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拟古诗，通过描写汉初与匈奴的边境战争，歌颂了当时边防将士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功绩，反映了唐初对外战争的某些现实。
诗的首联是严整的对句。“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指出交战的双方，又介绍交战的地理背景。能征善战的单于冒顿，杀父自立，灭东胡，逐月支，征服丁零，侵入秦之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势力强盛。西汉初年，不时进一步南下侵扰，严重影响西汉王朝。这里以“冒顿”对“将军”，冒顿既已如此勇猛，那么“将军”自然也是身手不凡的。这里为下文的酣战作铺垫。“乌贪”与“紫塞”相对，说明是在异域的。“紫塞”是古代人们对长城的习惯称谓。紫色，象征着高贵、庄严，不可侵犯，正与乌相对。“乌”字后再加以“贪”字，更易使人产生鄙薄感。诗歌利用字词的形、义及色彩在人们心中的定势，巧妙地造成一种邪不压正的气势，既为下文作铺垫，又表现必胜的信心。
“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照应首句，指出“将军出紫塞”的原因。敌人如此猖狂，汉军自然要奋起抗敌。下句的“阵翼龙城南”也因此有了着落。不但正面迎击，还左右包围，两翼的战阵已达“龙城南”——直捣敌巢。足见汉军之强大，英勇抗击外敌的浩然正气充斥字里行间。
“雕弓喧宛转，铁骑晓参驔”，进一步描写抗敌将士的战斗生活。他们严阵以待喧不释弓，晨不离鞍，随时准备飞矢跃马，追奔逐北。比起“枕戈待旦”，“喧抱玉鞍”这样的描写新颖而有气魄。“宛转”“参驔”，既恰当地表现了前方将士紧张而又镇定自若的心情，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里虽没具体说明这次交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白日即将结束，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将士们等待迎接决战的胜利，因此从心底发出了呼唤：“太阳呀！请您留下来，让我们与敌军决一雌雄！”日出日落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应须驻白日”的呼唤，表面悖理而近痴，实则生动地表现了将士们高昂的斗志。这是由“安得长绳系白日”诗句变化来的。结尾以“战方酣”三字，并未直说战争的胜负，但孰胜孰负已然明了，因为第二联已表明直捣敌巢——阵翼龙城南了。总体来说，这是一首裁乐府以入律的佳作。
戚继光是明代抗倭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功绩显赫。并且善诗文这首《马上作》是他骑在马上创作的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篇。诗中通过对一生戎马生涯的回顾火抒发了他赤心报国、不畏辛苦的战斗豪情。
一、二句“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草笑平生。”南北驱驰，驱驰，策马疾驰，作者曾先后在南方的福建、广东、北方的蓟(读jì)州等地任职，保卫边疆，抗击倭寇，一故称“南北驱驰”，也就是南征北战的意思。报主情，报答君主(皇帝)的恩情。江花边草，江边的花，边境的草。平生，一生，终生。意思说，我南北征战，守疆卫边来报答皇上知遇和信任之恩；祖国南方江边的花和北方边境的草都含笑地看着我这样度过的一生。第一句，主要写自己的动机，皇上看重了自己，委自己以重任，自己就要很好地报答皇上的恩情。这看来是说忠于君主，实际忠君与爱国并不可分，根本上是爱国，因为给他的重任不是别的，正是领兵保卫边疆安全，抗击倭寇入侵。“南北驱驰”，还有急切奔走的意思，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和对敌人的恨。第二句以拟人手法，写花草“笑”对自己一生，不仅表明“江花边草”是自己“南北驱驰”的见证，而且写出花草有情，赞许自己平生所尽的努力，具有幽默的自豪感。
三、四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横戈，横着拿戈。戈古代主要兵器横刃，长柄，这里泛指武器。这两句明白如话像是信口吟出的，却十分响亮有力。意思说:我一年到头都是手持武器，在马上度过的。作者戎马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喜爱这种生活，诗中没有流露一点劳累愁苦的情绪，相反，充满了自豪感感和乐观精神。“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是一年，而是年年如此，其间风餐露宿，刀光剑影，该有多少艰辛和危险呀!但作者却说得那样轻松自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算不得什么，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概!横戈马上则活画出一位爱国英雄的凛然英武形象。在这样的英雄面前，任何敌人都休想进犯一步它。
这首诗气势豪壮，情调昂奋，是英雄的自白，又是英雄的颂歌。叙述平生，只用“南北驱驰”，便高度概括，然后以“江花边草”加以衬托，凝炼生动。描写形象，先展开开阔的时间空间，接着推出移动着的特写镜头，英雄鲜明高大，神采飞扬，可敬可爱。全诗字里行间，洋溢着难以遏制的自豪和战斗的激情给人强烈的感染。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梅花冰肌玉骨，半霜傲雪，经冬凛冰霜之操，早春魁百花之首，以韵胜，以格高，故为历代人们所喜爱。文人学者更是植梅、赏梅看作是陶情励操之举。杨无咎这首词，借咏梅以抒发自己的情操，寄托幽思，刻画了一位生性孤傲、不随波逐流的世外高士的形象。杨无咎，南宋时画家、词人，字补之，号逃禅老人，清夷长者。高宗时，因不愿依附奸臣秦桧，累征不起，隐居而终。尤善画梅。
词作上片通过对梅花生长的环境、外在形象的描绘，着力刻画出梅花超凡脱俗 的韵致。“茅舍疏篱”，这是梅花生长之处。历来文人雅士总喜欢把他们眼中的梅花置放在清幽、远离尘世的地方，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梅花》），“春来幽谷水潺潺，的滴梅花草棘间”（苏轼《梅花二首》之一），“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卜算子?咏梅》），等等。杨无咎在这里同样也开宗明义，把他所喜爱的梅花置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无非 是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超凡脱俗，高洁自爱。“半飘残雪，斜卧低枝”两句，是以比拟手法来正面刻画梅花形象。上句写梅花之洁白晶莹，下句刻绘梅树姿态之飘逸，这句是化用林逋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末三句笔锋一转，紧承首句，再度刻画梅花周围的环境，从而使得整个画面显得更富清幽、高雅的意境：白云缭绕、修竹萧萧、皓月高悬、溪流潺潺。这个画面比林逋诗句的内涵更大，境界更清幽，更有特色。这些景致和意象是隐士生活不可或缺的，它们都具有隐士的生活和品格高洁的象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词人虽写梅，然而根本之点却不在于梅，这就为下片的抒情作了很好的铺垫。
下片词人笔锋转向刻写自己，一位在梅树前伫足凝思的词人形象跃然纸上。“宁宁伫立移时”，“宁宁”，神情专注貌；“移时”，谓时间经过之久，与历时、经时意同。这句是刻画词人自己在梅花树前驻足观赏、凝思。“判瘦损，无妨为伊”，意谓为了观赏梅花、从梅花那里汲取精神力量，陶冶性情，以致“瘦损”了自己的身体也“无妨”。这里看出词人对梅花的迷恋倾心程度之深。这句的写法，以退为进，与柳永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三句：“谁赋才情，画成幽思，写入新诗”。词人觉得光整日价伫立在梅花前流连观赏还远远不够，最好还能让梅花的飘逸神韵、高洁品性时刻与己相伴，于是他便祈想：谁能赋于我才情，能够把梅树的倩影与神韵描画下来、用词章把她刻画下来，成为永恒的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