,在于后二句以相思子(红豆)为喻,寄托女子的挚爱深情。全词采用谐音双关的手法,虽有助于词境的深婉含蓄;但由于刻意为之,便又流人“谜而不诗”(王夫之《古诗评选》)之地,缺乏“自然天成”之妙。
此二诗写“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以讽喜新厌旧;写“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以骰子喻己相思之情,就既未见浓艳的辞藻,又未闻有些许脂粉气。其设想新奇,别开生面,在许多的爱情诗中,使人顿觉耳目一新。大量使用谐音双关修辞法,更使诗作独标一格,别有情致。人们表达爱的情感,力避直率明白,本尚朦胧含蓄(当然不是晦涩费解),而双关隐语的运用,却能使人透过字面的意思,通过那些音同或音近的“别字”,去细细品味那双关语中底层的无尽的意蕴。这些谐音词的寓意颇深,不可囫囵读之。它蕴含着诗人人为的特定含义和感情色彩,能使语言在表达上更含蓄、婉转和饶有风趣。用于表达爱情,则言浅意深,更富有感染力。
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夜宴谣》,可想而知,是写唐时那种“醉酒歌舞”的夜生活的。王国安先生在《温飞卿诗集》前言里介绍说:
“一般说来,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他的乐府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一段话,在黄子云的《野鸿诗的》中也曾说过:
“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谓,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只取姿态,则可矣。”
这样的论点,早成了正统的共识。许多评论者大都是把温庭筠当作一个唯美派的形式主义者,而认为他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不健康的,有的甚至说成是淫秽腐朽的。王安国先生接着说:
“本来在中唐时期,由于白居易的倡导,诗人们‘缘事而发’,竞相创作新乐府,指摘时弊,反映现实,这种良好的风气,在晚唐作家中并未消失。但是温庭筠的乐府诗,反映社会现实较少,而刻意追求的是形式的华美,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充满了珠光宝气、脂粉香泽。他的一部分五七律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种浮艳轻靡的诗风,是和他长期出入歌场舞榭的放荡生活分不开的。”
很明显,在王国安先生看来,从新乐府来说,是晚唐不及中唐,而温庭筠又是晚唐中之最不济事者。
其实,这恐怕是误解,或者竟是偏见。艺术上的繁复,是成熟的表现;不能以直白粗放为进步,而以艳丽多姿为堕落。单瓣的原菊,当朴素的黄星洒满山峦的时候,也许是秋色宜人的,论野趣可;然于“花”,终少了几许姿色。如果把这满山的黄花,尽换作后人在原菊的基础上用心血和智慧培育出来的、成百上千的名菊,如“主帅红旗”、“西施洗发”、“黄海秋月”、“碧水长天”,还有什么“绿牡丹”、“碧玉簪”等等,等等(仅此名目,就足令人心醉),则那整个大自然都将是充溢着美的发现,使人每见一枝,都大为惊叹,留连忘返,则是比单一的黄花,一目了然,有着更多的情趣和风韵。诗,和所有的艺术一样,也应当如此。就以王先生夸许的白居易的著名的新乐府而论,“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刻画一位烧炭老人,形象当然是鲜明的,诗人的“苦宫市”之情也是明白的。然而,对于统治阶级的揭露,实事求是地说,绝像是一篇新闻报导,毕竟不耐读。原因就在于欠了点韵味和深度。这也难怪,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而已。他原本就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他只能如此。当然,作为一种写法,原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它抬得太高,以为只此才是好诗,就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不知“百花齐放”为何物了。毛泽东在总结了唐宋诗的规律以后,指出来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可见用形象思维的诗人,也不能就说比散文化的诗人为低。聪明的说法是:都是时代的花朵,各有各的时代赋予他们的特色。
温庭筠这位艺术家的特色,也就是他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诗词,几乎是很少用散文式的语言的,绝少直抒胸臆。他只习惯于用形象说话。他的诗艺高超之处,可以这样说,他仿佛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懂得了迟至今日才在电影美学里为电影大师们所掌握的蒙太奇。他只是在逻辑思维的“经”上,去突出作为“纬”而显现的形象,让织出的艳丽的花纹把经掩盖起来,让这些看似跳跃性很大、甚至不大相关的景象,通过它们的分切组合,而显示出作品的意蕴。这种手法即令当初在电影里,也曾经使人大惊小怪的,更何况他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诗里就出现了。所以说他是形式主义的,虽不合乎事实,但也就是可以谅解的了。就以王先生认为“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的这首《夜宴谣》为例,读着它,让人仿佛感到在这丑恶的现实之中,有一颗能于别人的笑闹中见到泪光的伟大的心,正在因别人的痛苦而颤栗。当然,这是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不是他直接告诉读者的。可见批评,固在衡人,其实也是在称量自己。不能从华丽的外饰下区分出善良和丑恶、伟大和猥琐,而一概认为华丽即放荡,这样草率地断言别人为形式主义,恰好证明这个批评本身,倒真是形式主义的了。
《夜宴谣》不仅形式华美,思想内容也是深刻的。只是它不像《卖炭翁》那样,将要表达的思想明摆在了外面,而就是要人从他的形式后面去细心地探求。这大约是时代到了晚唐,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那种能容纳“补时阙”的胆略,也随之逐渐地衰落了之故。是以这才产生了“温李”这样华丽而隐晦的作品。学者们既在政治和经济上划分出中唐和晚唐,却要求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风格一致,这本身就已违反了历史的逻辑。其实晚唐的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此诗一开头:“长钗坠发双蜻蜓,碧尽山斜开画屏。”它确实不如“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那样好懂。既然题目写的是“夜宴”,那当然,这儿写的“长钗”指的就是侍姬、歌妓、舞女。当满堂都是“虬须公子五侯客”时,特别是下面点明了这是天子的私宴时,则这些歌舞妓也就绝对不止一个。所以可以把这一句理解为这是一队队这样长钗、坠发,打扮得十分妖艳的绝色女子。能蓄有这样多的技艺高超的绝色妖姬之宫庭,其富贵自是不待言的了。所以胡仔说他善于写“富贵佳致”。这不是主观的代诗人设想,而是内在逻辑的必然联系。是以诗人在此只点到为止;这正是他的笔墨经济之处。如果根据诗人特地圈定的这些景物,把它们串联起来,这就像是电影镜头,一开始从一队队歌舞妓摇了过去,接着,镜头摇到了碧山,只见奇峰叠翠,飞瀑流湍。从脂粉的细腻,一下推到了丛山峻岭的雄奇。读者或许会奇怪:此处哪来如此峻美的山林幽谷?碧山尽了,原来是此处的偌大的画屏。画屏移开,这才出现了酒宴的情景。至此,读者不能不惊喜作者的艺术手法之新奇。在一开头的这一联里,居然悬念丛生,一波三折,遥遥写来,非常引人入胜。没有新奇感,那是谈不上艺术的。何况他这儿的新奇,原不是为了猎奇而节外生枝。它原本就是这儿的典型环境,只不过在介绍时,作了点波折,遂显得别致而已。
第二联:“虬须公子五侯客,一饮千钟如建瓴。”诗人采用了避实就虚,虚实结合的写法。前来赴宴的客人是要点明的,所以“虬须公子五侯客”,毫不含糊。因为不点明就不知他们身份的高贵。其实这宫廷的宴会,只不过是意在指出这就是上层社会的缩影。但他用一“客”字,又躲闪了开去。虬须,当是爱将;公子,是贵裔;而五侯,是借东汉的典故,借指专权的宦官。晚唐之季,宦官之祸到了无比严重的地步。《旧唐书·宦官传序》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蕃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所以温庭筠这样写,绝不会是无所指的。但他用“客”字推了开去,不露君臣的痕迹,以免刺激。但用主客以写君臣,这实际又是最大的刺激。虚虚实实,真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至于客有多少,酒宴如何丰盛,主客们又是如何放浪形骸之外,这在诗里都不好写,于是他采取实物变形的手法,仅用了一句“一饮千钟如建瓴”以尽之。钟,是圆形的大肚壶。“一饮千钟”,正如“白发三千丈”一样,虽实犹虚。因为既可以指他们豪兴方长,饮的酒多,一气可吞下千钟之酒。但也可以是指宾客之众,济济一堂,大家举起杯子时,那数不清的杯子,简直需千钟才斟得满。这儿的虚比实有更大的容量。既然一饮千钟,那倒酒之势,是会像雨从高高的屋脊倾泻而下那样的。这恰似现代电影中的主观镜头,他把倾下的千钟之酒,非常形象地化成了飞流直下的瀑布。则这表象虽虚,却又非常的质实。诗中深刻地写出了奢侈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它所揭露的,将比任何叙述的语言都更为丰富得多的。
看来“虬须公子五侯客”并非是诗人所属意的主人,是以于他们只是虚晃一枪,接着就用非常细腻的笔触,写下了歌姬舞妓的姿容:“鸾咽奼唱圆无节,眉敛湘烟袖回雪。”鸾凤和鸣,古时用来形容声音的美妙。奼,是美女。唐时眉饰有一种含烟眉。着一“湘”字,使人想到了屈原的“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的神态。美音和咽联系在一起,美容和愁联系在一起,使美而生愁,正如人们见着了西子捧心,那是非常容易动人恻隐的心弦。这一联,艺术效果是非常强烈的。当然,如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胡旋女》“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比起来,那以秾丽著称的温八叉,确实不及香山居士之风流酣畅。当她“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时,他这里的舞者和欣赏舞者,在感情上是很融洽的。虽然白居易意在“数唱此歌悟明主”,但对那可怜旋转得“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的舞女,诗人只是欣赏,却全无半点怜悯与同情。他的眼睛是向上看的。他的“指摘时弊”只不过是如鲁迅先生说的,意在招呼他的主子不要把袍子烧了而已。温庭筠这样的诗,看来他反映现实是较少的。他不是新闻报导,是以他看到的不是舞女们的“斗妙争能”,不是“曲终再拜”,而是歌女因哽咽而跑了调,舞女在疾旋时微皱着双眉。温庭筠是精通音律的,正如“曲有误,周郎顾”那样,她们细微的失误,都难逃他那敏锐的神经。然而,这里与音乐的悟性无关,他是用良心在感觉,他是出于伟大的同情,这才能在别人看来是“香衫袖窄裁”、“金丝蹙雾红衫薄”连范文澜先生都说她们“故作媚态,尤为淫靡”的时候,温庭筠看到的却是痛苦的悲咽和愁容。
体贴,也是要有生活基础的,不是平日深谙她们的痛苦,或者竟是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他不可能在欢乐的华林,偏偏有此悲凉之雾的感受。温庭筠只不过写出侍姬们因失去了人格的尊严,过着心灵屈辱生活的痛苦,没有直接去指摘那个社会,指责这种奢靡的生活,如白居易那样,明白的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其实白居易在这儿把舞妓和安禄山、杨贵妃等同了起来,姑不论拟于不伦,说穿了也不过是女人是祸水的老调,为唐明皇开脱而已。而温庭筠这里,虽只勾画了豪门夜宴中的这么两个细节,然而作家的进步倾向就寓于这细节之中了。他就是要给这样美妙的生活戳上一个窟窿,而不是弥补它,粉饰它。珠光宝气在他的笔下,无异是套在她们纯洁心灵上的枷锁,粉脂香泽,也不过是给尊严的人格涂上屈辱的标志。他写的是另一种现实。他是眼睛向下的。是以他看到的,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脸色,而是压迫在最底层的妓女们的痛楚。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仅写出了阶级的对立,甚至还写出了压迫的根源。写出了皇王贵族的欢乐,就是建立在她们的痛苦之上的。虽然他当年不可能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如果没有反对晚唐这种没落统治的进步思想,是绝对不会与这些“虬须公子五侯客”在感情上是如此绝然对立的。仅这一点,他便远远胜过许多古人,也远远超过了白居易的乐府水平。这样具有鲜明立场的诗,不能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杰作,而硬要说成是什么“内容腐朽”,“无非是宫体的变形”,这是莫大的冤枉。他虽参加了夜宴,但感情却不同,能有如此用心,根本谈不上什么“放荡”。他不仅看到了这些女奴的痛苦,而且还有勇气在自己的乐府中为她们表达出来,根本不能说这是“形式主义”。当然,正是他的这种立场和表现,是要被封建的士大夫们说为“无行”的;他若“有行”,也就是和他们一个样了。然而对于今人,对于进步的评论家,由于立场的不同,不能和封建主义者同一个腔调。是以跟着前人而不加分析地说温庭筠是什么“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说他“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是没有“反映现实”,没有“指摘时弊”,就未免有乏艺术的真知灼见了。
他正是出于对女奴的同情,因此对于她们的对立面——这里的主客们就不能不感到愤懑。他表面上把主人写得何等的殷勤好客,然而,实际上却正是在揭露他们的贪得无厌。“清夜恩情四座同,莫令沟水东西别。”他要使四座同恩,要作长夜之饮,甚至奢望他们这样的日子地久天长,真格有不散的筵席,好让这些公子王孙们永远陪伴着他,莫要像沟水那样作东西之别。主人的这种希望享尽人间富贵荣华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但既然他们的欢乐是建立在歌舞侍姬们的痛苦之上的,则这一对矛盾的结果,那就必然是:统治者愈长欢,她们的痛苦也就愈深沉。这种对于公子王孙们的“恩情”,就是加在她们头上的罪孽。统治者如此之尽情享乐,她们不得不歌喉裂,舞腰折,不可能如白居易说的那样“不知疲”。在温庭筠的笔下,她们正是心力交瘁的。他用了类似今天蒙太奇的隐喻手法,写出“亭亭蜡泪香珠残,暗露晓风罗幕寒。”当酒酣耳热之际,谁会因残烛而想到泪痕呢?谁又会因拂晓前的寒风而为他人感到了寒冷呢?这绝不会是“一饮千钟如建瓴”的座上客,而只有那些侍姬们的心境才会如此。所以这一联其实是写侍姬们的,但却是写诗人用心感觉到的。同一舞妓,在别人看来是香艳肉感,而他却看到了泪珠和战栗。这的确是巨大的思想差距。
世人一向以温庭筠同情妓女来鄙薄他,殊不知这恰恰使自己站在封建主的立场上去了。这正如《红楼梦》中贾政说的:这样演下去,“明日就要酿到弑君杀父”。而在贾宝玉看来,却是“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温庭筠正是如此。态度之不同,原本就是立场的不同。温庭筠在这儿反封建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诗人巧妙地利用时空穿插,在这里补叙出主人的身份:“飘飘戟带俨相次,二十四枝龙画竿。”据《典略》载:“天子戟二十有四。”那么温庭筠在这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的最高统治者了。他用典章制度形象地告诉了人们:原来这儿的主人就是天子,无怪乎是如此之豪华。这象征着天子之威仪的用金描着龙的戟竿,却滑稽地对着轻狂的醉汉;而那戟上显示雍容华贵的缎带,于歌舞妓的寒栗中飘动,构成了穆肃威严而又靡烂悲凉的意境。这真是晚唐极其鲜明而又深刻的写照。
全诗共四绝,他的叙述是采取交叉方式进行的。即在每一绝中,都是把歌舞妓和皇王贵戚们对比着写的,使人产生强烈的印象。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每一绝中,又总是先在上联写歌舞妓,后在下联再写皇王贵族。这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下,仅这失序就是大逆不道的。所以温庭筠终至没没以终,那倒是与他这种耿介拔俗的气节分不开的。他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的性格。不在封建的没落中找正直,而也随同封建之陈辞烂调以贬抑之,这不能不是当代学者的耻辱。
最后一绝更妙。“裂管萦弦共繁曲,芳尊细浪倾春醁。高楼客散杏花多,脉脉新蟾如瞪目。”“裂管萦弦”,是歌舞者之悲辛;“芳尊细浪”见欢宴者之舒适。诗到这里有点小的变化:他用一联把妓女和主客的苦乐、既矛盾又相关的关系总在了一起,为夜宴作一小结。不像上三绝分两联写,而是并到一联里。但在写法上依然是先妓女而后皇王贵族,腾出下联来发感慨。不过他的感慨也特别,依然是形象而不是议论。是以末联最不好懂;然而也实在是深刻。
“高楼客散杏花多”,这里点明了时间,繁杏盛开,正是早春时候。新月已高,说明夜已深沉。所以身穿薄纱的歌舞妓们,要感到春寒料峭了。然而要说“客散杏花多”,是因为酒宴已散,王孙公子们各自要回府去了,各府的执事之众,此时皆燃起了灯笼火把,只见一片火光,顿时把个皇宫内苑照得一片通明。于是,原先苑内隐在蒙胧的月色之中的杏花,一下被照得分外的红了。他在另一首诗《走马楼三更曲》中曾这样写过:“玉皇夜入未央宫,长火千条照栖鸟。”黑夜中树上本来看不见的栖鸟,一下就被千条长火照见了,可为此诗的注脚。可见当时场面之大。他的艺术之特色,就在于他不说车马填闉,而偏要说灯红熔杏。这就既写出了客人的执事之多,排场之大,从而也突出了主人的庭院之闳美。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载:“白乐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诗》云:‘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迟。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载来。将何迎睡兴,临睡举残杯。’此诗殊未睹富贵气象,第二联偶经晏文献公拈出,乃迥然不同。”晏殊之拈出第二联有富贵气的,正是温庭筠这里的意思。然而,白居易只不过直叙其事,而温庭筠则写出了光与人的视觉心理,更妙在他用漫画的笔法,勾勒出“脉脉新蟾如瞪目”,简洁地画上一个初出茅庐的月亮,见了这样豪华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了。以此作结,这也就足够了。
他没有说月亮瞪目是为了什么,仍然留给大家去想;但这样并不等于他没有说。月亮惊大了眼睛,这形象就是很新奇而意义又非常含蓄隽永的。比僧本真的“夸道客衙好灯火,不知浑尔点膏脂”浑成多了。有意义的是:嫦娥本来是为了长生不老才逃进月宫里去的,然而在诗人笔下,月亮的寿命居然只有三十天;从朔而望,从望而晦,一月一个新月亮。是以刚见世面的“新”蟾,是那样的幼稚,乍一见到这个场面,竟傻了眼;则此处之富丽真足以羞月,使嫦娥也感到了月宫的寒酸。神仙尚且如此,世人的惊讶当然更甚。其实,写神仙的幼稚无知,正是写人间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怒的地步。他只是不用这样叙述的笔法,而采用形象的寓意罢了。那么诗人在这极度的夸饰之中,也是寓有严于斧钺的批判的。
这就是温庭筠。如果说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幅色彩对比非常鲜明的油画,它以逼真见长,然而也就见画而止。那么温庭筠的这个结尾,就是一幅更饶讽刺意味的漫画。让月亮对着朱门宴散的情景而瞠目相向,这极其富于艺术的讽剌趣味。如此清新幽默,则不是“宫体”所限制得了的。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