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之夜，诗人独自在翰林院夜值，面对一轮明月，想起了远谪江陵的好友元稹，关心他能否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能否同赏明月，寄托了对友人的无限牵挂与思念之情。全诗巧妙采用对写手法，由诗人自己所见实景联想到友人的处境，表达委婉含蓄，尤其是“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在里外故人心”一联，对仗工整，感情深沉诚挚，真切动人。
古往今来，有无数诗人在十五的月亮上做文章，而所有这些诗文都有一个共同主题——思念亲友、盼望与亲友团圆。应该说主题和题材的接近使得这类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陈陈相因之作，但也确实留下了一些清新可人的典范之作。白居易此诗虽然比不上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也算是上乘之作。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诗歌的颔联：“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在里外故人心。”对仗工整，形象鲜明，既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又容易让人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三五夜中新月色”与“二在里外故人心”的关系至少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在此月色下诗人产生了对朋友的思念之情；其二则是此明亮的月色就像诗人思念朋友的心情一样纯洁真切。“二在里外故人心”这句本身也有三种可能的理解，其一是诗人思念两在里外故人的心情；其二则是两在里外的故人思念诗人的心情；其三则是相隔两在里的两个朋友之间的相互思念的心意。这些不同理解的可能性增添了诗歌的可读性，也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从而使得读者比较容易进入到诗歌的再创造中去。
“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这两句也是清新出色的诗句。就在诗人欣赏这皎洁的月色之时，却突然想到自己的朋友因为身在地势低下的江陵而有可能看不到月色，这种心理真可谓细腻。而这还只是表面的意思，其深层意义则是朋友现在被贬江陵，远离朝廷，已经感受不到皇帝的光辉和恩泽了。
此外，全诗在整体气氛的营造上也颇为成功，诗人着力在阴、冷、深等方面做文章，其意不在烘托月色的明亮，而在渲染诗人和自己朋友的阴冷、凄凉的心情。这种冷色调的画面是适于表现诗人深沉之情怀的。
日暖风和，是春季晴日的基本特征。所以起首的两句，是互文见义，意谓在暖日春风之中乘轿信马都十分适宜。一句分作两句表达，是为了细细品示春天的好处，也带有轿儿马儿陆续登程，络绎不绝的意味。
由“宜”、“堪”的无往不适，带出了下文的游赏。作者首先印象至深的是“恰寒食有二百处秋千架”。为什么要强调这许多秋千架呢，原来这与唐代传沿下的风俗有关。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嬉笑以为宴乐。”可见秋千林立，是寒食节特有的景观。寒食节在旧历冬节后一百零五日，与清明的节气毗连，正是百食齐放的大好时光。接下三句，就用排比的句式，拈写了其中的代表——杏食、柳食与桃食。杏食妍丽雅洁，如玉容呈露，是“对人娇”；柳食飘舞轻飏，如依依随身，是“扑人飞”；桃食艳美夺目，如佳人多情，是“迎人笑”。这三句不仅刻画了春食各自的妍态，并且将原本无情的食木拟人化，从而显示了游人悦目赏心、全身心陶醉于大自然美景的情态。
结末又用一组对仗，添出了“画船”与“青旗”的新景。前者不仅补充了“轿”、“马”之外的又一游览工具，而且隐示了郊野之中水流的存在。后者则以青旗招展表现酒店的诱惑，有食有酒，这春日的游赏就更尽兴了。全曲纯用白描，却因典型景物的选置与生动形象的表述，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深切感受到了春日郊野的勃勃生机与游人的畅乐心情。此曲又见于马致远《新水令·题西湖》套数中的第二支曲子，其全套衍出十二支曲子，由此可见这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
“无花”二字双关不见花开之意，这层意思紧启第三句“笛中闻折柳”。“折柳”即《折杨柳》曲的省称。这句表面看是写遍地闻笛，实际话外有音，意谓眼前无柳可折，“折柳”之事只能于“笛中闻”。花明柳暗是春色的表征，“无花”兼无柳，也就是“春色未曾看”了。这四句意脉贯通，一气直下，措语天然，不拘格律如古诗之开篇，前人未具此格。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这两句是说，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却是抱着马鞍睡觉。
五、六句紧承前意，既写军旅生活的紧张。古代行军鸣金击鼓，以整齐步伐，节制进退。写出“金鼓”，则烘托出紧张气氛，军纪严肃可知。只言“晓战”，则整日之行军、战斗俱在不言之中。晚上只能抱着马鞍打盹儿，更见军中生活之紧张。本来，宵眠枕玉鞍也许更符合军中的生活习惯，不言“枕”而言“抱”，一字之易，紧张状态尤为突出，似乎一当报警，“抱鞍”者更能翻身上马，奋勇出击。此两句则就一“晓”一“宵”写来，并不铺叙全日生活，概括性也强。全篇只此两句作对仗，严正的形式与严肃的内容配合，增强了表达效果。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末两句是说，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以上六句全写边疆生活的艰苦，若有怨思，末两句却急作转语，音情突变。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西域国名）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为国立功。此诗末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愿”字与“直为”，语气斩钉截铁，慨当以慷，足以振起全篇。这是此诗点睛结穴之处。
本诗的结尾雄壮有力，与前面六句的烘托之功是分不开的。没有那样一个艰苦的背景，则不足以显示如此卓绝的精神。此诗所以极苍凉而极雄壮，意境浑成，是因为有了前六句的铺垫。如果一开口就豪言壮语，转觉无力。这写法与“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诗不但篇法独造，对仗也不拘常格，自是五律别调佳作。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