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的一位门客，从蜀地带回一妓，门客将她安置在外室居住，这位门客每隔数日去看望她一次。客偶然因患病而暂时离去，引起了蜀妓的疑心，客作词解释，妓和韵填了这首词以作答。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
蜀妓疑团虽已得释，但怨气犹在，故开端三句写道：“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这定是针对客词的内容而发的，所以故意以恼怒的口吻，嗔怪其甜言蜜语、虚情假意。连用四个“说”字，是为了加强语气，再加上“动便”二字，指明他说这些花言巧语已是惯技，不可轻信。其实她此时心头怒火已熄，对其心爱之人并非真恨真怨，只不过是要用怨语气气他，以泄心头因相思疑心而产生的郁闷，而这恰恰也是对他深爱和怕真正失去他的一种曲折心理的表现。
对对方情急盟誓和申辩，这位职明灵巧、心地善良的女子终以半气半戏之笔加以责怪：“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满生教底？”脱空，是指说话不老实、弄虚作假。宋代吕本中《东莱紫微师友杂记》说：“刘器之（安世）尝论至诚之道，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话，便是脱空。”“脱空”当是宋人俗语，她借此讽其所爱之人的殷殷的盟誓之言是念的一本扯谎经，不过是骗她而已。再补上一句“是那个满生教底？”以俏皮的口吻出之，至此，蜀妓佯嗔带笑之态活现在读者眼前了。
下阕蜀妓回过口气来，申说自己相思之苦：“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连用四个“不”字，“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与上阕四个说相对的深重，而“一味供他（为他）憔悴”，更见其痴爱。这正化用了情思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尽管她精神上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而情意仍诚挚不变：“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功夫咒你。”连爱都来不及，那还有时间去咒你，这表现得极为真切入微！这是舍不得咒，不忍心咒呵！从这至爱的深情，可知其上阕对客的责怨。也全出于爱之过甚。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妓女，被人轻视，求偶极难。“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是多少烟花女子切身痛苦的体验。而一旦得一知心人，又是多么害怕失去他。故蜀妓此时所表现的又气又恼、又爱又痴的情态是极真实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
全词感情发自肺腑，出之自然。语言通俗，文意浅白，几乎全用口语，不假雕饰，更不隐晦完全出于真情实感不但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更加个性化，且使全词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张耒在《贺方回乐府序》中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也。”蜀妓词之至妙，恰是如此。
这是一首记述前朝之后来大周王室助祭之行的乐诗。全诗共八句，不分章，按诗意来分有四个层次。首二句“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是以飞翔在天空的白鹭起兴，引出下文“亦有斯容”的描写。商人尚白，且是鸟图腾民族，通体羽色纯白的鹭鸟当被商人视为高洁神圣之物，它飞翔时优美的动势，栖止时从容的神态，今人且不免赞赏备至，何况是刚从原始自然神崇拜时代发展过来不久的商周人，它正是外在的美好仪表与内在的高尚精神完美统一的象征。
于是，三、四两句“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周人将朝周助祭的微子与被商人珍视的白鹭相比，对他大加赞美。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昕，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因此孔子称赞他是殷“三仁”之一。在他被周王朝封到宋国后，对外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对内广施仁德，得到殷商遗民的拥戴，他的德行堪受称扬，自属当然。至于微子的风度仪容，虽说史无明文说他怎样潇洒俊美，但肯定是十分出色的，否则“亦有斯容”之句便有落空之嫌。
下面五、六两句“在彼无恶，在此无斁”，是夸誉微子在宋国内外都有较融洽的人际关系。“在彼无恶”，是指微子在宋国之内受到殷民的拥护：“在此无斁”，是指微子朝周时受到热烈欢迎。这两句实际说明两个问题：微子作为被周所灭的殷商之后，在胜利者周天子面前，能够表现出不卑不馁的气度确实难能可贵；而作为胜利者的周王朝君臣，在微子面前，能够表现出不亢不骄的气度，对昔日的敌国之后以礼相待，善加照顾，也体现出一种恢宏博大的泱泱大国之风。
七、八两句“庶几夙夜，以永终誉”，许多解家都理解为对微子一人而言。就文本的深层语义来说，这两句应是对双方而言的。即作为失败者的后裔要坚持这种不卑不馁的精神，使亡国之族得到新生；而作为胜利者的周室君臣，也要永远保持这种不亢不骄的气度，团结各邦各族，消释历史积怨，彼此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才能“以永终誉”。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