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好景依然在”，出句朴素而用意深刻。这里不用“浦江”或“沪间”等，而独用“春江”，不仅道出了送别地点，而且自然地照应了条幅上题记的“三月”，点明了送别日本友人的时令正是春天。而“春江好景”又暗含了唐代张虚若诗篇《春江花月夜》的典故。张诗开头是景物描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的春江、花、月、夜等等美景都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并未赋予什么象征意义。鲁迅此处用典也就是要说明：诗中的“春江好景”乃是指大自然的景色而言，上海人间社会并没有包括在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鲁迅的“春江好景”，正是用这样的对衬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的：上海只有艳丽春光依然象历年一样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余一切“好景”都被破坏了，摧残了。
“远国征人此际行”一句直接点明友人离别远行。 “远国征人”来到上海非常不易，而正当盛春到来之际却要离开了（并未见发生意外变故）。诗句流露出作者送别时的沉重心情和无限感慨。一位“远国”来的戏剧工作者竟无意于“春江好景”，不愿继续停留；作者也未能留住他共度春光，只得就此送行。这从侧面写出了国民党统治的可憎及当时的上海剧坛令人生厌。
“莫向遥天望歌午，西游演了是封神”两句，紧承送行，劝告升屋回到日本后，也不要遥想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大戏院会出现什么新的歌舞，这里演来演去的不过是西游、封神之类的妖魔鬼怪、黄色下流戏。
这首诗从上海的艺术舞台联系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用西游、封神里的妖魔鬼怪，来影射国民党，寓意深刻，讽刺尖锐，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愤慨和极端痛恨。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与欧阳修过从甚密的刘敞（字原甫）知制诰；嘉祐元年（1056），因避亲出守扬州，欧公便作此词送给他。欧公曾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知扬州，此词借酬赠友人之机，追忆自己扬州的生活，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词中所写平山堂为欧公任扬州太守时所建。
这首词一发端即带来一股突兀的气势，笼罩全篇。“平山栏槛倚晴空”，顿然使人感到平山堂凌空矗立，其高无比。这一句写得气势磅礴，便为以下的抒情定下了疏宕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一句是写凭阑远眺的情景。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登上平山堂，“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则山之体貌，应该是清晰的，但词人却偏偏说是“山色有无中”。这是因为受到王维原来诗句的限制，但从扬州而望江南，青山隐隐，自亦可作“山色有无中”之咏。
以下二句，描写更为具体。此刻当送刘原甫出守扬州之际，词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平山堂，想起堂前的杨柳。“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情又豪放。其中“手种”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感情深化的基础。词人平山堂前种下杨柳，不到一年，便离开扬州，移任颍州。这几年中，杨柳之枝枝叶叶都牵动着词人的感情。杨柳本是无情物，但中国传统诗词里，却与人们的思绪紧密相连。何况这垂柳又是词人手种的。可贵的是，词人虽然通过垂柳写深婉之情，但婉而不柔，深而能畅。特别是“几度春风”四字，更能给人以欣欣向荣、格调轩昂的感觉。
过片三句写作者自己。作者当年知扬州府时，以文章名冠天下，故自称“文章太守”。曾在平山堂挥笔赋诗作文多达万字。后缀以“一饮千钟”一句，则添上一股豪气，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气度豪迈、才华横溢的文章太守的形象。
词的结尾二句，先是劝人，又回过笔来写自己。饯别筵前，面对知己，一段人生感慨，不禁冲口而出。无可否认，这两句是抒发了人生易老、必须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但是由于豪迈之气通篇流贯，词写到这里，并不令人感到低沉，反有一股苍凉郁勃的情绪奔泻而出，涤荡人的心灵。
欧词突破了唐、五代以来的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与极力渲染红香翠软的表现方法，为后来苏轼一派豪放词开了先路。此词的风格，即与苏东坡的清旷词风十分接近。欧阳修政治逆境中达观豪迈、笑对人生的风范，与苏东坡非常相似。
这首诗在主题上没有逸出元、白“新乐府诗”范围，也是为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呼吁。由于陈师道的生活比较接近人民，他对于农民生活的描写更具有震撼力。“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看似写农村习俗。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呜动身；归来惊动村里的看家狗。这似乎是一幅农村风俗画。然而两个“当”字点题了：本当应当这样，可是由于最近“公事”催促太急，农民已经不能按时出入了。
“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中的“三尺”是夸张，形容雨特别大。农民种庄稼有两怕，一怕干旱，二怕洪涝。“三尺雨”属于特大暴雨，足以引发一场洪水。诗中没有写洪水肆虐，却抓住生活的一个细节：烧饭用的灶，下面聚集着淤泥一一完全损坏了。屋漏冲倒了灶台，洪水卷来了泥沙。诗人没有说明，但已经暗示灾害十分严重。这一家人不能够对付灾荒。他们家的粮食可能没有剩余，他们无法修复被雨水毁坏的房子。“人言田家乐。尔苦人得知。”诗人用这两句作了回答。不了解农民疾苦的官员眼中总有一幅“田家乐”的幻象，而农家的重重苦难却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