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早春》，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明媚动人的景物，最后两句显示出作者遭到贬谪后消沉郁闷的心情。
作品抓住春雨初晴，阳光返照，山杏吐艳，水苹争绿，白雁低飞，黄鹂语涩几个最富早春特征的意象进行了突出的描绘。大雨刚过，地面和湖上经过雨水的冲洗，妩媚之中更添清新之感。早春时节，尚有冷气袭人，而阳光返照，不仅景色秀丽，复有温暖明快之感；山杏发，水苹生，欣欣向荣，红绿相映，色彩对比鲜明，是早春时节最富特征的景色，也是这幅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毫无秩序可言，显示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之态，故用“乱”字点出；而湖面之水苹，一望无际，犹如整齐地铺在水面上的绿色草坪，故说“平铺”。“平”字作用有二：一是描述水苹的整齐，其次它与“铺”字合用，有平展、阔大无边的意思，令人想见湖面的阔远与水苹的茂盛。四句之中，云、雨、阳光、山杏、水苹几个意象的描写都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早春征候。然而若尽乎此，又似乎有些美中不足，原来还缺少最具生命活力的动物。五、六句“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因为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的白雁不得不低空飞行；同样由于雨水的淋浇，黄鹂的舌头也颇有些生涩不听使唤之感。然而，它们一个不顾身上雨水未干，仍然翩翩起舞，一个虽然舌涩但也禁不住歌唱呜叫，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刚刚到来的春天太美妙，太富有魅力了。它们的飞舞和鸣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妩媚可人之态。
前人云“刻画早春，有色泽，腹联尤警”(《唐宋诗醇》卷二十三)正是指出第三联的关键作用。有了这一联，一幅完整的《南湖早春》图才宣告完成。诗的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消沉的心情。面对如此美妙的春天，诗人尚且缺乏兴致，无心情可言，则其内心必有巨大的隐痛。此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微，而诗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对于一个被贬在外的下层小吏来说，即使有贤才良策也徒然无用。忧国忧民、衰病不堪的诗人，怎么会有兴致欣赏美妙的春色呢?同时，春色愈美，国家河山愈可爱，就愈让人担心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可怕后果。所以“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在爽心悦目的早春景色面前，思前瞻后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时值初春，景象不同于其它季节，也有别于仲春、暮春。诗人选取了傍晚时分雨住天晴、返照映湖这一特定角度，着重描绘了山杏、水苹、白雁、黄鹂这些颇具江南风情的景物，惟妙惟肖地画出了南湖早春的神韵。时令尚早，大地刚刚苏醒，山杏初发，花开得不多，点缀在湖光山色中，故谓“碎红”，“乱点”则一下将杏花随意开放、随处点染的神态活画出来。“乱”并非杂乱、零乱，而是自然、随意，诗人写西湖春景时亦说“乱花渐欲迷人眼”（《钱塘湖春行》）、“乱峰围绕水平铺”（《春题湖上》），都从“乱”中见出天然情趣，毫无人工的矫揉。水苹新生，叶子平铺水面，“平”与“乱”相互映照，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惟在水乡；才见此景致，也让人觉得随着季节的推移，春色转浓，它们也会在湖面上不断伸展、扩大。写了看似静止的景物，诗人又转而接笔描绘了湖上的雁影莺声，静与动、景与声相映成趣。严冬刚过，大雁尚未从冬天的慵懒状态中恢复过来，还不善高飞，在湖上飞得低而缓慢，诗人以一“重”字活现出了它此时慵懒、笨拙的神态。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禁锢，黄鹂在初展歌喉时也难免舌涩口拙，不能婉转高歌。白雁翅低、黄鹂舌涩，莫不带有早春时节它们自身的特征，也别具情趣。它们不惟使诗人所描绘的画面有了动感，且有了声音，也让人感到它们不久即会振翅高飞，舒喉长鸣。一幅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早春画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白居易倡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诗文的艰深晦涩，他的诗家弦户诵，流传中外，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与他诗歌的通俗易懂分不开。若以此以为白居易不注重诗歌的推敲锻炼，则与他的创作实际大相径庭，有时他的作品太自然了，反让人不易觉察他创作的苦心。这首《南湖早春》，适可见出他诗歌创作的功力与匠心。
诗人切人诗题选取了雨后初晴这一独特角度，简洁明快，起笔便向人描绘了一幅清新明澈的画卷：暖风吹回，云彩散开，雨止天晴，尤可喜的是太阳的返光回射湖边，一切显得温暖而又明亮，诗人的心情也隐含其中。首联两句十四字，包含了多少事物，刻画它们的特征可谓一语传神。轻捷地将诗境展开之后，诗人便妙笔点染湖上景物。山杏初发，诗人以“乱点”见其自然情致，苹叶新生，诗人用“平铺”示其生长情景，各极其趣，“乱点”、“平铺”亦都使原本静止的事物有了动感，让人仿佛看到春天不断生长的力量。说黄鹂“语未成”尚属常见，谓白雁“飞仍重”则是诗人的创造，一“重”字活画出了早春白雁难以奋翅高飞的情态，不知诗人斟酌了多少次，才最终选定了这足以让人折服，让白雁俯首的“重”字。白雁“飞仍重”尚可意会，黄鹂“语未成”则简直无法在画中表现，惟可于诗中传出。春光明媚，诗人绘影图形，也不忘着色。山杏与水苹的“碎红”、“新绿”交相辉映，白雁、黄鹂为春光增了色彩，亦使得画面添了动感，传出声音。诗人所描绘的鄱阳早春，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视觉、有听觉，还有触觉，给人以全方位的整体感受，让人看到多姿多彩、生趣盎然的春天画卷，这实也离不开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锻炼，对谋篇布局的推敲。
景致的选择，语言的运用，毕竟属于外在、表面的东西，深入品味不难发现，这首《南湖早春》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的精神、情感实灌注在笔下的景物中。风回云断，雨住天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合人心意，那风似也可吹去人心头的阴翳，让人心境亦如夕照下的湖面，立时明朗起来。湖上安详的色彩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山杏、水苹也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值此早春时节，诗人当也感受到春天的希望与温馨。此诗作于诗人谪居江州时，在此之前不久，诗人刚经历过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痛苦与挫折。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夏，宰相武元衡被人谋杀，忠直的白居易愤而上疏，请求朝廷缉捕凶手，洗血国耻，反被政敌诬为越职言事，于是年秋被远贬江州，现在冬去春回，创伤渐复，江南春色让他感到惊喜、欣慰。可心头的阴云毕竟还未散尽，不能奋飞的白雁，学语未成的黄鹂，莫不带有他自身的影子，他在它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情感。在远离京城的谪居之地见到春归，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欣喜有所憧憬，又难以将原先心头积存的愁苦完全摆脱。总观全诗，诗人对江南春色是由衷喜爱，掩饰不住的，他虽自叹“年年衰病减心情”，可随着春光转浓加深，心情想也会日益开朗起来。
辛弃疾的这首《感皇恩》词，向来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首词纯是抒写作者读《庄子》的感想，并无追悼朱熹之意。还有人认为此词前片是作者读《庄子》之所感，后片是悼念朱熹。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汉语大词典》编委吴战垒先生认为此词实是作者对《庄子》有新的领悟，由此而赞朱熹文章的不朽，以表对故人的思念。
按照吴战垒的说法，词的上片“案上数编书”五句，是说自己熟读老庄之书 ，口头上也会说“忘言始知道”那一套玄理，而实际上未忘做到“忘言 ”。
“万言千句 ，不自忘忘堪笑 ”，作者是一位词人，平时不废吟咏，这看似与“忘言知道”产生明显的矛盾。这几句表面上似乎自嘲，实际上是对老庄哲学的否定，说明作者读老庄之书乃意有所寄，而并非真的信仰老庄那一套。另一方面，就老庄本身来说，他们一面提倡“忘言知道 ”，一面却又著书立说，可见他们自己也不忘做到“忘言 ”。从这两层意思不难体会到作者这里实际是在批评老庄的“忘言知道”是虚伪的。话说得非常深曲。
“今朝梅雨霁，青天好”两句，表面是说天气，实际上是暗示作者对老庄哲学有了真正的体会，不受其惑，仿佛雨过天晴，豁然开朗一样。这两句以景喻情，不着痕迹。
下片“一壑一丘”三句，写自己放浪山林的隐退生涯，显得语淡情深，似旷达而实哀伤；尤其是“白发多时故人少”一句，感情真挚，语意深邃。“白发多 ”，是感叹岁月蹉跎，有壮志消磨的隐痛；“故人少”，则见故旧凋零，健在者已经寥寥无几了。这一“多”一“少 ”，充分表达了作者嗟己悼人的情怀。这样，词的语气也就自然地过渡到对朱熹这位故人的悼念。
“子云何在”四句，是以继承儒家道统的扬雄相比，称道朱熹的文章著述将传之后世。由此可见，这首词上下片貌离神合，命意深曲而仍有踪迹可寻。从表面上看，正面悼念的话没有几句，其实，通篇都渗透着追悼之意。不论正说、反说、曲说、直说，其主旨都归结到“立言不朽 ”。所以说，辛弃疾这首短小的悼人词，既富有哲理意味，又显得情致深长，在艺术手法上是相当成功的。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宋玉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在《史记·屈原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古今人表》中，都说宋玉生于屈原之后，到王逸才第一个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还说《九辩》是思师之作。宋玉的作品，现存十四篇，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十六篇（其中一些已残缺），可见有些作品已亡佚。现存作品中，以《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最为著名。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情胜理，用形象思维的手法，把浪漫主义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他的作品与屈原的作品一样，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中悲秋、神女、美人、风雨、山川、游历等主题，一直影响着后代的中国文学。主题
《九辩》的悲秋主题，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情深意长的悲秋之作。把秋季万木黄落、山川萧瑟的自然现象，与诗人失意巡游、心绪飘浮的悲怆有机地结合起来，人的感情外射到自然界，作品凝结着一股排遣不去、反覆缠绵的悲剧气息，勾起人们对自然变化、人事浮沉的感喟，千古之下，仍感动着无数读者。
《九辩》现传本子中，有分为九章的，也有分为十章的。其实，无论分九章、十章，都没有必要作过多的争辩，因为全篇作品，贯穿的只是悲秋主题。在不同的诗章中，不过是把悲秋情怀反覆咀嚼、重沓喻示而已。今参酌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分为十章。
开头，就鲜明地点明了主题：“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在先秦典籍中，虽然不乏人们对秋寒的畏惧，但更多是秋天农作物收获的喜悦。宋玉却把秋天万木凋落与人的遭遇联系起来。“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失去官职，没人同情，独自流浪，人过中年事业无成，所有不幸，仿佛都集中在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身上。于是，这位贫困、孤独、哀怨的流浪者，眼目中秋天的景物，无不带上悲伤的颜色。贫士悲秋主题一旦确定，诗歌就顺利地展开了。
从第二章到第十章，《九辩》反覆抒述见秋而悲的原因。不能为世所用而事业无成，是萦绕心怀的痛苦。造成这种痛苦也是多方面的。第二章说“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美丽的女人竟然被抛弃，独自飘零远方，而所思恋之君却不理睬，爱情破灭了，能不伤心吗！第三章写一路所见秋色，眼中都是凄凉。你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寒露下来，百草焦黄，乔木落叶，春天的群芳与夏日的浓荫，都消失了。“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季节过去了，草木只能黄落；机遇失去了，贫士唯有悲哀。第四章在脉络上遥接第二章，还是以一个被君所弃的美人口吻，写她求爱不遂的悲苦。“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大门紧闭，门外恶狗狂吠，怎能传送去一片心意呢?无奈之下。只好“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在秋草摇摇的水泽边，伤心人只能仰天悲叹了！
第五章是直接模仿屈原的《离骚》和《涉江》的，所以历来评论者，大都认为《九辩》的政治性社会性就在这一章中。特别是诗中用了姜太公九十岁才获得尊荣的典故，显示诗人参与军国大事、建功立业的希冀。不过，诗中直接论及当时国家形势并不明显，反而是突出不为世用的悲哀：“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如果与诗歌中的贫士形象相联系，就可以领会到，宋玉所说的是：如果贫士为君王所用，也能像姜太公一样立下赫赫功勋；如果不能为君王赏识，只能“冯郁郁其何极”，悲愤郁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消散了！这一章笔墨集中在贫士自身进行抒情。
第六章承第五章，意蕴主旨复沓。不过，着重写霜露霰雪，突出了秋已深、冬即至的季节特点。“愿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与野草同死”，季节不等人，岁月不等人，贫士失意，虽然怀着侥幸心情等待，然而仍然是无望的等待。冬季来临，能熬过这严寒吗：“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由悲秋发展到惧冬，贫士的心情更紧迫也更凄苦了。
第七章全然抒发岁月流逝的感伤，诗中秋夜、夕阳、流水、明月，无不加强了岁月不居、一事无成的慨叹。
第八章、第九章，诗歌集中突出“失人”的悲哀。所谓“失人”，一方面指掌权得势的都是薄幸小人，奸臣当道，把持国柄，使社会污秽混乱；一方面指如贫士一类贤人被弃置不用，心怀壮志宏才却不得施展，还受到小人的排挤、压迫。在悲怨之后，诗人仍然抱有希望，“罔流涕以聊虑兮，惟著意而得之”。要擦干眼泪去唱歌，壮气可嘉，但底气不足，因为“失人”的现实仍然存在，贫士要抒怀，只能依赖幻想了。这秋天的悲哀，仍然盘结在贫士心胸之间。
最后第十章，是全诗的结束。悲秋如何了结呢?只有依赖浪漫主义的想像：人间得不到的，天上能够补偿。于是，贫士“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离开躯体的精魂，穿过太空的日月虹气，成了天上神灵的主宰，朱雀、苍龙、雷师、风神都听他调遣，成了他车驾的扈从，多么神气又多么得意！贫士之贫变成了贵，悲秋之悲变成了喜。悲秋的主旨却引出一个欢乐结尾，然而那欢乐只是幻想的虚构的欢乐。贫士得志，是虚幻的想像的得志，现实社会中，秋天仍然是草木黄落，贫士仍然是不为世用。现实与想像的强烈对比，把悲秋主题更加强化了。
《九辩》把一个贫士在深秋时节“失时”、“失人”的心境写得生动精彩，有很强烈的感染力。悲秋主题得到形象的感性的抒述。不过，从社会意义而言，此诗虽然也有伤时之语，但总的说来缺乏社会的指涉性。所以司马迁说“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从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来看，《九辩》是很成功的作品。悲秋题旨，本来是古代南方文学（以《楚辞》为代表）的特点之一，最能显示楚骚精神的浪漫主义色彩。《九辩》把悲秋题旨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成为后代人们学习的典范。从此，在中国文学中，悲秋一直是诗文家喜爱的题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秋风辞》，潇洒俊秀的曹植有《秋思赋》、《遥逝》，高瞻远瞩的曹丕有《燕歌行》。魏晋南北朝诗人笔下的秋天，大都带有《九辩》悲秋的气息，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之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以悲秋带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恨，更为悲秋主题谱写出新曲。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诗词中的悲秋之风始终弥漫不散。悲秋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母题之一，产生了许多动人的作品，而《九辩》原创性的功劳，当是不可抹杀的。
寒食在农历三月初，清明前一二日，此时春已过半。王元鼎的这组《寒食》小令共存四首，此是其中第二首。另外三首主要描述流逝的春光在作者心里引起的丰富、复杂的感受，或惹动莫名的困倦，或撩拨缠绵的情思，或萌发及时作欢的欲念，主观色彩表现得比较浓烈。这一首却不同，作者不直接宣泄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融情于景、含藏不露的抒写手法，把对春天的喜悦之情完全融化在一片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声光画面之中。
在这支小令中，“乳鸦鸣啼”、“雨润堤沙”、“画楼净瓦”、“彩绳半湿”及“红日上窗纱”、“街头卖杏花”等，勾画出寒食时节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春天的喜悦之情。语言清新典雅，虽然多处化用前人诗意名句，却自然流畅，毫无牵强拼凑、陈旧过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