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羁旅行愁的诗作。当时作者遭遇离乱,漂泊他乡,心情孤独愁苦。作者住在山中的野寺里,孤独一人,对月思乡,感慨身世浮沉。
首联“月升岩石巅,下照一溪烟”描写月亮从高高的岩石之巅升起来,月光普照大地,为全诗铺设了思乡的氛围,奠定了思乡的基调。接着诗歌转向对月光下一溪水雾的描写。由于月光如水,澄澈明亮,所以,本来就洁白的云气更显洁净飘渺。首联描写符合山中晚景特点,月光的衬托使得景物更加美好。
颔联紧承首联,写月光照耀下的溪上水气如云样洁白,飘飘漾漾,散流在寺前。表面看起来,这不过是自然现象,并无妙处可言。但比起首联,却写出了水气的自然飘动的动态之美。而且,洁白的水气飘渺轻盈、流落无定,不禁让作者联想到自己漂泊无依的生活。这一联的描写除了用云气暗喻作者羁旅生活的特点,也是以乐景写哀情的重重一笔,妙不可言。
颈联写无法入睡的自己打开寺门,站在寺外观赏美景。眼前美景,让作者感慨万千,不禁怜惜起来。这一份怜惜,暗含着深沉的身世漂泊之感。诗人抬头看天,却感觉到霜重气寒,心中难免凄凉孤独。“霜天”二字,紧扣心情,间接表达了漂泊在外的孤寂凄冷的心境,可谓传神之笔。
尾联直抒胸臆,用反问的形式写到:谁看到无家可归的客居他乡的人,在这荒郊野外,月下思乡,山中叹惋,独自一人深夜不眠呢?反问加强了抒情效果,与前面的景物描写遥相映衬,更写出一份愁绝伤绝的自伤之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整首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抓住富有特征的景物来描写孤独凄凉的身世之慨,以乐景写哀情,更见其哀;以月色铺设情境,则无一处不孤寂愁苦。此诗大有杜甫诗歌沉郁苍凉之感,但多出了一份轻巧和淡静,可为上乘之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月亮从山石最高处升起,挥洒下来的月光照得满溪烟雾腾绕。
那烟的颜色像云那样白,溪水潺潺流到了这荒野里的寺庙前。
打开门,欣赏这夜景,抬头看那深寒的夜空。
有谁见过我这等没有家的流浪者,在这深山中孤独得难以成眠。
注释
矫首:昂首;抬头。
这是一首描写羁旅行愁的诗作。当时作者遭遇离乱,漂泊他乡,心情孤独愁苦。作者住在山中的野寺里,孤独一人,对月思乡,感慨身世浮沉。
首联“月升岩石巅,下照一溪烟”描写月亮从高高的岩石之巅升起来,月光普照大地,为全诗铺设了思乡的氛围,奠定了思乡的基调。接着诗歌转向对月光下一溪水雾的描写。由于月光如水,澄澈明亮,所以,本来就洁白的云气更显洁净飘渺。首联描写符合山中晚景特点,月光的衬托使得景物更加美好。
颔联紧承首联,写月光照耀下的溪上水气如云样洁白,飘飘漾漾,散流在寺前。表面看起来,这不过是自然现象,并无妙处可言。但比起首联,却写出了水气的自然飘动的动态之美。而且,洁白的水气飘渺轻盈、流落无定,不禁让作者联想到自己漂泊无依的生活。这一联的描写除了用云气暗喻作者羁旅生活的特点,也是以乐景写哀情的重重一笔,妙不可言。
颈联写无法入睡的自己打开寺门,站在寺外观赏美景。眼前美景,让作者感慨万千,不禁怜惜起来。这一份怜惜,暗含着深沉的身世漂泊之感。诗人抬头看天,却感觉到霜重气寒,心中难免凄凉孤独。“霜天”二字,紧扣心情,间接表达了漂泊在外的孤寂凄冷的心境,可谓传神之笔。
尾联直抒胸臆,用反问的形式写到:谁看到无家可归的客居他乡的人,在这荒郊野外,月下思乡,山中叹惋,独自一人深夜不眠呢?反问加强了抒情效果,与前面的景物描写遥相映衬,更写出一份愁绝伤绝的自伤之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整首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抓住富有特征的景物来描写孤独凄凉的身世之慨,以乐景写哀情,更见其哀;以月色铺设情境,则无一处不孤寂愁苦。此诗大有杜甫诗歌沉郁苍凉之感,但多出了一份轻巧和淡静,可为上乘之作。
此词不止于追怀过去的游乐生活,还有政治失意之慨叹其中。
上片起头三句,写初春景物:梅花渐渐地稀疏,结冰的水流已经溶解,东风的煦拂之中,春天悄悄地来了。“暗换年华”,既指眼前自然界的变化,又指人事沧桑、政局变化。此种双关的今昔之感,直贯结句思归之意。
“金谷俊游”以下十一句,都是写的旧游,实以“长记”两字领起,“误随车”固“长记”之中,即前三句所写金谷园中、铜驼路上的游赏,也同样内。但由于格律关系就把“长记”这样作为领起的字移后了。“金谷”三句所写都是欢娱之情,纯为忆旧。“长记”之事甚多,而这首词写的只是两年前春天的那一次游宴。金谷园是西晋石崇的花园,洛阳西北。铜驼路是西晋都城洛阳皇宫前一条繁华的街道,以宫前立有铜驼而得名。故人们每以金谷、铜驼代表洛阳的名胜古迹。但词里,西晋都城洛阳的金谷园和铜驼路,却是用以借指北宋都城汴京的金明池和琼林苑,而非实指。与下面的西园也非实指曹魏邺都(今河北临漳西)曹氏兄弟的游乐之地,而是指金明池(因为它位于汴京之西)同。这三句,乃是说前年上已,适值换晴,游赏幽美的名园,漫步繁华的街道,缓踏平沙,非常轻快。
因忆及“细履平沙”故连带想起当初最令人难忘的“误随车”那件事来。“误随车”出韩愈《游城南十六首》的《嘲少年》:“直把春偿酒,都将命乞花。只知闲信马,不觉误随车。”而李白的《陌上赠美人》:“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以及张泌的《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则都可作随车的注释。尽管那次“误随车”只是无心之误,但却也引起了词人温馨的遐思,使他对之长远地保持着美好的记忆。“正絮翻蝶舞”四句,写春景。“絮翻蝶舞”、“柳下桃蹊”,正面形容浓春。春天的气息到处洋溢着,人这种环境之中,自然也就“芳思交加”,即心情充满着青春的欢乐了。此处“乱”字下得极好,它将春色无所不,乱哄哄地呈现着万紫千红的图景出色地反映了出来。
换头“西园”三句,从美妙的景物写到愉快的饮宴,时间则由白天到了夜晚,以见当时的尽情欢乐。西园借指西池。曹植的《公宴》写道:“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曹丕《与吴质书》云:“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又云:“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词用二曹诗文中意象,写日间外面游玩之后,晚间又到国夫人园中饮酒、听乐。各种花灯都点亮了,使得明月也失去了她的光辉;许多车子园中飞驰,也不管车盖擦损了路旁的花枝。写来使人觉得灯烛辉煌,车水马龙,如目前。“碍”字和“妨”字,不但显出月朗花繁,而且也显出灯多而交映,车众而并驰的盛况。把过去写得愈热闹就愈衬出现的凄凉、寂寞。
“兰苑”二句,暗中转折,逼出“重来是事堪嗟”,点明怀旧之意,与上“东风暗换年华”相呼应。追忆前游,是事可念,而“重来”旧地,则“是事堪嗟”,感慨至深。此时酒楼独倚,只见烟暝旗斜,暮色苍茫,既无飞盖而来的俊侣,也无鸣笳夜饮的豪情,极目所至,已经看不到絮、蝶、桃、柳这样一些春色,只是“时见栖鸦”而已。这时候,宦海风波,仕途蹉跌,也使得词人不得不离开汴京,于是归心也就自然而然地同时也是无可奈何地涌上心头。
此词的艺术特色主要是:其一,结构别具一格,上片先写今后写昔,下片先承上写昔后再写今,忆昔部分贯通上下两片。其二,大量运用对比手法,以昔衬今,极富感染力。
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